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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债危机加剧、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中国能担当救世主吗?面对全球经济变化的形势中国应该如何面对?
从3年前的雷曼兄弟破产开始到现在，世界经济并没有完全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与此同时，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复苏乏力；新兴市场国家经历着通胀的考验，艰难地寻求经济的转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向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召开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次达沃斯论坛上，与会者普遍关心的话题是在欧债危机加剧、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中国能担当救世主吗?面对全球经济变化的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针对这些问题，与会者观点各异，但大多数人还是对经济形势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大家依然对美国的领导力、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充满了期待。
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
如果关注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大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担忧。人们担心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会不会进一步蔓延到银行业?美国的赤字危机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会不会出现严重的紧缩?去杠杆化的过程会不会停滞不前?
看标普500强企业，它们的总市值已经下降了20％左右。可见，人们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认为，“可以预见到的将来确实充满着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会发生第二次探底。”
目前，整个全球经济都在降速，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速度下降得更为厉害。比如说美国，之前预期经济增长3％左右，而现在实际上可能只有1.5％到1.8％左右。而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也在下调。“按照标准，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我们称之为进入衰退。现在看来，哪怕是经济增长降幅较大的发达经济体一般也不会进入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经济不会进入二次探底。”朱民强调，“现在的经济仍在增长，只是增长得很慢，整个经济并没有受到巨大的结构性的冲击。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现在全球经济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关键非常危急的阶段。如果各国政府不能够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滑入衰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对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他认为，全球经济很难持续发展。如果经济增长始终维持在1％左右的水平上，高失业低增长就会成为一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开支就成了问题。为了削减债务，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都出现了削减福利的问题。前段时间，伦敦和很多城市都出现了骚乱，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英国政府开始削减开支，首先体现在社会福利开支和教育开支上，这使得原来在社会边缘浮动的一些社会底层人士完全没有了保障。随着一些国家不断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社会动荡也会不断地加强，这同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经济损失，影响经济增长。
“公共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用到头了，在未来，已经看不到有什么奇迹能够让经济快速恢复。”丁一凡说。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长乐则认为，“很多人都讨论经济是不是会二次探底?实际上我认为二次探底是一种危险，而长期的衰退是一种更大的危险。未必会出现二次探底，但是长时间的不增长的影响可能会超过前几次金融危机，而这种情况我认为已经发生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对此，朱民认为，“现在主要的需求是两个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发动内需，发达国家也要从传统的财政刺激的需求转到依靠私人消费和投资上来。这样，全球才会有平衡增长的动力。”
2009年年初，温总理曾经在达沃斯论坛上说过：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战胜危机要靠信心、合作和责任，它也检验着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诚意和水平，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在9月14日“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的看法没有改变。他建议各国政府要真正承担起责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主要发达经济体要采取负责任、起作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妥善处理债务问题，保持市场投资安全和稳定运行，维护全球投资者信心。
中国能当救世主吗?
在全球经济萎缩的情况下，西方的很多媒体都把目光瞄向了中国：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经济的救世主?中国能否担当新的领军者的角色?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说：“10年前我们听到的最多的是中国崩溃论，5年前我们听到的比较多的是中国威胁论，现在我们听到的则是中国责任论，就是说中国要担当领导。2009的时候我就说了，中国现在还不能担当领导，只能够分担责任。因为中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8％左右，我们怎么可能去担当领导，怎么可能去英雄救美，英雄救欧呢?现在，我还是这个观点。中国当然要关心世界，要跟世界合作，但是中国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承担与我们国力相称的责任。”
“在美国，很多人心中可能并不会首选要中国来担当领导者的角色。毕竟还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以及担心中国的思维。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中期望中国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呢?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的情况太糟糕了。”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认为，欧美国家自己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出路，因此对中国赋予了期望，抓住这个机会对中国来说有可能是个机遇。
那么，美国真的丧失了全球经济的领导力了吗?“美国现在遇到的困难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如果从整个世界格局来看，美国的相对实力下降了，这是肯定的。但是美国的绝对实力目前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强的，”成思危认为，“经济增长不能仅仅看GDP，还需要看非市场的经济活动，包括科技、教育、慈善事业等，以及外部的因素，包括环境的改善和人民幸福感的提高。如果单看GDP，美国目前是低增长，但是还没有出现2009年的负增长现象。但是，如果看另外两个方面，美国的创新能力包括生产力能力还在，依然有成长的机会。”
“不当头并不是不作为，”刘长乐强调，“中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受宠若惊或不自量力，而要在危机中找机会发展自己。”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状态下，中国应该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利用全球经济放缓的时机，不去拼速度，而去拼调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经济危机在全球的散布出现了新的特征。以前，欧洲和美国的市场如果发生了1％的波动，新兴市场的波动就会超过100％。但这次，新兴市场的波动相对比较小。可以说，这是近50年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新兴市场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只是发达经济体的 危机。
今天的世界处在一个低利率和高流动性的大环境中，世界资本正在产生一个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变化，这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如果说发达国家面临的是需要政府采取果断的措施解决正在发生的危机，那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预防明天或未来可能即将发生的危机。
