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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军队“选”出的“右派”远没有地方多，一是由军队的性质决定的，二是不少单位的领导保护部下。例如驻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就公开说：我们志愿军都是左派，没有右派！元帅罗荣桓在政治学院说：不能因为说了一两句错话就成了右派。……如果因为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或说了点错话就成了右派，以后谁还敢讲真话？但是，总政创作室是个例外。
在军队“右派”中，总政创作室的“右派”高达一半
1956年，主管文教的总政副主任傅钟指示：不能把业务尖子放到地方。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筹划把全军知名的作家、画家集中到北京，在文化部成立文学美术创作室。主任由电影处处长虞棘兼，副主任是时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的魏巍，党支部宣传委员为胡可，组织委员为黎白，柳琪辉、夏信荣为秘书。黎白回忆：成员除参加莲花池清查“胡风分子”后留下来的少数创作人员外，还有作家蔺柳杞、丁毅、胡可、杜烽、徐光耀、西虹、周洁夫、史超、寒风、郭光、韩希梁、张佳、沈默君、黄宗江、陆柱国、白桦、公刘、黎白。美术组组长艾炎，组员关夫生、高虹、彭彬、刘崙、何孔德、黄胄、张祖武（雕塑家，从云南军区调来，解放前就是美专教师）。借调人员有徐孔、林予、樊斌、郭良信、孙景瑞。来文学美术创作室之前，他们已经有斐然的成果。像胡可的话剧《英雄的阵地》、《战斗里成长》；杜烽的话剧《李国瑞》；丁毅的电影文学剧本《打击侵略者》，与人合作的歌剧《白毛女》；蔺柳杞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魏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西虹的报告文学《零下四十度》；周洁夫的小说《走向胜利》；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寒风的长篇小说《东线》；史超的话剧《王克勤班》；沈默君的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陆柱国的小说《决斗》、《风雪东线》；郭光的长篇小说《寒流滚滚》；公刘的诗歌以及美术组创作的油画、国画、版画《过雪山》、《出击之前》、《风雪边疆》，等等。
据黎白回忆，在创作室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或稍后发表的作品有：徐光耀的电影文学剧本《小兵张嘎》；虞棘的小说集《桃花峪》；杜烽的话剧《英雄万岁》；胡可的话剧《槐树庄》；陆柱国的长篇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之后与王炎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战火中的青春》；黄宗江和胡石言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柳堡的故事》，和沈默君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海魂》；白桦的长诗《鹰群》；韩希梁的长篇小说《黄继光》；黎白和陈靖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以及改编成的电影文学剧本《金沙江畔》；史超的电影文学剧本《五更寒》；黄胄、何孔德等画家的大量优秀画作……
1956年底，《解放军文艺》有一篇权威的评论文章，说白桦的《鹰群》是描写军队斗争史的三部优秀长诗之一。点到名的优秀作品还有：徐光耀的《平原枪声》，胡石言的《柳堡的故事》，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寒风的《东线》，陆柱国的《上甘岭》，樊斌的《雪山进军》，胡可的《战斗里成长》、《战线南移》，以及白桦、林予的短篇等。
谁也没想到，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硕果累累的总政创作室却成了军队中的“右派窝子”。总政文化部部长、少将陈沂是将军中唯一的“右派”，也是军队中最大的“右派”。创作室正式成员加上借调人员一共37人，除原《解放军文艺》副总编郭光因病没参加，剧作家丁毅调总政文工团，报告文学作家西虹回解放军报社，再去掉负责记录的秘书柳琪辉和夏信荣，有32人参加“鸣放”。在陈沂的“率领”下，创作室“涌现”出15名“右派”和“中右分子”。9名“右派”是：徐光耀、艾炎、公刘、何孔德、沈默君、白桦、樊斌、吴占一、徐孔（调回原单位被划为“右派”）。6名被降职、下放的“中右分子”是：寒风、黎白、林予、韩希梁、刘崙、张祖武。创作室平安无事的一半也不能说都平安无事。创作室主任虞棘是老革命，抗战时就是胶东地区著名的剧作家，几乎当地所有的秧歌剧都出自他的手，至今有些唱段还在老乡中口耳相传。他“积极”写了几篇批判右派的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但仍然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剧作家胡可、史超，小说家蔺柳杞等也受到“反右不力”的批评，剩下没“挂号”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讨饭的苦孩子樊斌成了创作室第一个“右派”
