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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在乎媒体是否得到了真正的答案，只要媒体不断聚焦于这个案件，那么公司的财务就会尽可能清晰地公之于众，也就有利于我们对事件的调查
美国休斯敦联邦地区法院10月23日作出判决，安然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因犯有欺诈、共谋、内部交易等一系列罪行被判处24年零4个月徒刑，斯基林也因此成为安然丑闻中获刑最重的涉案人。
近日，美国休斯敦地区检察官、安然特别行动小组负责人约翰·休斯顿，在上海讲述了安然案件的侦破和审判的全过程。
另一批受害者是股民。股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公司员工，他们几乎把一生的积蓄都扔到了里面。一位工作在一线的管道工人曾指着格莉森说，“我100％相信你们!我一生的积蓄者附诸东流了。”
安然公司的普通员工莎朗也是受害者中的一个，她对案子调查帮助很大，做了警方的污点证人。莎朗写过一个备忘录，里面一项项列举了公司存在的很多问题，对于一个普通员工来说，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不过，在美国的司法体制当中，政府职员和公司员工揭发公司内部丑闻，被称作“吹哨者”，是受法律保护的。
还有数十亿美元的缺口无法追回
五年后，案件终于有了结果，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只是刚刚开始，比如巨额赔偿的背后，又是怎样一番“较量”呢?种种不解，均是《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独家专访约翰·休斯顿时，试图寻求答案的所在。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民事赔偿，安然公司牵扯的数额高达上千亿美元，最终经过法院审理，真正赔到股民手中的能有多少?
休斯顿：股民拿回了上百亿美元的损失，而他们真正损失的远远超过最终赔偿的数额，民事诉讼结束后，还有数十亿美元的缺口，这些是无法追回的。法院已经要求斯基林拿出全部家当，作为对股民的补偿。
《瞭望东方周刊》：大公司的轰然倒塌，最终受损的都是小股民，美国政府在防止此类事件时，有没有设置预防和监控的机构，是不是只要税务上不出现问题就可以逃避监控?
休斯顿：安然案后，美国政府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采取了很多亡羊补牢的措施。比如，通过了“萨班斯法案”，要求公司及时披露财务不好的情况，包括高管要定期看财务报表，要签名证实财务报表的数字都是准确无误的等。这就避免了一种情况，比如在审判斯基林的时候，他可以说不知道，没有参与。而这个制度一经实施，便增加了高管的责任。
公司内部审计也作出了新的规定，美国证监会详细规定了今后公司内部的做法：比如，高管、财务人员、律师如果未能向证监会及时提供报告，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瞭望东方周刊》：证券分析师被列入受害人的角色，但他们给股民分析时的确失职了，作为股民和公司的最重要桥梁，难道不该独立承担一定的责任吗?对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有明显过错，为什么没有定罪?
休斯顿：安然这么大规模的案子，不可能十几个几十个人就能完成，的确有上百人直接间接参与其中，这些人通过民事诉讼受到了很多惩罚。作为联邦检察官，我们主要负责刑事诉讼，我们要认定他有欺诈的意图，这是非常困难的。尽管我们也展开了全面调查，但不能仅仅说他们失职了，就证明他们有欺诈的意图。
安达信的确参与案子很深，最后美 国政府不仅指控，还对它提起了刑事诉讼。作为当时五大会计行之一，受到联邦政府的指控，定了罪，在美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安达信现在也不复存在了。
记者的作用更大
《瞭望东方周刊》：在揭露安然真相过程中，哪一方起的作用最大，是记者、公司内部吹哨者、证监会还是联邦调查工作组?
