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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葛生能久、黑龙会所著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黑龙会出版部，1936），至少有1300名日本人为辛亥革命牺牲，其中有700名为黑龙会会员。孙中山早年主张联日反清，怀着各种目的而支持他的日本人大有人在，特举几人说明。
山田良政（1868—1900）：为辛亥革命献身的日本教授。他出生高贵，其父山田浩藏是青森银行行长兼漆器树产会社社长；姑父菊池九郎是政治家（弘前市市长、山形县知事、日本众议院议员），其姑父和台湾民政长后藤新平是好友。1900年春为南京同文书院的教授兼舍监，后参加惠州起义，10月22日，在随同惠州起义军撤退途中被清军捕杀。
北一辉（1883—1937）：日本右翼社会主义者。他是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支那革命外史》等书。他认为：日本是无产阶级，俄国是地主，英国是大富豪，向它们开战是正义的，通过战争，建立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帝国，进而废除国界，实现世界和平。从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开始，他投身中国革命13年。他支持黄兴、宋教仁，批判孙中山不择手段寻求外国支持，认为宋教仁被刺与孙中山有关。“二二六”兵变后，日本政府以教唆政变的思想犯为由，判处其死刑。
萱野长知（1873—1947）：多次参加反清起义的日本人。他参加过1907年潮惠钦廉四府起义和1911年武昌保卫战。1907年3月，他被孙中山任命为革命军东军顾问，参与策划潮州黄冈起义，他还在日本采购武器接济起义，10月，将采购到的武器雇运煤船“幸运丸”运抵汕尾海面，但负责接械的许雪秋谋事不周，无法起岸。武昌起义后，他应黄兴电召到华，赴武汉，帮助黄兴策划战事。
头山满（1855—1944）：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一辈子看起来像个普通人，可是从其绰号“幕府将军”、“间谍头子”、“老板里的老板”，不难窥知他庞大隐密的日本国家主义的影响力，及成为一统“日本黑帮”共同尊重之“共主”。他创建了以“大亚细亚主义”（亚洲互相提推携，以确保东洋和平，维护世界的文明）为宗旨的黑龙会（玄洋社）。1905年8月20日，在他和犬养毅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民宅二楼榻榻米房成立了。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和犬养毅疏通外务省，接纳保护了孙中山，并由他联系日本矿主安川锦一郎每月给孙中山提供1万日元费用（约合今人民币22.4万元）。
内田良平（1874—1937）：促成中国同盟会成立的日本人。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主导的“东南互保”局面形成。他和山田良政计划刺杀此三人以助孙中山趁乱革命，但因为孙中山坚决反对而未遂。1905年，内田良平积极周旋于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牵线搭桥，使中国同盟会得以成立。同盟会筹备会即在其家举行，成立大会也由他提供会议场所。他还在同盟会主要领袖身边均安排了日本人，在孙中山身边的是宫崎寅藏，在黄兴身边的是萱野长知，在宋教仁身边的是北一辉。
犬养毅（1855—1932）：支持孙中山的日本首相。由于担心清政府无法控制中国，1897年，犬养毅受日本外务省委托并提供费用，派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赴广东调查秘密会党并寻访孙中山，9月他会晤孙中山后把他介绍给日本政商界大佬，还说服矿主平冈浩太郎按月提供给孙中山100日元（约合今人民币2240元）生活费，后来，平冈浩太郎资助孙中山迁居至麹町区平河五丁目30番地，并供应一切费用。在犬养毅等人支持下，孙中山的革命势力得到很大发展。1898年、1900年他两次建议康有为和孙中山合作，因康有为反对而未遂。1900年，他为惠州起义代购过军火。1908年，他游历华南，与革命党人交换革命意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与头山满等于1912年1月、3月两次专程奔赴南京，会晤孙中山，坚持北伐，并建议孙中山与黎元洪、岑春煊、康有为等合作反袁世凯。