在当时那种“热烈”的气氛下，总政创作室并不是太积极，认为帮助党“整风”是党外人士的事情。像黎白在“鸣放”初期到烟台深入生活，后来又和史超、周洁夫、柳琪辉、徐孔、徐光耀到北戴河休创作假，刘宾雁被报纸点名后，他们才被叫回北京。“鸣放”第一个星期，创作室主任虞棘动员，要求所有人的日记、信件和武器都要主动上交。白桦还开玩笑：我已经不记日记，也不保留信件了，武器只有一挺“水机关枪”。虞棘批评他：如果组织上一定要你交“水机关枪”，你怎么办？与青年作家不同，参加过延安整风的中年作家却忧心忡忡，出言谨慎。黎白回忆：我回京后参加了两次“鸣放”座谈会，有一些发言，但没有形成“暴风骤雨”。这是因为创作室成员来自全军，互相不了解，又都忙于“单兵作战”，自然也没有什么恩怨。所以说来说去只有三大话题，“肃反”、“统购统销”、“反苏反共”。徐光耀强调审查清楚了个人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就不用背包袱了。诗人公刘在莲花池查“胡风分子”时被整过，心存委屈，说“肃反”搞过头了，伤害了感情。他的发言得到一些赞同，但也引来不同意见。
创作室唯一“火力”较猛的是从昆明军区借调来的樊斌。樊斌从小要饭，13岁扔了讨饭棍，成了“红小鬼”，又从卫生员成长为军医、卫生科长。进军西藏时，他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雪山进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樊斌说看见一些坏干部吃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樊斌的罪名是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12期刊登了一篇题目为《樊斌，一个反党逆子》的文章。朴实木讷的樊斌，不几天就被斗“熟”了：开除党籍军籍，戴上“右派”帽子，发配云南麻风病院“改造”。
接下来，诗人公刘被扣上“右派”帽子
空气格外紧张起来，人人都愁容满面，见面不敢再开玩笑，都低头走路。批斗樊斌时，创作室发了个文件《公刘在“肃反”以后的几首诗》，虽说诗人公刘在“鸣放”中夹紧尾巴做人，但他的几首诗与流沙河的“大毒草”《草木篇》成了“双峰”。
公刘，12岁随父母逃难，1948年参加学联，1949年11月参军并入团，1953年入党，在西南军区的《国防战士》任职。1953年，他的第一本诗集《边地短歌》在中南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接着他被借调到地方，整理撒尼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1954年秋，陈荒煤致信冯牧，建议将《阿诗玛》搬上银幕，借调公刘到北京改编。几乎与国家文化部的公函同时，总政文化部的调令也来了。19５5年初，公刘到北京写剧本。因批胡风中断，公刘拒绝监视军内“胡风分子”，自己倒成了“胡风外围分子”。1957年4月，《人民文学》发表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阿诗玛》。之后，公刘和黄宗江到敦煌，以常书鸿为原型编写电影剧本，后三封电报把他们召回北京。这回公刘的日子不好过了，他的“背景复杂”的老底被翻了个底朝天。公刘幼年时逃难赣州，偶然结识蒋经国的主任秘书徐君虎（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被资助上中学。专案组一句玩笑话，把他“提升”为蒋经国的干儿子。在百般威逼下，公刘两次自杀未遂，只好编造自己是美蒋特工，从香港潜入大陆。1958年5月，被打成“右派”的中尉公刘被连降四级，到山西忻县劳改，1979年获得平反。
小八路出身的徐光耀花700元“买”了个“右派”帽子
在总政创作室批斗樊斌和公刘后，中国文联转来徐光耀的材料，要求对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有关的徐光耀“加温”。
徐光耀，1925年生于河北雄县一户贫农家庭，13岁参加八路军，曾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因为被太多的英雄感动，他开始编写故事。用徐光耀自己的话说，从作家再发展，便很自然地发展成了“右派”。1953年，徐光耀到故乡雄县三区任区委副书记，分管互助组和合作社，“一猛子”扎了三年。1956年，他被调到总政创作室，和胡可、杜烽住在前门外西河沿大耳胡同。大家都在埋头创作，徐光耀也在酝酿农业合作化的长篇。这时华北联合大学的同学两次来为陈企霞借钱。1947年，徐光耀在前线剧社创作组时，插班上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陈企霞是系主任。现在老师遭难，他也没想更多，好心地拿出700元，这以后成为“资敌”的证据。
1956年底，中国作家协会调查丁玲。因为解放初徐光耀曾在丁玲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过，便要他提供材料。徐光耀如实写了自己知道的事情，有时间、有地点。“鸣放”结束，创作室主任虞棘说：每个人必须交“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说完的话，用文字表达出来。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徐光耀急了，说我对党根本没有意见。虞棘说这是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这样徐光耀写了一份文字材料，交代给中国作协党组的那封关于丁玲的信。不出三天，此信被复印30份，在斗争公刘的会上分发。批斗公刘宣布告一段落时，徐光耀被正式点名。他大吃一惊。虞棘说：第一，你的信性质很严重；第二，你也有“言论”，在《文艺报》发表“海阔凭鱼跃”的文章；第三，中国文联的会上点了你两次名。斗到11月，徐光耀交出一大本自我检查。会上宣布他还要继续检查，想起新问题随时交代，外出要请假。
