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拉美地区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先是巴西总统罗塞夫遭弹劾，被迫停职。而这场弹劾案的背景是巴西正经历着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接着，委内瑞拉宣布进入为期60天的“经济紧急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率将达到1642.8%。巴西、委内瑞拉等拉美经济体的衰退被看作是“拉美病”的表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乔治·吉尔博伊把它定义为“两极分化的城市社会、加剧的城市冲突和落空的经济承诺”。如今，新一轮的“拉美病”卷土重来，难道真的要发展成无药可治的“拉美癌”？
　　对于“拉美病”的病因，有学者从发展战略转型失败、政治民主化“水土不服”、城市化发展过快等角度进行解读，但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层面不容忽视。
　　第一个层面是历史原因，也就是“气”不顺。西方的殖民入侵如同“原罪”，使拉美人落下心气不平和的“病根”，一旦有适当的环境，这“病”就会反复发作。拉美人总喜欢用疾病来描述自己的历史。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就把拉美比喻为“被切开的血管”。自从1492年哥伦布登上这块新大陆以来，拉美就遭到西方殖民者如“切喉放血”般的掠夺。
　　据历史学家考证，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消灭阿兹特克文明的手段之一就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就是“细菌战”，通过诱使印第安人俘虏携带天花病毒的古巴黑人奴隶，使印第安人染病。1763年，英国驻北美总司令阿默斯特爵士写信给当时在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地区进攻印第安部落的波奎特上校，建议“把天花病菌引入反叛的印第安部落中去”。于是波奎特从医院里拿来了天花病人用过的毯子和手帕，作为“礼物”送给两名印第安部落首领。几个月后，印第安部落就因大规模染病而投降。而西方殖民者则趁机大肆掠夺拉美的黄金等矿产资源。在2009年4月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赠给奥巴马总统一本加莱亚诺的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就是提醒后者“我们都曾是受害者”。这种“受害者情结”就像一枚定时炸弹，被深深植入拉美人的大脑里，成为集体记忆，并时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第二个层面是体制原因，也就是“血”不足。拉美经济长期处于依附地位，缺乏本身的“造血”机制。在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上也往往照搬别国的模式，缺乏制度创新，加之政策的长期摇摆，容易导致“走极端”的困境。
　　20世纪，拉美国家就以政变多而著称。频繁的政府更迭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使这些国家无法集中精力建立起完善而独立的工业体系。冷战结束后，西方在拉美推行“休克疗法”和“急速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拉美陷入危机。查韦斯等拉美左翼上台，实行国有化政策就是对过去照搬西方制度的矫正。但“查韦斯革命”并没有改变拉美国家经济造血不足的窘境。尽管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世界第一，但由于开采成本太高，一旦油价下跌，经济立刻一落千丈。从这点来看，单纯依靠石油和矿产的“拉美病”和单纯依赖旅游业的“希腊病”颇有些类似。
　　第三个层面是人的原因，也就是“神”不够。这里的“神”指的是自觉地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现状的积极的精神取向。当拉美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西方媒体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把拉美和希腊相提并论，说他们的福利太好了，一有钱就带薪休假，靠借外债生活，挥霍无度。因此“拉美病”也被看作是“福利病”的后遗症。
　　因此，要想克服拉美病，需要在“气”、“血”、“神”等方面做出改变。首先，“受害者情结”使拉美民众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充满不信任感，而国内政坛的腐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又强化了这种“受害者意识”，这就给拉美的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因此，如想避免“拉美病”的发生，需要及时调整民众心态，从牢骚满腹的受害者变成有正能量的参与者。第二是尽快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独立发展道路，摆脱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建立自己独特的造血机制。第三就是要引导民众摆脱消极的价值观并建立积极的价值观。近来查韦斯的“玻利瓦尔主义”大行其道，然而，这种依靠领袖魅力的暴风骤雨式的改革虽能在短期内重塑了民众精神，但拉美仍需要有一个相对长期的回归理性的祛魅化过程，这也是拉美领导人必须要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