梅屋庄吉（1868—1934）：孙中山最主要的经济支持者、日本实业家。为了支持孙中山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他费尽心血筹集了600支手枪。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赴美避难，梅屋汇给他1300美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这个过程里援助给革命军45.6万日元的款项。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原计划专门铸造7座巨大的孙中山青铜像，后资金不足铸造了4座送给中国（目前3座铜像分别保留在南京、广州和中山），这些铜像的制作和运送费用相当于今天的1.5亿日元。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他一生给辛亥革命贡献的金钱，折合成现在货币高达一兆日元之多。
他和夫人还促成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1915年11月10日（国内有不同的时间记载），在梅屋家举行了两人的婚礼。
“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被军国主义者诋毁为“卖国贼”，但仍坚持中日友好的主张。他曾上书外相广田弘毅表示：“实现中日亲善，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故友孙中山的遗嘱，终日苦思其实现。”1934年11月15日，他计划第三次去见广田弘毅，因患晚期癌症，晕倒在火车上，11月23日去世。
宫崎寅藏（1871—1922）：对孙中山有极大贡献的日本政治家。1897年，宫崎滔天受日本外相大隈重信委托，与平山周等到中国调查秘密会党并寻访孙中山踪迹。9月，他们在横滨陈少白住所见到孙中山，自此成为孙的终生朋友。1899年秋冬间，在他的撮合下，哥老会、兴中会、三合会领袖联会于香港，成立兴汉会，拥孙为总会长，共图革命大业。1900年6月，他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奔赴广州，谈判孙（中山）、李（鸿章）合作，图谋“两广独立”事宜，广州李鸿章方面为此提供了3万元费用。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的《民报》创刊，即以其寓所为发行所。1907年3月，他曾调解孙与黄兴等人的矛盾，在同年夏东京同盟会倒孙风潮中，他支持孙中山。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后的6月，他保护孙中山、黄兴入日本避难。1911年春，他为贫病所苦，曾去公园卖唱，夫人做女佣，但严拒警方要他提供革命党活动信息而予以报酬的建议。4月1日孙中山函赞宫崎“固穷不滥，廉节可风”。武昌起义后的11月，他赴上海，12月19日抵香港，迎候返国的孙中山，然后同船赴沪。他出席了1912年元旦孙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典礼，8月，他反对孙应袁世凯之邀北上，10月，离华返国。1913年“宋案”发生后，支持孙起兵讨袁。反袁失败后，孙、黄之间产生矛盾，他周旋于二者之间，但倾向于黄兴，与孙来往渐疏。
他还先后发表过《伦敦被难记》、《孙逸仙》、《孙逸仙是一代之大人物》等文章大力宣传孙中山。
平山周（1870—1940）：给孙中山取名字的日本志士。1897年，他和宫崎寅藏受外相大隈重信派遣，到中国调查秘密会社并寻访孙中山，9月，他们在横滨陈少白寓所见到孙中山——此为孙与日本友人正式结交之始，他们赞同孙中山的革命，决定召集更多的日本志士，支持孙中山，形成了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集团，在以后革命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平山劝孙暂居日本。经犬养毅同意，孙赴东京，在入住旅舍时，平山代填日本姓氏“中山”，孙则补填名“樵”。中山樵姓名为孙最初之日本姓名，后来章士钊合“孙”与“中山”这两个中日之姓氏为“孙中山”，孙之被名为“中山”自此始。
1900年7月，孙在策划“两广独立”未遂后，决定发动惠州起义，他参与部分密谋，在拟议中的政府官员名单里担任民政副总裁。在孙于9月28日由日本赴台湾后，他也跟进。在1902至1903年间孙革命活动处于低谷时期，他是孙在日的主要联系人。1905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9月，为准备发动防城起义购运日械事，他有泄密之嫌，孙责之为乃“不法之举，公义之蠹”，此后不复信任他。武昌起义后，他受日本派遣到华与革命党联络。
