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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8日下午，北京长安街边，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15层一间沐浴着阳光的办公室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正在接受《世界知识》杂志的专访。
茶几上摆放着张宇燕教授与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高程博士合作写就的《美国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American Conduct，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一书。银灰色的封皮上印着美国国会大厦的剪影，大面积的留白似乎在提示读者追随著述人的思路去探寻表象背后的本质。
《美国行为的根源》出版时，正值中美关系麻烦连连，两国在南海、朝鲜半岛核、网络、人权、经贸等问题上的争议与分歧暴露于世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猜测、担忧的情绪弥漫在两国学术界。因此，《美国行为的根源》一经出版，立刻受到学界关注。
这本书的书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70年前美苏冷战揭幕时的一件事。1946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18个月，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馆的参赞乔治·凯南把一份8000字的长篇电报报回华盛顿，一年后又经修改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发表在《外交》杂志上。这篇署名为“X先生”的文章详尽分析了苏联的战略行为模式和思想文化根源，向美国最高决策当局系统提出抵制苏联扩张的战略建议，最终作为美国确立对苏遏制战略的核心文件留在历史上。
寻找美国对外行为的规律
正是联想到70年前的史实，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有些尖锐：“在撰写《美国行为的根源》过程中，您是否存在一种担心，即这本书推出后，会至少在形式存在上成为两国相互误解氛围的一部分？”
张宇燕听后笑了起来，坦言此书创作期间和出版后还很少有人当面向他提这样的问题。接着，张宇燕作了胸有成竹的回答，显然早有思考。
2015年6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国华盛顿出席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张宇燕说，《美国行为的根源》成书于八年之前，在思维架构、立论方法上的确受到《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的影响。新世纪开端的七八年间，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合作面与竞争面不断扩大、全球意义逐渐凸显的拐点。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快速上升、美国实力仍盛，对中美关系的再探讨、再认识的热潮逐渐兴起。这就要求中国的研究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美国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萌生了写一部书的念头，不谈政策问题，而是突出主要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做些方法论上的研究，通过对美国国内、国际行为方式的分析，从现象背后拎出一些基础性、根源性的东西，挖掘美国处理全球事务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模式，从中寻找规律，为中国的美国研究增砖添瓦。
张宇燕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现在，中国综合国力继续上升，外交更加积极主动，美国则步入相对实力逐渐下降的历史通道。如果说当年冷战爆发时，美国与苏联处在一个实力相对均等的状态，美国必须平视而非俯视苏联，对苏联的行为模式和战略意图充满疑虑，从而催生了“X先生”的长篇电报，那么现在，中美两国的实力处在一个差距快速缩小但仍旧明显的状态。今天的中国有可能以比大家预想得要快的速度追平甚至赶超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以一个相对平视的角度观察美国，因此，像一个全球性大国该做的那样更为深入地探究博弈对手的所思所想也就更为必要。
张宇燕说，《美国行为的根源》成稿后，他自觉理论分析方法仍有调整改进的空间，甚至一度想过推倒重来，但最终决定不再等待。如果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情绪因这本书的出版而有所加深，自然不是他的本意。所以他特意强调，无论从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还是所面临的问题等角度看，今天的中国既不是当年的苏联，中美关系的性质亦迥异于当年的美苏关系和当前的美俄关系。然而，差别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今天与70年前的世界没有共同点。这里说的共同点，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主要博弈者之间要精准了解对方，并在此基础上防止或减少误判。如果说凯南的电报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遏制”战略，那么《美国行为的根源》一书的目标，则是要增进对美国的了解或理解。但我们至少有一点同当年的乔治·凯南及与他类似思考着全球战略问题的美国精英们类似，那就是更有必要聚焦自己在当今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国际主要博弈者，探究其行为根源及逻辑，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战略棋局中进行博弈的战略依据。
