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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甚至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都是把资本主义与失业、饥饿、工厂倒闭、抢劫、强奸、环境污染等直接联系在一起，但凡说起什么不好的，什么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不提人家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
让王全国大受刺激的西欧五国考察，发生在1978年。此前，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被封锁和自我封闭了20多年。
走出国门看世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党全国上下要求改变落后面貌，大干快上，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呼声很高，对外引资的规模也是节节攀高，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一下子跳到了1978年初的“8年引资180亿～200亿美元”。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与世隔绝达20多年之久，手头储备的资金和项目严重不足，于是国家计委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就这样，1978年前后，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引进外资，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全国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热潮。据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不过，当时除了少数搞外交和外贸的干部外，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没出过国。许多人都是在1978年才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后来就曾撰文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
当时国家发给他们的置装费只有100元，而要求他们每人要带两套外衣，只好借一套西装做一套中山装——毕竟，国内平时不穿西装，还是做中山装划算。
当然也有的单位统一订制了西装。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某天，美国政府请中国代表团听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中国人涌向衣帽间，随便拿起一件就走，看得美国服务员目瞪口呆。事后，他们才弄明白，原来这些中国客人的西装都是统一做的，从颜色款式上没什么区别，只要谁大小合适就给谁穿了。
翻开老照片，当年走出国门的干部，往往是身着笔挺西装，手腕上戴着公家发的手表，手上拿着标有编号的照相机，虽然兜里只有20元外汇券做零用钱，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点都不寒酸。
当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渴望了解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出了200期，其中刊登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在这101期中，又以出访日本、南斯拉夫、匈牙利、美国和西欧的见闻五分天下。
干部出访之集中，甚至给访问国造成了压力。1980年有个统计，第四、五、六机械工业部与海军先后都派人到西德的同一家电池厂去考察，而日本名古屋市某厂则接待中国考察团达92批次之多。
回看1978年间的报告，那时的出国考察可谓“货真价实”，绝非游山玩水，更没有探亲等私事。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就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养猪场、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以这种一天赶3个场子的频率算来，他们是无暇参观“赌城”拉斯维加斯了。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在各路考察团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主要有四个，即以林乎加（1977年1月—1978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1903—1990，时任中联部副部长）为团长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代表团。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又当属西欧五国之行。这既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代表团，也是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一次访问。
西欧五国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
西欧五国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先后访问了5国的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行程之紧，可谓“坐着飞机看花”。
为了有备而去，出发前，考察团成员集中在北京做了一个多月的功课，不过这并不能避免“对牛弹琴”的第一次会见。
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会谈时，谷牧团长按照国内准备好的稿子，讲了政治外交，但没谈经济。单从表情看，就知道人家兴趣不大。后来，巴尔总理干脆直说，“政治问题我不谈，我就谈经济，政治问题我们总统跟你谈。”
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总统又说，政治问题我们中间没什么好说的，还是谈谈经济吧。法国驻华大使则当着他们总统的面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对中国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为中国做贡献，可信吗？让考察团惊讶的是，他们还没回来，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已经先一步到北京了，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在西德，德国人对于“贡献”更是急切。北威州州长屈恩在欢迎宴会上甚至说，“贷款50亿美元，现在就签，贷款200亿，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
即便遇上这等好事，中国人阶级斗争那根弦依然没放松，会谈中甚至有人批判人家借钱给“苏修”，把“苏修”给喂肥了。德国的州长则诉苦说，资本也要找出路呀。
德国人知道中国对主权非常敏感，就出主意说，为了在不影响你们主权的情况下用我的资金，你们可以在欧洲开个银行，我们把钱存在你们的银行里，这是正常的信贷关系，不影响主权。
听说中日已经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西欧五国就更急了，竞相借钱给中国。
代表团也悟出了弦外之音：德国正在经历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开工不足，千亿游资都盯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想和中国拉上关系的企业太多，代表团坐汽车已经参观不过来了，只好搭上军用直升机，一上午就走访三个厂子。
现代化什么样
“现代化什么样？出去一看，噢，原来是这样！”在西欧五国考察团中，即使是1950年代出过国的，都没想到“腐朽的帝国主义”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知耻而后勇，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迫切地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近8个小时的汇报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西欧五国行的考察汇报。这场汇报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1时15分，将近8个小时。这次汇报会，谷牧主要谈了三点：一是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似乎难办的事情都可以办成。三是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其间，谷牧还特地向中央领导谈到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小事：在丹麦，农场主不能把农场随便转给儿子经营，儿子要想继承父业，必须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证书，并且在其他农场实习两年才行。
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中央领导兴趣盎然，热烈地发表了意见。
