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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参与社会的行动能力，而不是关起门来“研究“。以研究型大学这种狭隘的观念谈创新，本身就是对创新的讽刺
南科大的创建，我从一开始就反对。同时感到吃惊的是，媒体和学界对南科大的支持竟是如此之一面倒。这里的是非倒在其次，俗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真正可怕的地方是，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乃至媒体，竟是如此思想一致。
我不妨把南科大不该建的理由陈述如下：
第一，中国不需要再多一所大学。道理很简单：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最需要的是高技术劳工，且在这方面人才供给不足，大学生则已过剩。这从大学生失业、薪水赶不上技术工人等现象就可以得出结论。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年轻人口萎缩，高考人数年年递减。用不了多久，现有大学就会出现“空校危机”。看看日本就知道，随着老龄化，大学谁想上都能上。即使如此，校园也很难填满。日本的补救措施是到中国等地招生。但以中国大学的质量，到时候哪国的学生会跳过欧美日本的大学来填补中国的校园？未来的大学泡沫，将是极大的教育浪费。南科大的建立，只能加大这个泡沫。
第二，中国的名牌大学已经很多，朱清时有能力应该去改造既有的大学。论者称，已有的大学既得利益盘根错节，改革无法推动，另建新校、平地起高楼乃是高等教育突破的唯一希望。这其实是典型的拆迁心态：老房改造太麻烦，圈地盖新楼最痛快。西方大学之所以八百多年的历史长盛不衰，就在于那种能够在既得利益的角逐之中缓慢变革的能力。以南科大论，就算朱清时能够励精图治，他已经65岁，看看西方大学的历史就知道，一个人六七年的时间很难对一个大学有本质性的塑造力。又怎么能希望朱清时能玩出什么新魔术？把希望寄托在几个能人身上，这本身就违反了办大学的规律。
第三，南科大的目标是研究型大学，这是中国大学中最不需要的。现在中国的名牌大学，哪个不是研究型大学？况且，研究型大学最为国际化。中国需要的高端人才，基本上可以由国外的研究型大学培养。中国只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就能把这些人吸引回来。中国最需要的，是基层的教学型大学。这是国外大学无法替代的。我反复强调，未来几十年，中国几亿农民进城，构成人类史上空前的大移民，如何把这些农民转化为高技术的产业工人，直接关乎中国的竞争力，也应该是中国大学的首要使命。可惜，现在中国的大学体系，在这方面很少有什么战略考虑。南科大要建成研究型大学，财政投入远远超过一个教学型大学不说，更由于研究型大学的高度国际化，其培养的学生会大量跳到国外更好的研究型大学中去。人才外流本身未必是件坏事，但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无法满足国内基本需求的情况下，攀研究型大学这道门槛未免劳民伤财。
第三点尤为重要。十几年前有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说法，倡导者说：大学要学就学美国模式。在美国，一流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我对此提出了批判：美国的许多一流大学，是本科生学院，即使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也多以本科教育为重心。但十几年过去，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思想依然如此狭隘，依然迷信着研究型大学。
为什么？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究。读书好的，就硕士、博士一直读到头，然后留校任教，教授、系主任、校长一级级地爬上去。无论是他们的训练还是生活经验都非常狭隘。等到了校长的位置上，所知道的无非是象牙塔里的那个小世界，即怎么培养学术精英。
可惜，培养学术精英并非现代大学的主要使命。大学要培养社会各个领域的领袖。大学校长也必须有社会远见。看看美国的精英大学就知道，即使是那些研究型大学，绝大多数学生都不会读博士，而是本科毕业或拿个硕士后投身于社会，成为政治家、企业家、社会运动的领袖等等。哈佛、耶鲁的校园里，一直有“本科生最聪明、博士生最笨”的戏谑之辞，道理也在于此。博士、学究是稀有的怪人，社会要保障他们中最优秀的能吃饱饭、追求自己怪异的兴趣。但真正领导社会、叱咤风云的，并不是他们。
怎么培养在各行各业中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对此，只知道书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点线索也没有。举个例子，怎样救助无家可归者等弱势阶层？这方面的训练，几乎在美国所有的大学中都有。在中国的大学有吗？应该怎么教？我们在南科大的议事日程中根本看不到这些。办个研究型大学，更多的鼓励中国的知识分子呆在自己的“舒适域”中为学术而学术，并创造更多的教席，抬高他们的身价，而不是面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根本挑战。
我们退一步说，南科大即使要建，也不应该以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参与社会的行动能力，而不是关起门来“研究“。以研究型大学这种陈旧的观念谈创新，本身就是对创新的讽刺。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学者）