“对中国来说，面临的问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从过度依靠工业的发展拉动向着做强工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现代农业，三个产业协调发展，从过渡地依靠资源能源投入和环境的代价，向着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人才资源发挥作用来转化。”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在高速发展，一路走下来，也给社会积累了大量的问题。随着社会各个阶层的出现，来自各方的诉求也多元化了，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认为，“除了经济体制改革，未来更多更难的工作是社会转型。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监督体制、形成一个法制化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成思危也表示，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期，必须解决法制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这四大矛盾。
在论坛期间，中国的地方债也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据媒体报道，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或超过20％的警戒线。目前，地方债已经达到10.7万亿人民币，大概有1／3的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是有问题的。“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特色的次贷则是把钱借给了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成思危强调“地方政府违约，不可能完全由中央政府埋单。负债少的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帮助负债多的地方政府还款。利率提高后，地方政府还债就更加困难。中央政府会帮助地方政府解决一些与民生、社保有关的债务问题，但还不起的地方债会形成银行坏账，最终只能由老百姓埋单。”因此，对这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中小企业。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着生产成本提高、融资难的问题，如何激发中小企业的生产活力对于促进经济复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表示，“企业一定要认识到，未来10～20年内，传统的经营方式是行不通的。原来主要是依靠强大的资金需求和廉价的劳动力来推动增长，但是现在，这些要素的不稳定性非常强。可以说，中国的劳动力今后再也不会比今天更便宜了，只会越来越贵。因此，我们的中小企业必须意识到，生命的延续在于重新打造适合未来生命发展的因素。”李开复也建议，“中国应该找一批真正理解资本运作，知道怎样做投资的人去做全球投资。”
温总理说，2009年是中国最困难的一年，去年是最复杂的一年，那么今年呢?成思危认为今年是最麻烦的一年。因为今年我们遇到的难题是在保增长和控通胀这两个矛盾体之间寻求平衡。为了控制通胀必须实行紧缩的政策，紧缩又必然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最近，央行有一个新词，叫做“总体紧缩，定向宽松”，实际上也是希望对一些高新企业放宽政策，但是具体怎么做，怎么区别对待还是很难的。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跨越改革的障碍，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转变为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实现经济转型的突破点。正如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先生所说，“只有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也许这是最麻烦的一年，但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坚持创新，或许，我们能够在危机中看到希望。
从3年前的雷曼兄弟破产开始到现在，世界经济并没有完全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与此同时，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复苏乏力；新兴市场国家经历着通胀的考验，艰难地寻求经济的转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向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召开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次达沃斯论坛上，与会者普遍关心的话题是在欧债危机加剧、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中国能担当救世主吗?面对全球经济变化的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针对这些问题，与会者观点各异，但大多数人还是对经济形势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大家依然对美国的领导力、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充满了期待。
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
如果关注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大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担忧。人们担心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会不会进一步蔓延到银行业?美国的赤字危机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会不会出现严重的紧缩?去杠杆化的过程会不会停滞不前?
看标普500强企业，它们的总市值已经下降了20％左右。可见，人们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认为，“可以预见到的将来确实充满着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会发生第二次探底。”
目前，整个全球经济都在降速，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速度下降得更为厉害。比如说美国，之前预期经济增长3％左右，而现在实际上可能只有1.5％到1.8％左右。而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也在下调。“按照标准，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我们称之为进入衰退。现在看来，哪怕是经济增长降幅较大的发达经济体一般也不会进入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经济不会进入二次探底。”朱民强调，“现在的经济仍在增长，只是增长得很慢，整个经济并没有受到巨大的结构性的冲击。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现在全球经济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关键非常危急的阶段。如果各国政府不能够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滑入衰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对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他认为，全球经济很难持续发展。如果经济增长始终维持在1％左右的水平上，高失业低增长就会成为一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开支就成了问题。为了削减债务，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都出现了削减福利的问题。前段时间，伦敦和很多城市都出现了骚乱，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英国政府开始削减开支，首先体现在社会福利开支和教育开支上，这使得原来在社会边缘浮动的一些社会底层人士完全没有了保障。随着一些国家不断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社会动荡也会不断地加强，这同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经济损失，影响经济增长。
“公共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用到头了，在未来，已经看不到有什么奇迹能够让经济快速恢复。”丁一凡说。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长乐则认为，“很多人都讨论经济是不是会二次探底?实际上我认为二次探底是一种危险，而长期的衰退是一种更大的危险。未必会出现二次探底，但是长时间的不增长的影响可能会超过前几次金融危机，而这种情况我认为已经发生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对此，朱民认为，“现在主要的需求是两个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发动内需，发达国家也要从传统的财政刺激的需求转到依靠私人消费和投资上来。这样，全球才会有平衡增长的动力。”
2009年年初，温总理曾经在达沃斯论坛上说过：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战胜危机要靠信心、合作和责任，它也检验着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诚意和水平，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在9月14日“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的看法没有改变。他建议各国政府要真正承担起责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主要发达经济体要采取负责任、起作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妥善处理债务问题，保持市场投资安全和稳定运行，维护全球投资者信心。
中国能当救世主吗?