记者就势提出第二问：“您在《美国行为的根源》中确认，美国对外政策中一直存在两条看似相互独立、时而又相互矛盾的主线：理想主义与功效主义，进而提出了‘价值诉求—现实利益’的二元模型作为讨论美国行为的框架，这可以被视为对当代美国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那么您认为，具体到现实中，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这个‘二元结构’当中的哪条线得到了更多的反映？展望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美国，哪条线又会相对突出起来？”
张宇燕回答说，美国的“功效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表现为现实主义。《美国行为的根源》一书提炼出一个理解美国行为范式的简化的“三位一体”模型：宗教热情—商业理念—集团政治。这“三位一体”的国内根源决定了美国对外行为的目标是维护扩展价值体系和现实利益。事实上，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两种性质不同但又高度相关的目标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侧重点会有所不同。
张宇燕说，在奥巴马任内，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一面确实更重一些。奥巴马提出“不干蠢事”，强调要重视“外交和协调的作用”，“决不轻易卷入战争”。这些都是顾及美国实力相对下滑和全球挑战高度多元化、复杂化的一种务实调整。奥巴马政府从来没有把推广美式价值观的“宗教热情”和强化集团政治的“战略热情”隐藏起来，而且还更加有所强调。我们看到，捍卫和推广价值观已被明确列入美国地区战略和防务安全政策——比如“亚太再平衡”——的重要支柱。我们也看到，通过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和介入南海、东海事务，奥巴马政府在着力强化亚太同盟体系、增加盟友伙伴之间凝聚力;通过推进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在震慑朝鲜的同时，在一并加强针对中国、俄罗斯的防范和遏制能力。 张宇燕预计，2016年之后，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对外行为当中的现实主义特点都只会进一步加强而不会有所减少。这一点已经清楚地在本次总统选举中展现出来。虽说“宗教热情”或“价值理念”始终是美国行为的一大支柱，但在面临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的环境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研究、理解美国行为的重点，应更多地放在国内党派或集团竞争合作与现实利益追求上。
对中美关系不存在绝对的悲观
“那么，在当前条件下，您对中美关系的前景究竟是仍感乐观，还是转向悲观呢，抑或处在一个乐观情绪逐渐消减的状态？”记者追问。
张宇燕表示，在国际关系当中，本不存在绝对的乐观与绝对的悲观，外交决策中的绝对乐观主义和绝对悲观主义也都是要尽力避免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相信凡事都有相对的两面，中美关系更是具有两面性和复杂性。他本人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也不相信中美关系会恶化到爆发全面战争和冲突的地步。中美都是大块头的国家，两国交往不断增多，涉及领域甚众，利益交汇面不断拓展，摩擦分歧自然而然增多，需要协调合作的地方实际上也在增多。看问题不能只执一端，因为近期中美之间麻烦事比较多就产生过度悲观情绪。
张宇燕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两国之间并不存在发生当年美苏那样的长期冷战的基础。两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存度恐怕是历史上任何一对大国之间不曾有过的。从维护国际规则体系主导地位和“天赋使命”出发，美国不会发自内心地乐见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上升并逼近自己。因而，在精确计算成本收益的前提下，迟滞中国发展、消解中国影响、推广西方价值，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由于自身能力、国内政治、在华利益、精英分化等方面的原因，美国对华政策陷入“两难”，不得不寻找既可以有效迟滞中国崛起、又能容纳并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两全之策。他们倾向于运用国际或全球制度而非传统军事的手段把中国的崛起纳入自身的历史发展轨道中，以减少自己与中国摩擦的成本。
张宇燕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踏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中国进入全球体系并成为体系中日益重要的一员的进程不会改变。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扩大开放，更深、更好地融入这个体系，向这个体系注入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这个体系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积极参与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议、新发展银行和亚投行的建立等，不应被理解为“另起炉灶”，它们与当年苏联建立的经互会和华约式体系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之间在性质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在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内，中美尽管在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更多问题上进行着沟通和协调。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世界上两个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有效全球治理的最大受益者。