叶剑英：“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
聂荣臻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 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要求：考察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进一步统一认识。
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又专门找谷牧去谈话。邓小平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是很大的利益。需要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要选好，要先进的。
不久，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了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务虚会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会上大家就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为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做了重要准备。
会议结束时，李先念作总结讲话，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
下定决心对外开放
出国考察团的访问收获，对于邓小平决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9月12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1978年6月、10月，在会见罗马尼亚和西德客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是发展不起来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西欧代表团访问回来后，向中央汇报时提出建立特区，党中央经过研究下决心搞起来。谷牧后来回忆说，特区这个名称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当时有几种提法：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还有免税区、开发区等。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吧。谷牧以后兼任国务院新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一直分管经济特区工作，不能不说与这次访问有一定的关系。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他视察了日产汽车公司的座间工厂，了解到座间工厂月生产汽车44000辆，是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月产量的99倍。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欢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同中国合作。”26日，邓小平乘坐东海道新干线“光81号”列车前往京都、奈良、大阪访问。在飞速的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说：“速度快，蛮舒适，干什么事都要有速度哟！”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坦率地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大有希望的。”邓小平的谈话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
结束语
对于这次出国考察潮的意义，参加出访西欧代表团的同志认为：“这次对西欧五国的访问，加上同年其他几个代表团的出访，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制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是起了应有的作用的。”
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当时谷牧的秘书胡光宝谈起这次考察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出访，为后来紧抓不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打开了思路，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1978年的这次官员出国考察，比20世纪初的那次清末“五大臣出洋”的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广泛深刻。这一次，大门一旦打开，就如同滚滚东逝的江水，再也关不上了。
让王全国大受刺激的西欧五国考察，发生在1978年。此前，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被封锁和自我封闭了20多年。
走出国门看世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党全国上下要求改变落后面貌，大干快上，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呼声很高，对外引资的规模也是节节攀高，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一下子跳到了1978年初的“8年引资180亿～200亿美元”。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与世隔绝达20多年之久，手头储备的资金和项目严重不足，于是国家计委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就这样，1978年前后，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引进外资，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全国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热潮。据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不过，当时除了少数搞外交和外贸的干部外，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没出过国。许多人都是在1978年才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后来就曾撰文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
当时国家发给他们的置装费只有100元，而要求他们每人要带两套外衣，只好借一套西装做一套中山装——毕竟，国内平时不穿西装，还是做中山装划算。
当然也有的单位统一订制了西装。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某天，美国政府请中国代表团听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中国人涌向衣帽间，随便拿起一件就走，看得美国服务员目瞪口呆。事后，他们才弄明白，原来这些中国客人的西装都是统一做的，从颜色款式上没什么区别，只要谁大小合适就给谁穿了。
翻开老照片，当年走出国门的干部，往往是身着笔挺西装，手腕上戴着公家发的手表，手上拿着标有编号的照相机，虽然兜里只有20元外汇券做零用钱，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点都不寒酸。
当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渴望了解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出了200期，其中刊登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在这101期中，又以出访日本、南斯拉夫、匈牙利、美国和西欧的见闻五分天下。
干部出访之集中，甚至给访问国造成了压力。1980年有个统计，第四、五、六机械工业部与海军先后都派人到西德的同一家电池厂去考察，而日本名古屋市某厂则接待中国考察团达92批次之多。
回看1978年间的报告，那时的出国考察可谓“货真价实”，绝非游山玩水，更没有探亲等私事。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就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养猪场、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以这种一天赶3个场子的频率算来，他们是无暇参观“赌城”拉斯维加斯了。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在各路考察团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主要有四个，即以林乎加（1977年1月—1978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1903—1990，时任中联部副部长）为团长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代表团。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又当属西欧五国之行。这既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代表团，也是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一次访问。