值得指出的是，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的动机比较复杂，既有真诚希望中国富强的朋友，也有心怀侵略殖民中国的野心家。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其实就是鼓吹日本殖民亚洲、征服全球的军国主义。
山田良政（1868—1900）：为辛亥革命献身的日本教授。他出生高贵，其父山田浩藏是青森银行行长兼漆器树产会社社长；姑父菊池九郎是政治家（弘前市市长、山形县知事、日本众议院议员），其姑父和台湾民政长后藤新平是好友。1900年春为南京同文书院的教授兼舍监，后参加惠州起义，10月22日，在随同惠州起义军撤退途中被清军捕杀。
北一辉（1883—1937）：日本右翼社会主义者。他是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支那革命外史》等书。他认为：日本是无产阶级，俄国是地主，英国是大富豪，向它们开战是正义的，通过战争，建立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帝国，进而废除国界，实现世界和平。从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开始，他投身中国革命13年。他支持黄兴、宋教仁，批判孙中山不择手段寻求外国支持，认为宋教仁被刺与孙中山有关。“二二六”兵变后，日本政府以教唆政变的思想犯为由，判处其死刑。
萱野长知（1873—1947）：多次参加反清起义的日本人。他参加过1907年潮惠钦廉四府起义和1911年武昌保卫战。1907年3月，他被孙中山任命为革命军东军顾问，参与策划潮州黄冈起义，他还在日本采购武器接济起义，10月，将采购到的武器雇运煤船“幸运丸”运抵汕尾海面，但负责接械的许雪秋谋事不周，无法起岸。武昌起义后，他应黄兴电召到华，赴武汉，帮助黄兴策划战事。
头山满（1855—1944）：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一辈子看起来像个普通人，可是从其绰号“幕府将军”、“间谍头子”、“老板里的老板”，不难窥知他庞大隐密的日本国家主义的影响力，及成为一统“日本黑帮”共同尊重之“共主”。他创建了以“大亚细亚主义”（亚洲互相提推携，以确保东洋和平，维护世界的文明）为宗旨的黑龙会（玄洋社）。1905年8月20日，在他和犬养毅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民宅二楼榻榻米房成立了。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和犬养毅疏通外务省，接纳保护了孙中山，并由他联系日本矿主安川锦一郎每月给孙中山提供1万日元费用（约合今人民币22.4万元）。
内田良平（1874—1937）：促成中国同盟会成立的日本人。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主导的“东南互保”局面形成。他和山田良政计划刺杀此三人以助孙中山趁乱革命，但因为孙中山坚决反对而未遂。1905年，内田良平积极周旋于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牵线搭桥，使中国同盟会得以成立。同盟会筹备会即在其家举行，成立大会也由他提供会议场所。他还在同盟会主要领袖身边均安排了日本人，在孙中山身边的是宫崎寅藏，在黄兴身边的是萱野长知，在宋教仁身边的是北一辉。
犬养毅（1855—1932）：支持孙中山的日本首相。由于担心清政府无法控制中国，1897年，犬养毅受日本外务省委托并提供费用，派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赴广东调查秘密会党并寻访孙中山，9月他会晤孙中山后把他介绍给日本政商界大佬，还说服矿主平冈浩太郎按月提供给孙中山100日元（约合今人民币2240元）生活费，后来，平冈浩太郎资助孙中山迁居至麹町区平河五丁目30番地，并供应一切费用。在犬养毅等人支持下，孙中山的革命势力得到很大发展。1898年、1900年他两次建议康有为和孙中山合作，因康有为反对而未遂。1900年，他为惠州起义代购过军火。1908年，他游历华南，与革命党人交换革命意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与头山满等于1912年1月、3月两次专程奔赴南京，会晤孙中山，坚持北伐，并建议孙中山与黎元洪、岑春煊、康有为等合作反袁世凯。