2015年10月31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出席“2015京城国际论坛——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会议。
特别值得说一句，当年美苏的意识形态完全对立，彼此都以瓦解、消灭对方为己任、为目标。今天的中美关系与之大不相同。中国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多元化，认定“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不去挑战美国的制度模式，美国也不应来挑战中国的制度模式。
不过，张宇燕承认，新冷战会不会发生，不仅取决于双方的战略意图、政策目标，也要看两国对彼此关系状态和分歧问题的管控能力。历史上并不缺乏大国间因小摩擦失控而引起灾难性冲突的先例。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摩擦相对密集甚至突出的阶段，所以尤其要加强政策对话和风险管控，坚定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念。毕竟，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的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张宇燕同意，现在中国国内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民间的悲观情绪要比决策圈内的重一些。这可能与不同受众接触的信息量、信息面不同有关，总是喜欢把镜头对准负面事件的媒体，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事实上，这样的“分化”不仅中国有，在美国表现得更为明显。
张宇燕说，他近期接触到的不少美国学者都忧心忡忡地讲，中美关系正滑向近三分之一世纪最危险的状态。美国学界开始广泛质疑中国和平发展的“真正战略意图”，进而质疑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这才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和警觉的。
有鉴于此，张宇燕希望《美国行为的根源》一书及其所展现的研究、思考方法，能够成为两国学界、公众加深相互了解的一座桥梁、一个台阶。他和高程博士在写作时刻意使用了通俗、浅显的语言，避免过于学术化，主要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而没有对现实中的中美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他希望读者在读后能对美国这个中国必须与之打好交道的国家进行思考，进而形成更系统、更全面的判断。
中美在经济领域不可能“痛苦分手”
张宇燕教授谈到了“相互依存”，这就引出了记者的下一个问题：“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斯坦利前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最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相互依存陷阱’。在罗奇看来，中美经济长期相互依存，维系着两国关系的稳定。但美国在‘后危机时代’解决自身失衡的步伐缓慢，仍严重依赖国外储蓄，靠借债保持增长，而中国不但将经济模式从出口转向消费，还开始重新定义国家角色，中美经济关系将出现更多冲突和紧张，似乎到了‘痛苦分手的时候’。您是否认同他的观点？”
张宇燕直截了当地说，史蒂芬·罗奇言重了。一方面，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正在发生改变，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继续像过去那样长期维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仍将保持增长。即使美国主导的、未把中国包括在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真的重构了全球贸易版图，它们也不大可能扭转中美相互贸易和投资基本盘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是由中美在全球生产、贸易链条和金融、能源市场中的不同位置、各自作用决定的。换个角度看，“痛苦分手”对双方来说都代价太大，两国之间早已形成的深度利益交融不是谁说切断就能切断的。 张宇燕说，他个人对TPP是持开放态度的。美国推动TPP的主因，除了要主导未来全球规则制定外，也还是要促进自身经济复苏，寄希望于提振外部市场。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奥巴马政府为了彻底摆脱经济金融危机、实现稳定增长，也给自己执政八年留下一份遗产，只好另辟蹊径。这一作法虽不违背世界贸易规则，但如果旨在将个别国家排除在外、甚至针对个别国家，就很不合时宜了。
张宇燕认为，TPP协议文本尽管已经在其12个成员国之间签署，但要经由美国等各国议会批准生效还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其间不排除发生波折的可能性，毕竟美日等国国内对协议内容仍存在很大争议。TPP协议在国企、劳工、原产地原则、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包含一些中国无法接受、至少在现阶段难以适应的条款，有些还带有强烈的歧视性。对中国而言，当前最关键、最紧迫、最重要的是扎实推进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贸易投资与谈判，包括“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各种双、多边自贸安排等，最大限度地掌握确立或改进国际规则的主动权，用包容性对冲排他性，同时也要积极主动利用国际规则，对国内改革形成良性促进。