在全球经济萎缩的情况下，西方的很多媒体都把目光瞄向了中国：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经济的救世主?中国能否担当新的领军者的角色?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说：“10年前我们听到的最多的是中国崩溃论，5年前我们听到的比较多的是中国威胁论，现在我们听到的则是中国责任论，就是说中国要担当领导。2009的时候我就说了，中国现在还不能担当领导，只能够分担责任。因为中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8％左右，我们怎么可能去担当领导，怎么可能去英雄救美，英雄救欧呢?现在，我还是这个观点。中国当然要关心世界，要跟世界合作，但是中国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承担与我们国力相称的责任。”
“在美国，很多人心中可能并不会首选要中国来担当领导者的角色。毕竟还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以及担心中国的思维。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中期望中国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呢?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的情况太糟糕了。”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认为，欧美国家自己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出路，因此对中国赋予了期望，抓住这个机会对中国来说有可能是个机遇。
那么，美国真的丧失了全球经济的领导力了吗?“美国现在遇到的困难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如果从整个世界格局来看，美国的相对实力下降了，这是肯定的。但是美国的绝对实力目前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强的，”成思危认为，“经济增长不能仅仅看GDP，还需要看非市场的经济活动，包括科技、教育、慈善事业等，以及外部的因素，包括环境的改善和人民幸福感的提高。如果单看GDP，美国目前是低增长，但是还没有出现2009年的负增长现象。但是，如果看另外两个方面，美国的创新能力包括生产力能力还在，依然有成长的机会。”
“不当头并不是不作为，”刘长乐强调，“中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受宠若惊或不自量力，而要在危机中找机会发展自己。”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状态下，中国应该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利用全球经济放缓的时机，不去拼速度，而去拼调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经济危机在全球的散布出现了新的特征。以前，欧洲和美国的市场如果发生了1％的波动，新兴市场的波动就会超过100％。但这次，新兴市场的波动相对比较小。可以说，这是近50年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新兴市场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只是发达经济体的 危机。
今天的世界处在一个低利率和高流动性的大环境中，世界资本正在产生一个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变化，这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如果说发达国家面临的是需要政府采取果断的措施解决正在发生的危机，那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预防明天或未来可能即将发生的危机。
“对中国来说，面临的问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从过度依靠工业的发展拉动向着做强工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现代农业，三个产业协调发展，从过渡地依靠资源能源投入和环境的代价，向着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人才资源发挥作用来转化。”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在高速发展，一路走下来，也给社会积累了大量的问题。随着社会各个阶层的出现，来自各方的诉求也多元化了，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认为，“除了经济体制改革，未来更多更难的工作是社会转型。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监督体制、形成一个法制化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成思危也表示，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期，必须解决法制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这四大矛盾。
在论坛期间，中国的地方债也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据媒体报道，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或超过20％的警戒线。目前，地方债已经达到10.7万亿人民币，大概有1／3的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是有问题的。“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特色的次贷则是把钱借给了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成思危强调“地方政府违约，不可能完全由中央政府埋单。负债少的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帮助负债多的地方政府还款。利率提高后，地方政府还债就更加困难。中央政府会帮助地方政府解决一些与民生、社保有关的债务问题，但还不起的地方债会形成银行坏账，最终只能由老百姓埋单。”因此，对这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中小企业。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着生产成本提高、融资难的问题，如何激发中小企业的生产活力对于促进经济复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表示，“企业一定要认识到，未来10～20年内，传统的经营方式是行不通的。原来主要是依靠强大的资金需求和廉价的劳动力来推动增长，但是现在，这些要素的不稳定性非常强。可以说，中国的劳动力今后再也不会比今天更便宜了，只会越来越贵。因此，我们的中小企业必须意识到，生命的延续在于重新打造适合未来生命发展的因素。”李开复也建议，“中国应该找一批真正理解资本运作，知道怎样做投资的人去做全球投资。”
温总理说，2009年是中国最困难的一年，去年是最复杂的一年，那么今年呢?成思危认为今年是最麻烦的一年。因为今年我们遇到的难题是在保增长和控通胀这两个矛盾体之间寻求平衡。为了控制通胀必须实行紧缩的政策，紧缩又必然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最近，央行有一个新词，叫做“总体紧缩，定向宽松”，实际上也是希望对一些高新企业放宽政策，但是具体怎么做，怎么区别对待还是很难的。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跨越改革的障碍，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转变为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实现经济转型的突破点。正如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先生所说，“只有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也许这是最麻烦的一年，但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坚持创新，或许，我们能够在危机中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