剧作家胡可、杜烽与徐光耀都来自华北军区，又同吃同住，批斗徐光耀不能不发言，但又无言可发，真是左右为难。剧作家黄宗江来自华东军区，平时说话滔滔不绝，但在批斗徐光耀时却“结巴”了。他首先自我挖苦，再转向“目标”，以后批斗沈默君时也如此。黄宗江说，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上校张桂年纪较大，性格憨厚，有“大好人”之称，斗樊斌、公刘时他没说什么，斗徐光耀时，他说：你徐光耀，一个穷人的孩子，13岁当小鬼，在党的培养下，你你怎么，就就……张桂说不下去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哭起来。画家黄胄是少尉，在创作室军衔最低，他总是默默坐在角落里。黄胄与徐光耀同龄，批斗徐光耀他说话了：咳……徐光耀，你从小当八路，党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你往丁玲那里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会后黄胄硬拉沮丧到极点的徐光耀到琉璃厂观赏古画，并劝他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群虾》。后来徐光耀发配保定，创作了中篇小说《小兵张嘎》，邀请黄胄画插图。本来黄胄很忙，但他怕伤徐光耀的心，就指导爱人为他画了封面和插图。
徐光耀被“挂”起来，创作室大多数人都不同意定他为右派。《解放军文艺》1958年第6期在《人民日报》登了条“广告”，其中一个标题是《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却拖到《解放军文艺》第9期才刊登出来。9月25日，创作室代理支部书记杜烽和周洁夫传达总政机关党委的决定和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大意是徐光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降为行政17级，工资从210元减到９9元，转地方另行分配。徐光耀不明白：定我“右派”的根据是什么？回答是，根据你自己的检查啊。徐光耀回到保定，一位很熟的工人作者问他，听说你花700元钱“买”了个“右派”帽子。1959年，徐光耀被摘下“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归入“黑五类”，遣送回乡，1979年获得平反。
因胡风问题刚放出来的白桦又被揪出来
白桦，1930年生于河南信阳，因战乱从信阳师范肄业。1947年，他历经苦难逃到解放区，在西南军区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白桦15岁时发表第一首诗。1953年，他把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并因此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和解放军联合组成的作家访问团，赴东北和朝鲜访问。因为代表团中有胡风，所以白桦后来作为“胡风分子”被隔离审查8个月。他试图自杀，去饭厅或上厕所时逃到苇荡里切开手腕，谁知写好的遗书被发现。1956年春节，白桦被解除隔离。
为写清代傈傈人起义的长诗，白桦来到云南的高黎贡山。在云南省委宣传部一次作家“鸣放”会上，白桦说应该允许文艺工作者有个性，应该给予文艺工作者起码的创作条件，应该让作家协会成为作家自己的组织，而不应该是一个“衙门”。白桦被叫回北京参加“鸣放”，正在批判别人时，昆明军区来电报揭发他在云南的“罪行”，要求把他定为右派。这时创作室已经有樊斌、公刘、徐光耀、何孔德等几个“右派”，总政副主任萧华试图保白桦，不同意把他划为“右派”，也不让他去昆明接受批判。但云南方面坚持说白桦是“右派”的急先锋，还是把他揪回去了。
白桦回到北京，由于上层意见不统一，所以拖到1958年春天还没有给他定案。创作室主任虞棘在会议上，吞吞吐吐地说希望不要把白桦定为“右派”，并透露了萧华及周扬的意见。周扬也感到全国打成“右派”的作家太多了，是不是可以少打几个？总政创作室立即有人反对，说叫萧华、周扬到我们会上来，听听我们的意见。徐光耀已经被划为“右派”，白桦也应该划为“右派”。有人指责虞棘一贯右倾，使创作室的年轻作家都堕落成了右派。虞棘当即昏倒，被紧急送进北京医院。
白桦最后还是被定为了“右派”。1961年他调到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当编辑，1964年再穿军装，成为武汉军区的一名创作员。
画家黄胄差点儿被打成“右派”
黄胄是孤儿，8岁离家，抗战开始时才12岁，逃难后方。他在宝鸡读完初一就失学了，不得不到西安的中学教图画和音乐，也卖自己的画。有一次，画店卖掉他十几张京戏人物速写，由此认识了共产党员、画家韩乐然，所以西安一解放他就参了军，在西北军区《战士读物》杂志当美术编辑。黄胄画的《爹去打老蒋》在中国美术界引起很大轰动，另一幅《苹果花开的时候》也倍受赞扬。黄胄没有上过一天美术学校，他去考中央美术学院时，院长徐悲鸿劝他不要考，说他的作品已经很有个性，邀请他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还没办好手续，黄胄就被调到总政文化部。最初在莲花池清查“胡风分子”，屋里全是烟，黄胄资历浅，没有“胡风分子”的嫌疑，他就在会场偷偷画速写。1956年春，总政宣传部要给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李来才画连环画，派黄胄到河南农场采访，直到“反右”开始后才回来。领导说他就是画画，不关心政治，带他去文化部开会，要求他必须发言，而黄胄确实是想发言的，也写好了条子。但他看到别人发言踊跃，挺有内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把条子撤回来了。