张宇燕重申，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体系、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意志不能动摇。过去30多年来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向世界开放，学习国际上的先进发展经验和科技成果，在模仿借鉴的过程中积累财富并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创新力。现在，中国改革进入到新的阶段，所面临的一项紧迫挑战是如何协调好自己在相对雄厚实力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利益主张同现行国际制度的关系。基辛格博士说过，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的“金砖集团”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外建立一个并行体系。但基辛格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他相信美国主导的现行体系和中国提出的新的体系内容之间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前提是中美必须坚守一个共识：在大部分领域，应该只有一个国际体系，未来“就让历史去决定”。
张宇燕说，需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2015年9月“白宫秋叙”达成的共识，逐步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在BIT谈判中，中方一开始提出的负面清单相比美国所签FTA中的单子而言是长了些。其实，所有谈判者实际上同时进行着两方面的谈判，一方面是同国外对手谈判，另一方面是同国内不同利益部门或利益集团进行谈判。难度可想而知。长远来看，BIT总是要谈成的，它必将对优化中美经济关系和推进全球经济再平衡产生深远影响。
寄语美国研究
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很快过去了。结束访谈前，记者请张宇燕教授为中国国内的美国研究提几点希望和建议。张宇燕做了简短的回答。他说，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全球性的主导力量，中美关系仍将是中国对外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从此意义上讲，搞好对美研究、做好对美工作，对推进我国的全局外交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如果非要他本人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提出什么忠告，他建议：多进行基于翔实文献和史料的方法论研究，找出纷繁复杂世界的最主要变量，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既要研彼，也要知己，清楚中国在世界上的利益所在和发展所向，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思考美国和中美之间的问题;与美国同行多交流，既向美国人讲好中国故事，也向国内受众准确讲述美国故事，用对话的力量促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
张宇燕告诉记者，他正在重读美国已故中国学大师费正清先生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特别注意到费正清在1983年以76岁高龄为该书增补的章节。穷其毕生研究，费正清得出的结论是，要能“从中国的过去看中国的今日”，也就是把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创新结合起来，发现中国的行为规律。美国走过的路虽然远没有中国悠长、复杂，但其历史经验积累绝不简单，美国研究同样需要注重方法论，善于从根源处发现规律。
茶几上摆放着张宇燕教授与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高程博士合作写就的《美国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American Conduct，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一书。银灰色的封皮上印着美国国会大厦的剪影，大面积的留白似乎在提示读者追随著述人的思路去探寻表象背后的本质。
《美国行为的根源》出版时，正值中美关系麻烦连连，两国在南海、朝鲜半岛核、网络、人权、经贸等问题上的争议与分歧暴露于世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猜测、担忧的情绪弥漫在两国学术界。因此，《美国行为的根源》一经出版，立刻受到学界关注。
这本书的书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70年前美苏冷战揭幕时的一件事。1946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18个月，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馆的参赞乔治·凯南把一份8000字的长篇电报报回华盛顿，一年后又经修改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发表在《外交》杂志上。这篇署名为“X先生”的文章详尽分析了苏联的战略行为模式和思想文化根源，向美国最高决策当局系统提出抵制苏联扩张的战略建议，最终作为美国确立对苏遏制战略的核心文件留在历史上。
寻找美国对外行为的规律
正是联想到70年前的史实，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有些尖锐：“在撰写《美国行为的根源》过程中，您是否存在一种担心，即这本书推出后，会至少在形式存在上成为两国相互误解氛围的一部分？”
张宇燕听后笑了起来，坦言此书创作期间和出版后还很少有人当面向他提这样的问题。接着，张宇燕作了胸有成竹的回答，显然早有思考。