梅屋庄吉（1868—1934）：孙中山最主要的经济支持者、日本实业家。为了支持孙中山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他费尽心血筹集了600支手枪。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赴美避难，梅屋汇给他1300美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这个过程里援助给革命军45.6万日元的款项。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原计划专门铸造7座巨大的孙中山青铜像，后资金不足铸造了4座送给中国（目前3座铜像分别保留在南京、广州和中山），这些铜像的制作和运送费用相当于今天的1.5亿日元。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他一生给辛亥革命贡献的金钱，折合成现在货币高达一兆日元之多。
他和夫人还促成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1915年11月10日（国内有不同的时间记载），在梅屋家举行了两人的婚礼。
“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被军国主义者诋毁为“卖国贼”，但仍坚持中日友好的主张。他曾上书外相广田弘毅表示：“实现中日亲善，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故友孙中山的遗嘱，终日苦思其实现。”1934年11月15日，他计划第三次去见广田弘毅，因患晚期癌症，晕倒在火车上，11月23日去世。
宫崎寅藏（1871—1922）：对孙中山有极大贡献的日本政治家。1897年，宫崎滔天受日本外相大隈重信委托，与平山周等到中国调查秘密会党并寻访孙中山踪迹。9月，他们在横滨陈少白住所见到孙中山，自此成为孙的终生朋友。1899年秋冬间，在他的撮合下，哥老会、兴中会、三合会领袖联会于香港，成立兴汉会，拥孙为总会长，共图革命大业。1900年6月，他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奔赴广州，谈判孙（中山）、李（鸿章）合作，图谋“两广独立”事宜，广州李鸿章方面为此提供了3万元费用。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的《民报》创刊，即以其寓所为发行所。1907年3月，他曾调解孙与黄兴等人的矛盾，在同年夏东京同盟会倒孙风潮中，他支持孙中山。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后的6月，他保护孙中山、黄兴入日本避难。1911年春，他为贫病所苦，曾去公园卖唱，夫人做女佣，但严拒警方要他提供革命党活动信息而予以报酬的建议。4月1日孙中山函赞宫崎“固穷不滥，廉节可风”。武昌起义后的11月，他赴上海，12月19日抵香港，迎候返国的孙中山，然后同船赴沪。他出席了1912年元旦孙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典礼，8月，他反对孙应袁世凯之邀北上，10月，离华返国。1913年“宋案”发生后，支持孙起兵讨袁。反袁失败后，孙、黄之间产生矛盾，他周旋于二者之间，但倾向于黄兴，与孙来往渐疏。
他还先后发表过《伦敦被难记》、《孙逸仙》、《孙逸仙是一代之大人物》等文章大力宣传孙中山。
平山周（1870—1940）：给孙中山取名字的日本志士。1897年，他和宫崎寅藏受外相大隈重信派遣，到中国调查秘密会社并寻访孙中山，9月，他们在横滨陈少白寓所见到孙中山——此为孙与日本友人正式结交之始，他们赞同孙中山的革命，决定召集更多的日本志士，支持孙中山，形成了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集团，在以后革命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平山劝孙暂居日本。经犬养毅同意，孙赴东京，在入住旅舍时，平山代填日本姓氏“中山”，孙则补填名“樵”。中山樵姓名为孙最初之日本姓名，后来章士钊合“孙”与“中山”这两个中日之姓氏为“孙中山”，孙之被名为“中山”自此始。
1900年7月，孙在策划“两广独立”未遂后，决定发动惠州起义，他参与部分密谋，在拟议中的政府官员名单里担任民政副总裁。在孙于9月28日由日本赴台湾后，他也跟进。在1902至1903年间孙革命活动处于低谷时期，他是孙在日的主要联系人。1905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9月，为准备发动防城起义购运日械事，他有泄密之嫌，孙责之为乃“不法之举，公义之蠹”，此后不复信任他。武昌起义后，他受日本派遣到华与革命党联络。
值得指出的是，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的动机比较复杂，既有真诚希望中国富强的朋友，也有心怀侵略殖民中国的野心家。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其实就是鼓吹日本殖民亚洲、征服全球的军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