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广播体操这项“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大地上,一出生便风华正茂。
1951年11月24日这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低到了35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政府迫切希望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广播体操新颖有趣、简单易行,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国上下的青睐。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由于当时必须借助广播的形式——每天占用52个波长,总计1205分钟,所以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就成了推行的“旗手”。他们邀请当地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共同商讨,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各地冒出了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等组织。
1952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总结广播体操推广半年来的丰硕成果。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但是好景不长,1954年夏天便出现了新情况。据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出操人数开始呈现下降趋势。重庆市人民政府有7个单位,坚持做操的人数由80%降低到20%。北京、天津等地也有类似现象出现。
为重新激起人们的做操热情,1954年7月,第二套广播体操公布了,相比每一节几乎只有一个动作的第一套,第二套的运动量大些,并适量增加了下肢运动量,动作难度也有所增加。“呼吸运动”和“整理运动”被取消了,原因是大家觉得每节动作的操练中,都必然要进行呼吸。
到1957年第三套广播体操出炉时,做操已经被看成时尚。那天,《人民日报》特意刊发了消息,文中记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今年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一公斤,多则六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
前三套广播体操的原则以简单好学为主,1963年4月15日正式公布的第四套开始趋于成熟。除了运动量在前操基础上继续增加之外,动作也开始强调新颖和优美。此外,本套操第一次出现了少数民族语言版。
从1951年到1963年,广播体操的“产出”最为稳定,数量也最多,平均每3年左右更新一次,因适应时代要求和民众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而深入人心,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广播体操的鼎盛时期。
举国上下对广播操的狂热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五套广播操从1969年开始创编,直到1971年才完成。期间,生产学习以及日常生活都面临极大动荡,广播操的创编还是断断续续坚持了下来,而且因为受到样板戏的影响,第五套广播体操把“精益求精”当做最高指导原则。这套操,动作新颖活泼,活动部位比较全面,难度和运动量也比过去稍大,还穿插着模仿生产劳动和舞蹈形象的动作。
这一时期还诞生了具有阶级斗争功能的“语录操”。这种操与广播操的套路相似,只是给每个小节都添加了毛主席语录内容,动作表现上也灌注了强烈的情绪,人们在做操的同时,高声朗读语录。
受到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广播操开始演化成非自愿原则下的政治任务。有的地方强迫农民早上做操,否则就扣工分;有的为了搞大型广播操比赛,还采取了半脱产、记工分的方法进行强化训练。
不过,这个时代的广播操也成就了一个人。北京厂桥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所以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他就是日后妇孺皆知的“功夫皇帝”李连杰。
时间摆脱政治的阴霾,从70年代末开始进入改革开放阶段。1981年9月1日,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其动作新颖、舒展,并首次配制了两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以此来增加人们做操的兴趣。然而,这种增加趣味性的努力被淹没在健身方式多元化的浪潮中。外来的迪斯科、健美操,传统的太极拳、气功、武术都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群众健身活动的可选择性日益丰富。而与时代大潮的活跃因子形成对立的是,这一阶段的广播操工作,其严肃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广播操比赛被当做政治任务,评比严肃,单位重视,甚至有机构脱产练习。
在自愿与强迫、乏味与多样的矛盾中,广播操的民众支持度快速下滑。到了80年代中期,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各广播电台悄悄停播了广播体操节目,其中北京电台是1983年悄然停播广播操音乐的。
为了挽回广播操在民众心目中日渐式微的局面,1990年5月8日问世的第七套广播操,突出“难、新、美、全”,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制作挂图。据后来调查,人们普遍反映这套动作难度较大。难度的门槛为广播操的推广雪上加霜。1997年出台的第八套广播操删繁就简,怎奈民心已去。这之后,体育总局不再组织创编广播操;创编组的成员也开始反感,万人广播操比赛使得人们做操“像木偶一样”,违背了活泼、健体的初衷。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这一年北京电台“在听众的强烈要求下”恢复中断了20年的广播操音乐。到2007年,“奥运会就要开始了,奥运会的赛事转播比较密集,时间也不固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不能保证播放广播体操。”(北京体育广播台台长陈晖语)因此,北京电台再度停放广播操音乐。
2009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健康北京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行动规划(2009年—2018年)》,规定要开展工间(工前)操活动,保证每名职工每日1次健身活动,每次不少于20分钟,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市卫生局等部门共同推进并恢复了广播体操。为此,北京市总工会发布[2010]5号文件——关于落实《健康北京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行动规划(2009—2018年)》广泛开展工间(工前)操活动的意见,意见提出本次恢复广播操的目标为:一是、到2011年,国有企业参与工间(工前)操活动要达到100%,机关事业单位要达到70%;二是、到2014年,全市职工参与工间(工前)操活动要达到90%;三是,到2019年,全市职工参与健身活动,参与工间(工前)操活动普遍成为职工的自觉行动,职工身体健康素质得到有效提升。
于是,2010年8月9日,在度过北京奥运会开幕两周年暨第二个全民健身日后,广播体操的音乐再次在北京广播电台中响起,一场关于广播操存废的讨论再次从首都开始,在昆明,在南京,在哈尔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