休斯顿：安然这个案子，调查记者起到的作用最大，而公司内部“吹哨者”通常都是记者的直接消息来源。记者曝光的很多料都来源于“吹哨者”，有的时候记者会直接引述那些敢于站出来说出真相的人的话。记者同时还要多方取证，来证明他们所说的都是事实。安然的案子上，记者问了很多尖锐的问题，这是其他人做不到的。
另一方面，这也可以看出，美国司法体制注重对信息源的保护，如果没有相关法律保护他们，就没有这么多的曝料人有勇气揭露黑幕。证监会几乎和联邦检察官同时介入调查，不同机构监管规则、程序、权力大小也不一样。不同机构同时调查，互相之间都是平行的、合作的关系。联邦检察官的权力更高一些，他可以随时介入最高层的调查，传讯证人。
《瞭望东方周刊》：新闻媒体的报道有没有给事件调查带来负面影响?
休斯顿：记者不一定总能得到正面的消息，全世界的记者都一样。我相信他们在尽全力接近真相，但有时他们的确得到的消息不准确。不过，无论如何，特别是在安然事件中，我们非常看重媒体的提问，因为他们的提问就是对公众的一种引导，能引起大众的关注，虽然有的时候他们得不到答案。比如说，我记得媒体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安然怎样挣钱，后面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不在乎媒体是否得到了真正的答案，只要媒体不断聚焦这个案件，那么公司的财务就会尽可能清晰地公之于众，也就有利于我们对事件的调查。
《瞭望东方周刊》：《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说安然案与华盛顿政治圈关系密切，立案调查过程中，有没有来自政府的压力?
休斯顿：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美国的新闻媒体也会不断地涉及这方面的提问，我们的确调查了安然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关系，他们之间有一些联系但都是合法的。我们也想借此更好地找到案件突破口，可是最终没有找到任何与之相关的线索。我个人参与了安然案件全过程的调查，我没有感到任何来自政府的负面压力。坦白说，这么一个被公众广泛知晓的案子，有太多媒体参与其中报道，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做到公开透明，所以民众也很有信心。
最好的方式是建立强大的揭发立案机制
《瞭望东方周刊》：在安然案长达五年的调查中，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休斯顿：我认为是上百万份的卷宗，尤其在对公司高管的调查上，有些卷宗显得不是那么有帮助，因此我们不能依赖它来让高管们开口说话，只能做公司底层员工的工作。我们必须掌握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他们有罪，并且让这些底层员工与我们合作，出庭作证。通过他们，我们掌握了安德鲁·法斯特足够多的犯罪事实，对法斯特的指控，是我们最终的突破点。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主审检察官，你怎样看待针对安然公司原CEO斯基林长达24年的徒刑?
休斯顿：24年意味着斯基林的后半生都将在监狱里度过，这也是美国商业犯罪史上，判处刑罚最严重的一次。法官也有着清晰的判断，这不是一桩简单的刑事案件，它几乎震动了美国最高司法体系。斯基林制造了一个弥天大谎，如此严重的判刑，我确实认为他所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同时，肯尼斯·雷已经死了，法官也考虑到剩下只有斯基林一个人才是公司最高决策者，也是他给法斯特提供了一个造假的平台。
《瞭望东方周刊》：为防范类似商业欺诈案的发生，你对中国有什么建议吗?