南科大的创建，我从一开始就反对。同时感到吃惊的是，媒体和学界对南科大的支持竟是如此之一面倒。这里的是非倒在其次，俗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真正可怕的地方是，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乃至媒体，竟是如此思想一致。
我不妨把南科大不该建的理由陈述如下：
第一，中国不需要再多一所大学。道理很简单：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最需要的是高技术劳工，且在这方面人才供给不足，大学生则已过剩。这从大学生失业、薪水赶不上技术工人等现象就可以得出结论。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年轻人口萎缩，高考人数年年递减。用不了多久，现有大学就会出现“空校危机”。看看日本就知道，随着老龄化，大学谁想上都能上。即使如此，校园也很难填满。日本的补救措施是到中国等地招生。但以中国大学的质量，到时候哪国的学生会跳过欧美日本的大学来填补中国的校园？未来的大学泡沫，将是极大的教育浪费。南科大的建立，只能加大这个泡沫。
第二，中国的名牌大学已经很多，朱清时有能力应该去改造既有的大学。论者称，已有的大学既得利益盘根错节，改革无法推动，另建新校、平地起高楼乃是高等教育突破的唯一希望。这其实是典型的拆迁心态：老房改造太麻烦，圈地盖新楼最痛快。西方大学之所以八百多年的历史长盛不衰，就在于那种能够在既得利益的角逐之中缓慢变革的能力。以南科大论，就算朱清时能够励精图治，他已经65岁，看看西方大学的历史就知道，一个人六七年的时间很难对一个大学有本质性的塑造力。又怎么能希望朱清时能玩出什么新魔术？把希望寄托在几个能人身上，这本身就违反了办大学的规律。
第三，南科大的目标是研究型大学，这是中国大学中最不需要的。现在中国的名牌大学，哪个不是研究型大学？况且，研究型大学最为国际化。中国需要的高端人才，基本上可以由国外的研究型大学培养。中国只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就能把这些人吸引回来。中国最需要的，是基层的教学型大学。这是国外大学无法替代的。我反复强调，未来几十年，中国几亿农民进城，构成人类史上空前的大移民，如何把这些农民转化为高技术的产业工人，直接关乎中国的竞争力，也应该是中国大学的首要使命。可惜，现在中国的大学体系，在这方面很少有什么战略考虑。南科大要建成研究型大学，财政投入远远超过一个教学型大学不说，更由于研究型大学的高度国际化，其培养的学生会大量跳到国外更好的研究型大学中去。人才外流本身未必是件坏事，但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无法满足国内基本需求的情况下，攀研究型大学这道门槛未免劳民伤财。
第三点尤为重要。十几年前有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说法，倡导者说：大学要学就学美国模式。在美国，一流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我对此提出了批判：美国的许多一流大学，是本科生学院，即使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也多以本科教育为重心。但十几年过去，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思想依然如此狭隘，依然迷信着研究型大学。
为什么？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究。读书好的，就硕士、博士一直读到头，然后留校任教，教授、系主任、校长一级级地爬上去。无论是他们的训练还是生活经验都非常狭隘。等到了校长的位置上，所知道的无非是象牙塔里的那个小世界，即怎么培养学术精英。
可惜，培养学术精英并非现代大学的主要使命。大学要培养社会各个领域的领袖。大学校长也必须有社会远见。看看美国的精英大学就知道，即使是那些研究型大学，绝大多数学生都不会读博士，而是本科毕业或拿个硕士后投身于社会，成为政治家、企业家、社会运动的领袖等等。哈佛、耶鲁的校园里，一直有“本科生最聪明、博士生最笨”的戏谑之辞，道理也在于此。博士、学究是稀有的怪人，社会要保障他们中最优秀的能吃饱饭、追求自己怪异的兴趣。但真正领导社会、叱咤风云的，并不是他们。
怎么培养在各行各业中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对此，只知道书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点线索也没有。举个例子，怎样救助无家可归者等弱势阶层？这方面的训练，几乎在美国所有的大学中都有。在中国的大学有吗？应该怎么教？我们在南科大的议事日程中根本看不到这些。办个研究型大学，更多的鼓励中国的知识分子呆在自己的“舒适域”中为学术而学术，并创造更多的教席，抬高他们的身价，而不是面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根本挑战。
我们退一步说，南科大即使要建，也不应该以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参与社会的行动能力，而不是关起门来“研究“。以研究型大学这种陈旧的观念谈创新，本身就是对创新的讽刺。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