张宇燕说，《美国行为的根源》成书于八年之前，在思维架构、立论方法上的确受到《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的影响。新世纪开端的七八年间，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合作面与竞争面不断扩大、全球意义逐渐凸显的拐点。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快速上升、美国实力仍盛，对中美关系的再探讨、再认识的热潮逐渐兴起。这就要求中国的研究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美国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萌生了写一部书的念头，不谈政策问题，而是突出主要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做些方法论上的研究，通过对美国国内、国际行为方式的分析，从现象背后拎出一些基础性、根源性的东西，挖掘美国处理全球事务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模式，从中寻找规律，为中国的美国研究增砖添瓦。
张宇燕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现在，中国综合国力继续上升，外交更加积极主动，美国则步入相对实力逐渐下降的历史通道。如果说当年冷战爆发时，美国与苏联处在一个实力相对均等的状态，美国必须平视而非俯视苏联，对苏联的行为模式和战略意图充满疑虑，从而催生了“X先生”的长篇电报，那么现在，中美两国的实力处在一个差距快速缩小但仍旧明显的状态。今天的中国有可能以比大家预想得要快的速度追平甚至赶超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以一个相对平视的角度观察美国，因此，像一个全球性大国该做的那样更为深入地探究博弈对手的所思所想也就更为必要。
张宇燕说，《美国行为的根源》成稿后，他自觉理论分析方法仍有调整改进的空间，甚至一度想过推倒重来，但最终决定不再等待。如果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情绪因这本书的出版而有所加深，自然不是他的本意。所以他特意强调，无论从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还是所面临的问题等角度看，今天的中国既不是当年的苏联，中美关系的性质亦迥异于当年的美苏关系和当前的美俄关系。然而，差别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今天与70年前的世界没有共同点。这里说的共同点，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主要博弈者之间要精准了解对方，并在此基础上防止或减少误判。如果说凯南的电报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遏制”战略，那么《美国行为的根源》一书的目标，则是要增进对美国的了解或理解。但我们至少有一点同当年的乔治·凯南及与他类似思考着全球战略问题的美国精英们类似，那就是更有必要聚焦自己在当今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国际主要博弈者，探究其行为根源及逻辑，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战略棋局中进行博弈的战略依据。
记者就势提出第二问：“您在《美国行为的根源》中确认，美国对外政策中一直存在两条看似相互独立、时而又相互矛盾的主线：理想主义与功效主义，进而提出了‘价值诉求—现实利益’的二元模型作为讨论美国行为的框架，这可以被视为对当代美国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那么您认为，具体到现实中，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这个‘二元结构’当中的哪条线得到了更多的反映？展望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美国，哪条线又会相对突出起来？”
张宇燕回答说，美国的“功效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表现为现实主义。《美国行为的根源》一书提炼出一个理解美国行为范式的简化的“三位一体”模型：宗教热情—商业理念—集团政治。这“三位一体”的国内根源决定了美国对外行为的目标是维护扩展价值体系和现实利益。事实上，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两种性质不同但又高度相关的目标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侧重点会有所不同。
张宇燕说，在奥巴马任内，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一面确实更重一些。奥巴马提出“不干蠢事”，强调要重视“外交和协调的作用”，“决不轻易卷入战争”。这些都是顾及美国实力相对下滑和全球挑战高度多元化、复杂化的一种务实调整。奥巴马政府从来没有把推广美式价值观的“宗教热情”和强化集团政治的“战略热情”隐藏起来，而且还更加有所强调。我们看到，捍卫和推广价值观已被明确列入美国地区战略和防务安全政策——比如“亚太再平衡”——的重要支柱。我们也看到，通过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和介入南海、东海事务，奥巴马政府在着力强化亚太同盟体系、增加盟友伙伴之间凝聚力;通过推进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在震慑朝鲜的同时，在一并加强针对中国、俄罗斯的防范和遏制能力。 张宇燕预计，2016年之后，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对外行为当中的现实主义特点都只会进一步加强而不会有所减少。这一点已经清楚地在本次总统选举中展现出来。虽说“宗教热情”或“价值理念”始终是美国行为的一大支柱，但在面临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的环境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研究、理解美国行为的重点，应更多地放在国内党派或集团竞争合作与现实利益追求上。
对中美关系不存在绝对的悲观
“那么，在当前条件下，您对中美关系的前景究竟是仍感乐观，还是转向悲观呢，抑或处在一个乐观情绪逐渐消减的状态？”记者追问。
张宇燕表示，在国际关系当中，本不存在绝对的乐观与绝对的悲观，外交决策中的绝对乐观主义和绝对悲观主义也都是要尽力避免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相信凡事都有相对的两面，中美关系更是具有两面性和复杂性。他本人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也不相信中美关系会恶化到爆发全面战争和冲突的地步。中美都是大块头的国家，两国交往不断增多，涉及领域甚众，利益交汇面不断拓展，摩擦分歧自然而然增多，需要协调合作的地方实际上也在增多。看问题不能只执一端，因为近期中美之间麻烦事比较多就产生过度悲观情绪。