几天后，在文化部的会上发言的画家何孔德被定成“右派”。何孔德画过一张名为《信》的画，反映志愿军的坑道生活，被扣上厌战的罪名。黄胄说我看不出像何孔德这样的人有什么反战情绪，我画过很多志愿军在朝鲜的连环画，战士们当然想念家乡的亲人。我们这些画画的对政治知道多少？也没说过什么太过火的话，不知为什么被定为“右派”了。许多人批评黄胄，说他是因为没有机会发言才没有当上“右派”，但并不代表他心里对党没有意见。还有人说他走白专道路，思想相当危险。
1957年底，黄胄的画作《柴达木风雪》获金质奖章。以后黄胄画画少了，他经常到琉璃厂、地安门的古玩店和文物商店转。为了换古画才画几张画。那时他画的毛驴每张只卖一二十元，画好几张毛驴才能换一张古画。
1960年，黄胄画的《巡逻图》被国防部作为礼物送给越南的胡志明主席。7月，黄胄到四川金沙江边当兵，特别规定他不许画画。黄胄说，给我吃好喝好，却不让我画画，我可能会疯。好在画画是个人行为，用不着兴师动众，黄胄仍然画画不止。1966年7月28日，《解放军报》发表《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说黄胄是隐藏在军队中的“毒蛇”。但就在批斗会上，黄胄仍用木棍在地上画驴，只不过画的驴像一只歪歪扭扭的狗。
黎白、艾炎、沈默君、吴占一等也挨了斗
黎白，生于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没有受过处分。1956年底，黎白为反驳对陈企霞的批判，写了一篇长文，还没“出笼”，“反右运动”就来了。黎白和徐光耀是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的同学。创作室将黎白、徐文耀的简历附上，复印后人手一册，说他们互相勾结，自动发难，形成配合陈企霞向党进攻的一翼。揭批的几个月中，因为黎白交代不出实质性的东西，日子很难过。有几个人坚持要定黎白为“右派”，最后他被定为“中右”，下放，留党察看两年。
美术组组长、画家艾炎在左权将军牺牲的那场战斗中纵身跳过崖，立过功。中国美术家协会转来艾炎的材料，说他穿着中校军装跑来示威。艾炎戴了２2年的“右派”帽子，与徐光耀一起在农场“改造”。
剧作家沈默君是茶商的儿子，抗战时在家乡参加新四军，会吹口琴。他看戏多，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小时候常随父亲的茶叶船从皖南到南京、上海，见过世面。所以他提笔为剧团写宣传抗战的剧本，被捕后也为伪军剧团写过“剿共”的剧本。不久新四军打来，他回到新四军中。上海解放后，在陈毅支持下，沈默君编写了《南征北战》的剧本，开创以电影形式歌颂伟大战略思想的先河。电影局请他到北戴河再写一部军事斗争题材的电影，于是有了《渡江侦察记》。在“鸣放”会议上，沈默君没有发言，别人也没有揭发出他私下有什么右派言论。但因他平时的作风，创作室开了他三四次批判会，要定他为“右派”。黎白孤胆为沈默君辩护，不应定“右派”，但最终沈默君还是被定为“右派”。
1919年出生的寒风，19岁参加八路军，曾任新华社驻二野第四兵团分社记者和通讯报道科长，参加过50多次战斗，算是老资格了。他平时爱开玩笑，人缘不错。在“鸣放”中他没有参加座谈会，因此没有“言论”。黎白回忆：有一次批斗会结束，寒风到我家，说我看哪，他们算不上右派，倒是那两三位“左派”左……往死里整人，真正危险的是咱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啊！寒风在每个人不得不交的“鸣放”文章上写了两句批评领导的“打油诗”，被定成“中右”，留党察看两年，他戏说一句诗判一年！1958年5月，寒风下放昆明，近一年后调回北京。
新来的秘书吴占一是年轻人，给陈沂当过秘书，说了几句对苏联红军不满的话，因此被定成“右派”。当时人们以为批得再重，“右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哪里想到后来“右派”成了敌人，一二十年流放边疆，有的甚至连生活也发生了困难。创作室人人自危，今天是审判员，明天可能就是“右派”。虞棘的创作室主任名存实亡，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兼《解放军文艺》总编陈亚丁一度主持创作室的“鸣放”。也幸亏“鸣放”了40天就结束了，否则总政创作室的灾情可能更加严重。这一段历史当事者大都在刻意回避，尤其是“左派”把这一段铲得干干净净。感谢总政创作室的黎白、胡可、杜烽等人接受采访并提供文章，使我们得知军队还有这样一个生产“右派”的创作室。
后记
一些本来创作活跃的作家、画家，在被打成“右派”或“中右”后如流星一样消失了。比如韩希梁，1951年至1957年，连出3本书：《六十八天》、《飞兵在沂蒙山上》、《黄继光》（何孔德绘图）。而以后1959出了一本书《黄海散记》，1９96年才又出一本书《特级英雄黄继光》，这仍是当年旧书的翻版。1924年出生的沈默君，是一位高产作家。1950年至1957年，他出版了《孙颜秀》、《夫妻英雄的故事》、《渡江侦察记》、《荣军锄奸记》、《暴风雨之夜》、《小号兵》、《海魂》（与黄宗宽合著）等7本书。“反右”时沈默君被污蔑为“文化商人”，之后他的创作烈火被彻底扑灭，25年没有新著。直到1982年，他的电影文学剧本结集出版，再以后他只编著过两本画帖。
当然，“右派”中也有人焕发了第二次青春。1927年出生的公刘，从1954年至1957年，连着出了6本书：《边地短歌》、《山中黎明》、《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望夫云》、《在北方》，其中有的诗集一版再版。1979年，公刘再一次“爆发”，出版了《尹灵芝》、《白花·红花》、《仙人掌》等近40本诗集。白桦与公刘一样，是才华横溢的诗人。1953年至1957年，他出版了《竹哨》、《边疆的声音》、《猎人的姑娘》、《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孔雀》（故事长诗）、《鹰群》等7本书。1978年以后，白桦重新进入创作期，涉及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演讲等几乎所有文学门类，著作等身。1985年，他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仍笔耕不辍。1986年，白桦应邀访问了10多个国家。1988年，他参加美国艾奥瓦国际写作计划，并在美国哈佛大学等20多所大学巡回演讲。