1951年11月24日这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低到了35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政府迫切希望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广播体操新颖有趣、简单易行,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国上下的青睐。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由于当时必须借助广播的形式——每天占用52个波长,总计1205分钟,所以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就成了推行的“旗手”。他们邀请当地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共同商讨,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各地冒出了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等组织。
1952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总结广播体操推广半年来的丰硕成果。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但是好景不长,1954年夏天便出现了新情况。据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出操人数开始呈现下降趋势。重庆市人民政府有7个单位,坚持做操的人数由80%降低到20%。北京、天津等地也有类似现象出现。
为重新激起人们的做操热情,1954年7月,第二套广播体操公布了,相比每一节几乎只有一个动作的第一套,第二套的运动量大些,并适量增加了下肢运动量,动作难度也有所增加。“呼吸运动”和“整理运动”被取消了,原因是大家觉得每节动作的操练中,都必然要进行呼吸。
到1957年第三套广播体操出炉时,做操已经被看成时尚。那天,《人民日报》特意刊发了消息,文中记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今年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一公斤,多则六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
前三套广播体操的原则以简单好学为主,1963年4月15日正式公布的第四套开始趋于成熟。除了运动量在前操基础上继续增加之外,动作也开始强调新颖和优美。此外,本套操第一次出现了少数民族语言版。
从1951年到1963年,广播体操的“产出”最为稳定,数量也最多,平均每3年左右更新一次,因适应时代要求和民众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而深入人心,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广播体操的鼎盛时期。
举国上下对广播操的狂热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五套广播操从1969年开始创编,直到1971年才完成。期间,生产学习以及日常生活都面临极大动荡,广播操的创编还是断断续续坚持了下来,而且因为受到样板戏的影响,第五套广播体操把“精益求精”当做最高指导原则。这套操,动作新颖活泼,活动部位比较全面,难度和运动量也比过去稍大,还穿插着模仿生产劳动和舞蹈形象的动作。
这一时期还诞生了具有阶级斗争功能的“语录操”。这种操与广播操的套路相似,只是给每个小节都添加了毛主席语录内容,动作表现上也灌注了强烈的情绪,人们在做操的同时,高声朗读语录。
受到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广播操开始演化成非自愿原则下的政治任务。有的地方强迫农民早上做操,否则就扣工分;有的为了搞大型广播操比赛,还采取了半脱产、记工分的方法进行强化训练。
不过,这个时代的广播操也成就了一个人。北京厂桥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所以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他就是日后妇孺皆知的“功夫皇帝”李连杰。
时间摆脱政治的阴霾,从70年代末开始进入改革开放阶段。1981年9月1日,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其动作新颖、舒展,并首次配制了两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以此来增加人们做操的兴趣。然而,这种增加趣味性的努力被淹没在健身方式多元化的浪潮中。外来的迪斯科、健美操,传统的太极拳、气功、武术都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群众健身活动的可选择性日益丰富。而与时代大潮的活跃因子形成对立的是,这一阶段的广播操工作,其严肃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广播操比赛被当做政治任务,评比严肃,单位重视,甚至有机构脱产练习。
在自愿与强迫、乏味与多样的矛盾中,广播操的民众支持度快速下滑。到了80年代中期,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各广播电台悄悄停播了广播体操节目,其中北京电台是1983年悄然停播广播操音乐的。
为了挽回广播操在民众心目中日渐式微的局面,1990年5月8日问世的第七套广播操,突出“难、新、美、全”,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制作挂图。据后来调查,人们普遍反映这套动作难度较大。难度的门槛为广播操的推广雪上加霜。1997年出台的第八套广播操删繁就简,怎奈民心已去。这之后,体育总局不再组织创编广播操;创编组的成员也开始反感,万人广播操比赛使得人们做操“像木偶一样”,违背了活泼、健体的初衷。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这一年北京电台“在听众的强烈要求下”恢复中断了20年的广播操音乐。到2007年,“奥运会就要开始了,奥运会的赛事转播比较密集,时间也不固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不能保证播放广播体操。”(北京体育广播台台长陈晖语)因此,北京电台再度停放广播操音乐。
2009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健康北京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行动规划(2009年—2018年)》,规定要开展工间(工前)操活动,保证每名职工每日1次健身活动,每次不少于20分钟,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市卫生局等部门共同推进并恢复了广播体操。为此,北京市总工会发布[2010]5号文件——关于落实《健康北京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行动规划(2009—2018年)》广泛开展工间(工前)操活动的意见,意见提出本次恢复广播操的目标为:一是、到2011年,国有企业参与工间(工前)操活动要达到100%,机关事业单位要达到70%;二是、到2014年,全市职工参与工间(工前)操活动要达到90%;三是,到2019年,全市职工参与健身活动,参与工间(工前)操活动普遍成为职工的自觉行动,职工身体健康素质得到有效提升。
于是,2010年8月9日,在度过北京奥运会开幕两周年暨第二个全民健身日后,广播体操的音乐再次在北京广播电台中响起,一场关于广播操存废的讨论再次从首都开始,在昆明,在南京,在哈尔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