张宇燕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两国之间并不存在发生当年美苏那样的长期冷战的基础。两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存度恐怕是历史上任何一对大国之间不曾有过的。从维护国际规则体系主导地位和“天赋使命”出发，美国不会发自内心地乐见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上升并逼近自己。因而，在精确计算成本收益的前提下，迟滞中国发展、消解中国影响、推广西方价值，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由于自身能力、国内政治、在华利益、精英分化等方面的原因，美国对华政策陷入“两难”，不得不寻找既可以有效迟滞中国崛起、又能容纳并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两全之策。他们倾向于运用国际或全球制度而非传统军事的手段把中国的崛起纳入自身的历史发展轨道中，以减少自己与中国摩擦的成本。
张宇燕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踏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中国进入全球体系并成为体系中日益重要的一员的进程不会改变。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扩大开放，更深、更好地融入这个体系，向这个体系注入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这个体系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积极参与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议、新发展银行和亚投行的建立等，不应被理解为“另起炉灶”，它们与当年苏联建立的经互会和华约式体系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之间在性质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在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内，中美尽管在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更多问题上进行着沟通和协调。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世界上两个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有效全球治理的最大受益者。
特别值得说一句，当年美苏的意识形态完全对立，彼此都以瓦解、消灭对方为己任、为目标。今天的中美关系与之大不相同。中国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多元化，认定“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不去挑战美国的制度模式，美国也不应来挑战中国的制度模式。
不过，张宇燕承认，新冷战会不会发生，不仅取决于双方的战略意图、政策目标，也要看两国对彼此关系状态和分歧问题的管控能力。历史上并不缺乏大国间因小摩擦失控而引起灾难性冲突的先例。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摩擦相对密集甚至突出的阶段，所以尤其要加强政策对话和风险管控，坚定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念。毕竟，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的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张宇燕同意，现在中国国内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民间的悲观情绪要比决策圈内的重一些。这可能与不同受众接触的信息量、信息面不同有关，总是喜欢把镜头对准负面事件的媒体，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事实上，这样的“分化”不仅中国有，在美国表现得更为明显。
张宇燕说，他近期接触到的不少美国学者都忧心忡忡地讲，中美关系正滑向近三分之一世纪最危险的状态。美国学界开始广泛质疑中国和平发展的“真正战略意图”，进而质疑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这才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和警觉的。
有鉴于此，张宇燕希望《美国行为的根源》一书及其所展现的研究、思考方法，能够成为两国学界、公众加深相互了解的一座桥梁、一个台阶。他和高程博士在写作时刻意使用了通俗、浅显的语言，避免过于学术化，主要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而没有对现实中的中美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他希望读者在读后能对美国这个中国必须与之打好交道的国家进行思考，进而形成更系统、更全面的判断。
中美在经济领域不可能“痛苦分手”
张宇燕教授谈到了“相互依存”，这就引出了记者的下一个问题：“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斯坦利前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最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相互依存陷阱’。在罗奇看来，中美经济长期相互依存，维系着两国关系的稳定。但美国在‘后危机时代’解决自身失衡的步伐缓慢，仍严重依赖国外储蓄，靠借债保持增长，而中国不但将经济模式从出口转向消费，还开始重新定义国家角色，中美经济关系将出现更多冲突和紧张，似乎到了‘痛苦分手的时候’。您是否认同他的观点？”