在军队“右派”中，总政创作室的“右派”高达一半
1956年，主管文教的总政副主任傅钟指示：不能把业务尖子放到地方。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筹划把全军知名的作家、画家集中到北京，在文化部成立文学美术创作室。主任由电影处处长虞棘兼，副主任是时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的魏巍，党支部宣传委员为胡可，组织委员为黎白，柳琪辉、夏信荣为秘书。黎白回忆：成员除参加莲花池清查“胡风分子”后留下来的少数创作人员外，还有作家蔺柳杞、丁毅、胡可、杜烽、徐光耀、西虹、周洁夫、史超、寒风、郭光、韩希梁、张佳、沈默君、黄宗江、陆柱国、白桦、公刘、黎白。美术组组长艾炎，组员关夫生、高虹、彭彬、刘崙、何孔德、黄胄、张祖武（雕塑家，从云南军区调来，解放前就是美专教师）。借调人员有徐孔、林予、樊斌、郭良信、孙景瑞。来文学美术创作室之前，他们已经有斐然的成果。像胡可的话剧《英雄的阵地》、《战斗里成长》；杜烽的话剧《李国瑞》；丁毅的电影文学剧本《打击侵略者》，与人合作的歌剧《白毛女》；蔺柳杞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魏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西虹的报告文学《零下四十度》；周洁夫的小说《走向胜利》；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寒风的长篇小说《东线》；史超的话剧《王克勤班》；沈默君的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陆柱国的小说《决斗》、《风雪东线》；郭光的长篇小说《寒流滚滚》；公刘的诗歌以及美术组创作的油画、国画、版画《过雪山》、《出击之前》、《风雪边疆》，等等。
据黎白回忆，在创作室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或稍后发表的作品有：徐光耀的电影文学剧本《小兵张嘎》；虞棘的小说集《桃花峪》；杜烽的话剧《英雄万岁》；胡可的话剧《槐树庄》；陆柱国的长篇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之后与王炎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战火中的青春》；黄宗江和胡石言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柳堡的故事》，和沈默君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海魂》；白桦的长诗《鹰群》；韩希梁的长篇小说《黄继光》；黎白和陈靖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以及改编成的电影文学剧本《金沙江畔》；史超的电影文学剧本《五更寒》；黄胄、何孔德等画家的大量优秀画作……
1956年底，《解放军文艺》有一篇权威的评论文章，说白桦的《鹰群》是描写军队斗争史的三部优秀长诗之一。点到名的优秀作品还有：徐光耀的《平原枪声》，胡石言的《柳堡的故事》，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寒风的《东线》，陆柱国的《上甘岭》，樊斌的《雪山进军》，胡可的《战斗里成长》、《战线南移》，以及白桦、林予的短篇等。
谁也没想到，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硕果累累的总政创作室却成了军队中的“右派窝子”。总政文化部部长、少将陈沂是将军中唯一的“右派”，也是军队中最大的“右派”。创作室正式成员加上借调人员一共37人，除原《解放军文艺》副总编郭光因病没参加，剧作家丁毅调总政文工团，报告文学作家西虹回解放军报社，再去掉负责记录的秘书柳琪辉和夏信荣，有32人参加“鸣放”。在陈沂的“率领”下，创作室“涌现”出15名“右派”和“中右分子”。9名“右派”是：徐光耀、艾炎、公刘、何孔德、沈默君、白桦、樊斌、吴占一、徐孔（调回原单位被划为“右派”）。6名被降职、下放的“中右分子”是：寒风、黎白、林予、韩希梁、刘崙、张祖武。创作室平安无事的一半也不能说都平安无事。创作室主任虞棘是老革命，抗战时就是胶东地区著名的剧作家，几乎当地所有的秧歌剧都出自他的手，至今有些唱段还在老乡中口耳相传。他“积极”写了几篇批判右派的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但仍然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剧作家胡可、史超，小说家蔺柳杞等也受到“反右不力”的批评，剩下没“挂号”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讨饭的苦孩子樊斌成了创作室第一个“右派”
在当时那种“热烈”的气氛下，总政创作室并不是太积极，认为帮助党“整风”是党外人士的事情。像黎白在“鸣放”初期到烟台深入生活，后来又和史超、周洁夫、柳琪辉、徐孔、徐光耀到北戴河休创作假，刘宾雁被报纸点名后，他们才被叫回北京。“鸣放”第一个星期，创作室主任虞棘动员，要求所有人的日记、信件和武器都要主动上交。白桦还开玩笑：我已经不记日记，也不保留信件了，武器只有一挺“水机关枪”。虞棘批评他：如果组织上一定要你交“水机关枪”，你怎么办？与青年作家不同，参加过延安整风的中年作家却忧心忡忡，出言谨慎。黎白回忆：我回京后参加了两次“鸣放”座谈会，有一些发言，但没有形成“暴风骤雨”。这是因为创作室成员来自全军，互相不了解，又都忙于“单兵作战”，自然也没有什么恩怨。所以说来说去只有三大话题，“肃反”、“统购统销”、“反苏反共”。徐光耀强调审查清楚了个人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就不用背包袱了。诗人公刘在莲花池查“胡风分子”时被整过，心存委屈，说“肃反”搞过头了，伤害了感情。他的发言得到一些赞同，但也引来不同意见。