西欧五国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
西欧五国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先后访问了5国的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行程之紧，可谓“坐着飞机看花”。
为了有备而去，出发前，考察团成员集中在北京做了一个多月的功课，不过这并不能避免“对牛弹琴”的第一次会见。
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会谈时，谷牧团长按照国内准备好的稿子，讲了政治外交，但没谈经济。单从表情看，就知道人家兴趣不大。后来，巴尔总理干脆直说，“政治问题我不谈，我就谈经济，政治问题我们总统跟你谈。”
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总统又说，政治问题我们中间没什么好说的，还是谈谈经济吧。法国驻华大使则当着他们总统的面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对中国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为中国做贡献，可信吗？让考察团惊讶的是，他们还没回来，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已经先一步到北京了，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在西德，德国人对于“贡献”更是急切。北威州州长屈恩在欢迎宴会上甚至说，“贷款50亿美元，现在就签，贷款200亿，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
即便遇上这等好事，中国人阶级斗争那根弦依然没放松，会谈中甚至有人批判人家借钱给“苏修”，把“苏修”给喂肥了。德国的州长则诉苦说，资本也要找出路呀。
德国人知道中国对主权非常敏感，就出主意说，为了在不影响你们主权的情况下用我的资金，你们可以在欧洲开个银行，我们把钱存在你们的银行里，这是正常的信贷关系，不影响主权。
听说中日已经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西欧五国就更急了，竞相借钱给中国。
代表团也悟出了弦外之音：德国正在经历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开工不足，千亿游资都盯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想和中国拉上关系的企业太多，代表团坐汽车已经参观不过来了，只好搭上军用直升机，一上午就走访三个厂子。
现代化什么样
“现代化什么样？出去一看，噢，原来是这样！”在西欧五国考察团中，即使是1950年代出过国的，都没想到“腐朽的帝国主义”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知耻而后勇，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迫切地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近8个小时的汇报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西欧五国行的考察汇报。这场汇报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1时15分，将近8个小时。这次汇报会，谷牧主要谈了三点：一是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似乎难办的事情都可以办成。三是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其间，谷牧还特地向中央领导谈到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小事：在丹麦，农场主不能把农场随便转给儿子经营，儿子要想继承父业，必须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证书，并且在其他农场实习两年才行。
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中央领导兴趣盎然，热烈地发表了意见。
叶剑英：“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
聂荣臻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 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要求：考察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进一步统一认识。
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又专门找谷牧去谈话。邓小平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是很大的利益。需要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要选好，要先进的。
不久，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了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务虚会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会上大家就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为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做了重要准备。
会议结束时，李先念作总结讲话，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
下定决心对外开放
出国考察团的访问收获，对于邓小平决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9月12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1978年6月、10月，在会见罗马尼亚和西德客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是发展不起来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西欧代表团访问回来后，向中央汇报时提出建立特区，党中央经过研究下决心搞起来。谷牧后来回忆说，特区这个名称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当时有几种提法：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还有免税区、开发区等。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吧。谷牧以后兼任国务院新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一直分管经济特区工作，不能不说与这次访问有一定的关系。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他视察了日产汽车公司的座间工厂，了解到座间工厂月生产汽车44000辆，是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月产量的99倍。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欢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同中国合作。”26日，邓小平乘坐东海道新干线“光81号”列车前往京都、奈良、大阪访问。在飞速的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说：“速度快，蛮舒适，干什么事都要有速度哟！”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坦率地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大有希望的。”邓小平的谈话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
结束语
对于这次出国考察潮的意义，参加出访西欧代表团的同志认为：“这次对西欧五国的访问，加上同年其他几个代表团的出访，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制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是起了应有的作用的。”
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当时谷牧的秘书胡光宝谈起这次考察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出访，为后来紧抓不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打开了思路，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1978年的这次官员出国考察，比20世纪初的那次清末“五大臣出洋”的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广泛深刻。这一次，大门一旦打开，就如同滚滚东逝的江水，再也关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