张宇燕直截了当地说，史蒂芬·罗奇言重了。一方面，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正在发生改变，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继续像过去那样长期维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仍将保持增长。即使美国主导的、未把中国包括在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真的重构了全球贸易版图，它们也不大可能扭转中美相互贸易和投资基本盘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是由中美在全球生产、贸易链条和金融、能源市场中的不同位置、各自作用决定的。换个角度看，“痛苦分手”对双方来说都代价太大，两国之间早已形成的深度利益交融不是谁说切断就能切断的。 张宇燕说，他个人对TPP是持开放态度的。美国推动TPP的主因，除了要主导未来全球规则制定外，也还是要促进自身经济复苏，寄希望于提振外部市场。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奥巴马政府为了彻底摆脱经济金融危机、实现稳定增长，也给自己执政八年留下一份遗产，只好另辟蹊径。这一作法虽不违背世界贸易规则，但如果旨在将个别国家排除在外、甚至针对个别国家，就很不合时宜了。
张宇燕认为，TPP协议文本尽管已经在其12个成员国之间签署，但要经由美国等各国议会批准生效还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其间不排除发生波折的可能性，毕竟美日等国国内对协议内容仍存在很大争议。TPP协议在国企、劳工、原产地原则、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包含一些中国无法接受、至少在现阶段难以适应的条款，有些还带有强烈的歧视性。对中国而言，当前最关键、最紧迫、最重要的是扎实推进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贸易投资与谈判，包括“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各种双、多边自贸安排等，最大限度地掌握确立或改进国际规则的主动权，用包容性对冲排他性，同时也要积极主动利用国际规则，对国内改革形成良性促进。
张宇燕重申，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体系、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意志不能动摇。过去30多年来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向世界开放，学习国际上的先进发展经验和科技成果，在模仿借鉴的过程中积累财富并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创新力。现在，中国改革进入到新的阶段，所面临的一项紧迫挑战是如何协调好自己在相对雄厚实力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利益主张同现行国际制度的关系。基辛格博士说过，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的“金砖集团”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外建立一个并行体系。但基辛格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他相信美国主导的现行体系和中国提出的新的体系内容之间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前提是中美必须坚守一个共识：在大部分领域，应该只有一个国际体系，未来“就让历史去决定”。
张宇燕说，需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2015年9月“白宫秋叙”达成的共识，逐步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在BIT谈判中，中方一开始提出的负面清单相比美国所签FTA中的单子而言是长了些。其实，所有谈判者实际上同时进行着两方面的谈判，一方面是同国外对手谈判，另一方面是同国内不同利益部门或利益集团进行谈判。难度可想而知。长远来看，BIT总是要谈成的，它必将对优化中美经济关系和推进全球经济再平衡产生深远影响。
寄语美国研究
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很快过去了。结束访谈前，记者请张宇燕教授为中国国内的美国研究提几点希望和建议。张宇燕做了简短的回答。他说，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全球性的主导力量，中美关系仍将是中国对外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从此意义上讲，搞好对美研究、做好对美工作，对推进我国的全局外交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如果非要他本人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提出什么忠告，他建议：多进行基于翔实文献和史料的方法论研究，找出纷繁复杂世界的最主要变量，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既要研彼，也要知己，清楚中国在世界上的利益所在和发展所向，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思考美国和中美之间的问题;与美国同行多交流，既向美国人讲好中国故事，也向国内受众准确讲述美国故事，用对话的力量促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
张宇燕告诉记者，他正在重读美国已故中国学大师费正清先生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特别注意到费正清在1983年以76岁高龄为该书增补的章节。穷其毕生研究，费正清得出的结论是，要能“从中国的过去看中国的今日”，也就是把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创新结合起来，发现中国的行为规律。美国走过的路虽然远没有中国悠长、复杂，但其历史经验积累绝不简单，美国研究同样需要注重方法论，善于从根源处发现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