创作室唯一“火力”较猛的是从昆明军区借调来的樊斌。樊斌从小要饭，13岁扔了讨饭棍，成了“红小鬼”，又从卫生员成长为军医、卫生科长。进军西藏时，他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雪山进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樊斌说看见一些坏干部吃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樊斌的罪名是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12期刊登了一篇题目为《樊斌，一个反党逆子》的文章。朴实木讷的樊斌，不几天就被斗“熟”了：开除党籍军籍，戴上“右派”帽子，发配云南麻风病院“改造”。
接下来，诗人公刘被扣上“右派”帽子
空气格外紧张起来，人人都愁容满面，见面不敢再开玩笑，都低头走路。批斗樊斌时，创作室发了个文件《公刘在“肃反”以后的几首诗》，虽说诗人公刘在“鸣放”中夹紧尾巴做人，但他的几首诗与流沙河的“大毒草”《草木篇》成了“双峰”。
公刘，12岁随父母逃难，1948年参加学联，1949年11月参军并入团，1953年入党，在西南军区的《国防战士》任职。1953年，他的第一本诗集《边地短歌》在中南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接着他被借调到地方，整理撒尼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1954年秋，陈荒煤致信冯牧，建议将《阿诗玛》搬上银幕，借调公刘到北京改编。几乎与国家文化部的公函同时，总政文化部的调令也来了。19５5年初，公刘到北京写剧本。因批胡风中断，公刘拒绝监视军内“胡风分子”，自己倒成了“胡风外围分子”。1957年4月，《人民文学》发表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阿诗玛》。之后，公刘和黄宗江到敦煌，以常书鸿为原型编写电影剧本，后三封电报把他们召回北京。这回公刘的日子不好过了，他的“背景复杂”的老底被翻了个底朝天。公刘幼年时逃难赣州，偶然结识蒋经国的主任秘书徐君虎（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被资助上中学。专案组一句玩笑话，把他“提升”为蒋经国的干儿子。在百般威逼下，公刘两次自杀未遂，只好编造自己是美蒋特工，从香港潜入大陆。1958年5月，被打成“右派”的中尉公刘被连降四级，到山西忻县劳改，1979年获得平反。
小八路出身的徐光耀花700元“买”了个“右派”帽子
在总政创作室批斗樊斌和公刘后，中国文联转来徐光耀的材料，要求对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有关的徐光耀“加温”。
徐光耀，1925年生于河北雄县一户贫农家庭，13岁参加八路军，曾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因为被太多的英雄感动，他开始编写故事。用徐光耀自己的话说，从作家再发展，便很自然地发展成了“右派”。1953年，徐光耀到故乡雄县三区任区委副书记，分管互助组和合作社，“一猛子”扎了三年。1956年，他被调到总政创作室，和胡可、杜烽住在前门外西河沿大耳胡同。大家都在埋头创作，徐光耀也在酝酿农业合作化的长篇。这时华北联合大学的同学两次来为陈企霞借钱。1947年，徐光耀在前线剧社创作组时，插班上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陈企霞是系主任。现在老师遭难，他也没想更多，好心地拿出700元，这以后成为“资敌”的证据。
1956年底，中国作家协会调查丁玲。因为解放初徐光耀曾在丁玲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过，便要他提供材料。徐光耀如实写了自己知道的事情，有时间、有地点。“鸣放”结束，创作室主任虞棘说：每个人必须交“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说完的话，用文字表达出来。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徐光耀急了，说我对党根本没有意见。虞棘说这是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这样徐光耀写了一份文字材料，交代给中国作协党组的那封关于丁玲的信。不出三天，此信被复印30份，在斗争公刘的会上分发。批斗公刘宣布告一段落时，徐光耀被正式点名。他大吃一惊。虞棘说：第一，你的信性质很严重；第二，你也有“言论”，在《文艺报》发表“海阔凭鱼跃”的文章；第三，中国文联的会上点了你两次名。斗到11月，徐光耀交出一大本自我检查。会上宣布他还要继续检查，想起新问题随时交代，外出要请假。