休斯顿：回顾中国这几年发展，可以发现，在企业结构及运作方式上，安然与中国许多“金字塔”式企业结构有类似之处。通过制造概念，使投资者相信公司已经进入高增长、高利润的领域，然后业绩上作“配合”，通过相关企业之间的“对倒”交易不断创造出超常的利润。安然为了躲避监管，尽量利用会计体系内在的缺陷，多次作误导性陈述。
安然最终的判决结果让公众对美国政府充满了信心，同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公司都应该意识到，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对公司的发展是多么重要。作为投资人，也应该尽可能多地研究公司的各项财务报表，多方求证。确保每一项内容的真实可靠，无论对市场，还是对股民来说，这都是一种责任的体现。
为防范类似商业欺诈案的再度发生，最好的方式是建立强大的揭发立案机制，并提出具体的要求。这也是我们联邦调查组正在做的事情。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通过了相关法案，确保揭发的事实都是准确的。最保险的做法是让揭发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当然在安然案的调查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失误，我们努力地去修补和挽回。只有揭发机制的完善，市场才会变得透明，股价才不至于下跌，像斯基林这样不诚实的企业家，也才会被市场所淘汰。
美国休斯敦联邦地区法院10月23日作出判决，安然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因犯有欺诈、共谋、内部交易等一系列罪行被判处24年零4个月徒刑，斯基林也因此成为安然丑闻中获刑最重的涉案人。
近日，美国休斯敦地区检察官、安然特别行动小组负责人约翰·休斯顿，在上海讲述了安然案件的侦破和审判的全过程。
另一批受害者是股民。股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公司员工，他们几乎把一生的积蓄都扔到了里面。一位工作在一线的管道工人曾指着格莉森说，“我100％相信你们!我一生的积蓄者附诸东流了。”
安然公司的普通员工莎朗也是受害者中的一个，她对案子调查帮助很大，做了警方的污点证人。莎朗写过一个备忘录，里面一项项列举了公司存在的很多问题，对于一个普通员工来说，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不过，在美国的司法体制当中，政府职员和公司员工揭发公司内部丑闻，被称作“吹哨者”，是受法律保护的。
还有数十亿美元的缺口无法追回
五年后，案件终于有了结果，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只是刚刚开始，比如巨额赔偿的背后，又是怎样一番“较量”呢?种种不解，均是《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独家专访约翰·休斯顿时，试图寻求答案的所在。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民事赔偿，安然公司牵扯的数额高达上千亿美元，最终经过法院审理，真正赔到股民手中的能有多少?
休斯顿：股民拿回了上百亿美元的损失，而他们真正损失的远远超过最终赔偿的数额，民事诉讼结束后，还有数十亿美元的缺口，这些是无法追回的。法院已经要求斯基林拿出全部家当，作为对股民的补偿。
《瞭望东方周刊》：大公司的轰然倒塌，最终受损的都是小股民，美国政府在防止此类事件时，有没有设置预防和监控的机构，是不是只要税务上不出现问题就可以逃避监控?
休斯顿：安然案后，美国政府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采取了很多亡羊补牢的措施。比如，通过了“萨班斯法案”，要求公司及时披露财务不好的情况，包括高管要定期看财务报表，要签名证实财务报表的数字都是准确无误的等。这就避免了一种情况，比如在审判斯基林的时候，他可以说不知道，没有参与。而这个制度一经实施，便增加了高管的责任。
公司内部审计也作出了新的规定，美国证监会详细规定了今后公司内部的做法：比如，高管、财务人员、律师如果未能向证监会及时提供报告，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瞭望东方周刊》：证券分析师被列入受害人的角色，但他们给股民分析时的确失职了，作为股民和公司的最重要桥梁，难道不该独立承担一定的责任吗?对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有明显过错，为什么没有定罪?
休斯顿：安然这么大规模的案子，不可能十几个几十个人就能完成，的确有上百人直接间接参与其中，这些人通过民事诉讼受到了很多惩罚。作为联邦检察官，我们主要负责刑事诉讼，我们要认定他有欺诈的意图，这是非常困难的。尽管我们也展开了全面调查，但不能仅仅说他们失职了，就证明他们有欺诈的意图。
安达信的确参与案子很深，最后美 国政府不仅指控，还对它提起了刑事诉讼。作为当时五大会计行之一，受到联邦政府的指控，定了罪，在美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安达信现在也不复存在了。
记者的作用更大
《瞭望东方周刊》：在揭露安然真相过程中，哪一方起的作用最大，是记者、公司内部吹哨者、证监会还是联邦调查工作组?
休斯顿：安然这个案子，调查记者起到的作用最大，而公司内部“吹哨者”通常都是记者的直接消息来源。记者曝光的很多料都来源于“吹哨者”，有的时候记者会直接引述那些敢于站出来说出真相的人的话。记者同时还要多方取证，来证明他们所说的都是事实。安然的案子上，记者问了很多尖锐的问题，这是其他人做不到的。
另一方面，这也可以看出，美国司法体制注重对信息源的保护，如果没有相关法律保护他们，就没有这么多的曝料人有勇气揭露黑幕。证监会几乎和联邦检察官同时介入调查，不同机构监管规则、程序、权力大小也不一样。不同机构同时调查，互相之间都是平行的、合作的关系。联邦检察官的权力更高一些，他可以随时介入最高层的调查，传讯证人。
《瞭望东方周刊》：新闻媒体的报道有没有给事件调查带来负面影响?
