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贫穷、饥饿在家乡的小村庄到处蔓延。生活就像冬天灰蒙蒙的村庄一样，冷在心里，单调乏味，缺乏生机，我想逃离这种生活。
　　四五岁时，母亲带我下地割麦子。夕阳西下，原野上是望不到边际的金黄。母亲脸上淌下的汗水湿透了前襟。一里之外，是一条蜿蜒的公路，半天跑过一辆红色的“票车”（客车）。母亲说：“这些人要到远方去啊！”这话撞击着我幼小的心灵，我觉得自己是这个村庄的“过客”，迟早要到“远方”。以后，每当夜深人静，公路上传来的汽笛声让我失眠。睡不着时，想着离开了母亲，到“远方”去了。于是，怅然便涌上心头——这成了我的童年“心事”。
　　春天，两只黄鹂飞回来了。奶奶告诉我，它们的家在遥远的南方。黄鹂喜欢我家的梧桐树，喜欢梧桐树上的青枝绿叶，它们唱歌、跳舞、筑巢。秋天，黄叶飘零，黄鹂们乘北风向南方飞去。那天，夜空里挂着一轮金黄的满月，光秃秃的枝杈，空空的鸟巢，枝头颤抖的几片黄叶。这情景触动了我，我感到自己就像黄鹂，迟早要飞出去，追寻我的“远方”。
　　有人问我，理想是什么？我认为，童年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生命底色，这底色，岁月的河流冲刷不掉，生活的风霜也无法侵蚀。而理想，就是生命底色上最灿烂的元素！这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初发动机。理想是一个萌芽、发育的过程。就我来说，最初那不是理想的“理想”，其实是一种“逃离”的动机：逃离乡村的饥饿、苦难、单调，“逃离”祖祖辈辈那黄土地上的“既定命运”。以后的岁月里，我“逃离”庸俗，“逃离”精神生活的贫弱。我的“理想”在“逃离”中悄悄生长，就像沙漠中的胡杨和红柳长成了一片绿洲。
　　如今，“天命”已知。我深深体味到，生命的本质是自由。对我个人而言，“逃离”就是实现自由的主题，是茫茫天地间孤独而寂寥的“精神游牧”，是不断丰富、不断超越，从而走向通达明净生命境界的过程。因而，“逃离”本身又是一种“追寻”。
　　我喜欢诗，但诗歌里永恒、美好的东西，艺术世界里，生命自由和个性张扬的壮丽景观，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为令人“遗憾”的存在。从“不惑”到“天命”，我深深体会到“无地自由”“无处可逃”的尴尬。“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这是我的一种“偏执”。我执意“逃离”到学术中，以文学为巢，用文字构筑我的精神巢穴，做一个“学术中人”。那书架上一层层、一本本的书，琳琅满目，内容虽无关联，我却感到它们之间有一条条曲折、细微而又神奇的路径相通。我知道，这条若有若无的细微路径，一端连着苍茫的历史洪荒，一端连着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沿着这细微的路径，一代又一代学人前赴后继，于崎岖中穿行，于悬崖边攀援，于荆棘里探路，或伫于苍茫，或听于寂寥，或歌于长风。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他们以思想的烛照，追寻光明，“逃离”孤独，抗拒死亡，获得另一种解放，体验生命自由的欢欣。我心向往之，视之为永恒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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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庆立：
　　杂文、散文作家，著有《开满鲜花的河流》《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史》《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编辑形态的演变》等，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