剧作家胡可、杜烽与徐光耀都来自华北军区，又同吃同住，批斗徐光耀不能不发言，但又无言可发，真是左右为难。剧作家黄宗江来自华东军区，平时说话滔滔不绝，但在批斗徐光耀时却“结巴”了。他首先自我挖苦，再转向“目标”，以后批斗沈默君时也如此。黄宗江说，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上校张桂年纪较大，性格憨厚，有“大好人”之称，斗樊斌、公刘时他没说什么，斗徐光耀时，他说：你徐光耀，一个穷人的孩子，13岁当小鬼，在党的培养下，你你怎么，就就……张桂说不下去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哭起来。画家黄胄是少尉，在创作室军衔最低，他总是默默坐在角落里。黄胄与徐光耀同龄，批斗徐光耀他说话了：咳……徐光耀，你从小当八路，党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你往丁玲那里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会后黄胄硬拉沮丧到极点的徐光耀到琉璃厂观赏古画，并劝他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群虾》。后来徐光耀发配保定，创作了中篇小说《小兵张嘎》，邀请黄胄画插图。本来黄胄很忙，但他怕伤徐光耀的心，就指导爱人为他画了封面和插图。
徐光耀被“挂”起来，创作室大多数人都不同意定他为右派。《解放军文艺》1958年第6期在《人民日报》登了条“广告”，其中一个标题是《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却拖到《解放军文艺》第9期才刊登出来。9月25日，创作室代理支部书记杜烽和周洁夫传达总政机关党委的决定和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大意是徐光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降为行政17级，工资从210元减到９9元，转地方另行分配。徐光耀不明白：定我“右派”的根据是什么？回答是，根据你自己的检查啊。徐光耀回到保定，一位很熟的工人作者问他，听说你花700元钱“买”了个“右派”帽子。1959年，徐光耀被摘下“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归入“黑五类”，遣送回乡，1979年获得平反。
因胡风问题刚放出来的白桦又被揪出来
白桦，1930年生于河南信阳，因战乱从信阳师范肄业。1947年，他历经苦难逃到解放区，在西南军区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白桦15岁时发表第一首诗。1953年，他把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并因此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和解放军联合组成的作家访问团，赴东北和朝鲜访问。因为代表团中有胡风，所以白桦后来作为“胡风分子”被隔离审查8个月。他试图自杀，去饭厅或上厕所时逃到苇荡里切开手腕，谁知写好的遗书被发现。1956年春节，白桦被解除隔离。
为写清代傈傈人起义的长诗，白桦来到云南的高黎贡山。在云南省委宣传部一次作家“鸣放”会上，白桦说应该允许文艺工作者有个性，应该给予文艺工作者起码的创作条件，应该让作家协会成为作家自己的组织，而不应该是一个“衙门”。白桦被叫回北京参加“鸣放”，正在批判别人时，昆明军区来电报揭发他在云南的“罪行”，要求把他定为右派。这时创作室已经有樊斌、公刘、徐光耀、何孔德等几个“右派”，总政副主任萧华试图保白桦，不同意把他划为“右派”，也不让他去昆明接受批判。但云南方面坚持说白桦是“右派”的急先锋，还是把他揪回去了。
白桦回到北京，由于上层意见不统一，所以拖到1958年春天还没有给他定案。创作室主任虞棘在会议上，吞吞吐吐地说希望不要把白桦定为“右派”，并透露了萧华及周扬的意见。周扬也感到全国打成“右派”的作家太多了，是不是可以少打几个？总政创作室立即有人反对，说叫萧华、周扬到我们会上来，听听我们的意见。徐光耀已经被划为“右派”，白桦也应该划为“右派”。有人指责虞棘一贯右倾，使创作室的年轻作家都堕落成了右派。虞棘当即昏倒，被紧急送进北京医院。
白桦最后还是被定为了“右派”。1961年他调到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当编辑，1964年再穿军装，成为武汉军区的一名创作员。
画家黄胄差点儿被打成“右派”
黄胄是孤儿，8岁离家，抗战开始时才12岁，逃难后方。他在宝鸡读完初一就失学了，不得不到西安的中学教图画和音乐，也卖自己的画。有一次，画店卖掉他十几张京戏人物速写，由此认识了共产党员、画家韩乐然，所以西安一解放他就参了军，在西北军区《战士读物》杂志当美术编辑。黄胄画的《爹去打老蒋》在中国美术界引起很大轰动，另一幅《苹果花开的时候》也倍受赞扬。黄胄没有上过一天美术学校，他去考中央美术学院时，院长徐悲鸿劝他不要考，说他的作品已经很有个性，邀请他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还没办好手续，黄胄就被调到总政文化部。最初在莲花池清查“胡风分子”，屋里全是烟，黄胄资历浅，没有“胡风分子”的嫌疑，他就在会场偷偷画速写。1956年春，总政宣传部要给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李来才画连环画，派黄胄到河南农场采访，直到“反右”开始后才回来。领导说他就是画画，不关心政治，带他去文化部开会，要求他必须发言，而黄胄确实是想发言的，也写好了条子。但他看到别人发言踊跃，挺有内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把条子撤回来了。
几天后，在文化部的会上发言的画家何孔德被定成“右派”。何孔德画过一张名为《信》的画，反映志愿军的坑道生活，被扣上厌战的罪名。黄胄说我看不出像何孔德这样的人有什么反战情绪，我画过很多志愿军在朝鲜的连环画，战士们当然想念家乡的亲人。我们这些画画的对政治知道多少？也没说过什么太过火的话，不知为什么被定为“右派”了。许多人批评黄胄，说他是因为没有机会发言才没有当上“右派”，但并不代表他心里对党没有意见。还有人说他走白专道路，思想相当危险。