休斯顿：记者不一定总能得到正面的消息，全世界的记者都一样。我相信他们在尽全力接近真相，但有时他们的确得到的消息不准确。不过，无论如何，特别是在安然事件中，我们非常看重媒体的提问，因为他们的提问就是对公众的一种引导，能引起大众的关注，虽然有的时候他们得不到答案。比如说，我记得媒体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安然怎样挣钱，后面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不在乎媒体是否得到了真正的答案，只要媒体不断聚焦这个案件，那么公司的财务就会尽可能清晰地公之于众，也就有利于我们对事件的调查。
《瞭望东方周刊》：《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说安然案与华盛顿政治圈关系密切，立案调查过程中，有没有来自政府的压力?
休斯顿：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美国的新闻媒体也会不断地涉及这方面的提问，我们的确调查了安然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关系，他们之间有一些联系但都是合法的。我们也想借此更好地找到案件突破口，可是最终没有找到任何与之相关的线索。我个人参与了安然案件全过程的调查，我没有感到任何来自政府的负面压力。坦白说，这么一个被公众广泛知晓的案子，有太多媒体参与其中报道，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做到公开透明，所以民众也很有信心。
最好的方式是建立强大的揭发立案机制
《瞭望东方周刊》：在安然案长达五年的调查中，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休斯顿：我认为是上百万份的卷宗，尤其在对公司高管的调查上，有些卷宗显得不是那么有帮助，因此我们不能依赖它来让高管们开口说话，只能做公司底层员工的工作。我们必须掌握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他们有罪，并且让这些底层员工与我们合作，出庭作证。通过他们，我们掌握了安德鲁·法斯特足够多的犯罪事实，对法斯特的指控，是我们最终的突破点。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主审检察官，你怎样看待针对安然公司原CEO斯基林长达24年的徒刑?
休斯顿：24年意味着斯基林的后半生都将在监狱里度过，这也是美国商业犯罪史上，判处刑罚最严重的一次。法官也有着清晰的判断，这不是一桩简单的刑事案件，它几乎震动了美国最高司法体系。斯基林制造了一个弥天大谎，如此严重的判刑，我确实认为他所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同时，肯尼斯·雷已经死了，法官也考虑到剩下只有斯基林一个人才是公司最高决策者，也是他给法斯特提供了一个造假的平台。
《瞭望东方周刊》：为防范类似商业欺诈案的发生，你对中国有什么建议吗?
休斯顿：回顾中国这几年发展，可以发现，在企业结构及运作方式上，安然与中国许多“金字塔”式企业结构有类似之处。通过制造概念，使投资者相信公司已经进入高增长、高利润的领域，然后业绩上作“配合”，通过相关企业之间的“对倒”交易不断创造出超常的利润。安然为了躲避监管，尽量利用会计体系内在的缺陷，多次作误导性陈述。
安然最终的判决结果让公众对美国政府充满了信心，同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公司都应该意识到，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对公司的发展是多么重要。作为投资人，也应该尽可能多地研究公司的各项财务报表，多方求证。确保每一项内容的真实可靠，无论对市场，还是对股民来说，这都是一种责任的体现。
为防范类似商业欺诈案的再度发生，最好的方式是建立强大的揭发立案机制，并提出具体的要求。这也是我们联邦调查组正在做的事情。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通过了相关法案，确保揭发的事实都是准确的。最保险的做法是让揭发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当然在安然案的调查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失误，我们努力地去修补和挽回。只有揭发机制的完善，市场才会变得透明，股价才不至于下跌，像斯基林这样不诚实的企业家，也才会被市场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