1957年底，黄胄的画作《柴达木风雪》获金质奖章。以后黄胄画画少了，他经常到琉璃厂、地安门的古玩店和文物商店转。为了换古画才画几张画。那时他画的毛驴每张只卖一二十元，画好几张毛驴才能换一张古画。
1960年，黄胄画的《巡逻图》被国防部作为礼物送给越南的胡志明主席。7月，黄胄到四川金沙江边当兵，特别规定他不许画画。黄胄说，给我吃好喝好，却不让我画画，我可能会疯。好在画画是个人行为，用不着兴师动众，黄胄仍然画画不止。1966年7月28日，《解放军报》发表《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说黄胄是隐藏在军队中的“毒蛇”。但就在批斗会上，黄胄仍用木棍在地上画驴，只不过画的驴像一只歪歪扭扭的狗。
黎白、艾炎、沈默君、吴占一等也挨了斗
黎白，生于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没有受过处分。1956年底，黎白为反驳对陈企霞的批判，写了一篇长文，还没“出笼”，“反右运动”就来了。黎白和徐光耀是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的同学。创作室将黎白、徐文耀的简历附上，复印后人手一册，说他们互相勾结，自动发难，形成配合陈企霞向党进攻的一翼。揭批的几个月中，因为黎白交代不出实质性的东西，日子很难过。有几个人坚持要定黎白为“右派”，最后他被定为“中右”，下放，留党察看两年。
美术组组长、画家艾炎在左权将军牺牲的那场战斗中纵身跳过崖，立过功。中国美术家协会转来艾炎的材料，说他穿着中校军装跑来示威。艾炎戴了２2年的“右派”帽子，与徐光耀一起在农场“改造”。
剧作家沈默君是茶商的儿子，抗战时在家乡参加新四军，会吹口琴。他看戏多，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小时候常随父亲的茶叶船从皖南到南京、上海，见过世面。所以他提笔为剧团写宣传抗战的剧本，被捕后也为伪军剧团写过“剿共”的剧本。不久新四军打来，他回到新四军中。上海解放后，在陈毅支持下，沈默君编写了《南征北战》的剧本，开创以电影形式歌颂伟大战略思想的先河。电影局请他到北戴河再写一部军事斗争题材的电影，于是有了《渡江侦察记》。在“鸣放”会议上，沈默君没有发言，别人也没有揭发出他私下有什么右派言论。但因他平时的作风，创作室开了他三四次批判会，要定他为“右派”。黎白孤胆为沈默君辩护，不应定“右派”，但最终沈默君还是被定为“右派”。
1919年出生的寒风，19岁参加八路军，曾任新华社驻二野第四兵团分社记者和通讯报道科长，参加过50多次战斗，算是老资格了。他平时爱开玩笑，人缘不错。在“鸣放”中他没有参加座谈会，因此没有“言论”。黎白回忆：有一次批斗会结束，寒风到我家，说我看哪，他们算不上右派，倒是那两三位“左派”左……往死里整人，真正危险的是咱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啊！寒风在每个人不得不交的“鸣放”文章上写了两句批评领导的“打油诗”，被定成“中右”，留党察看两年，他戏说一句诗判一年！1958年5月，寒风下放昆明，近一年后调回北京。
新来的秘书吴占一是年轻人，给陈沂当过秘书，说了几句对苏联红军不满的话，因此被定成“右派”。当时人们以为批得再重，“右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哪里想到后来“右派”成了敌人，一二十年流放边疆，有的甚至连生活也发生了困难。创作室人人自危，今天是审判员，明天可能就是“右派”。虞棘的创作室主任名存实亡，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兼《解放军文艺》总编陈亚丁一度主持创作室的“鸣放”。也幸亏“鸣放”了40天就结束了，否则总政创作室的灾情可能更加严重。这一段历史当事者大都在刻意回避，尤其是“左派”把这一段铲得干干净净。感谢总政创作室的黎白、胡可、杜烽等人接受采访并提供文章，使我们得知军队还有这样一个生产“右派”的创作室。
后记
一些本来创作活跃的作家、画家，在被打成“右派”或“中右”后如流星一样消失了。比如韩希梁，1951年至1957年，连出3本书：《六十八天》、《飞兵在沂蒙山上》、《黄继光》（何孔德绘图）。而以后1959出了一本书《黄海散记》，1９96年才又出一本书《特级英雄黄继光》，这仍是当年旧书的翻版。1924年出生的沈默君，是一位高产作家。1950年至1957年，他出版了《孙颜秀》、《夫妻英雄的故事》、《渡江侦察记》、《荣军锄奸记》、《暴风雨之夜》、《小号兵》、《海魂》（与黄宗宽合著）等7本书。“反右”时沈默君被污蔑为“文化商人”，之后他的创作烈火被彻底扑灭，25年没有新著。直到1982年，他的电影文学剧本结集出版，再以后他只编著过两本画帖。
当然，“右派”中也有人焕发了第二次青春。1927年出生的公刘，从1954年至1957年，连着出了6本书：《边地短歌》、《山中黎明》、《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望夫云》、《在北方》，其中有的诗集一版再版。1979年，公刘再一次“爆发”，出版了《尹灵芝》、《白花·红花》、《仙人掌》等近40本诗集。白桦与公刘一样，是才华横溢的诗人。1953年至1957年，他出版了《竹哨》、《边疆的声音》、《猎人的姑娘》、《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孔雀》（故事长诗）、《鹰群》等7本书。1978年以后，白桦重新进入创作期，涉及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演讲等几乎所有文学门类，著作等身。1985年，他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仍笔耕不辍。1986年，白桦应邀访问了10多个国家。1988年，他参加美国艾奥瓦国际写作计划，并在美国哈佛大学等20多所大学巡回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