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邹　洁
　　
　　写作需要智慧，出版同样需要智慧。智性出版不仅体现在出版的战略谋划上，而且体现在具体的操作中。常振国的出版履历，不乏灵巧之笔。
　　他的出版生涯似乎总是从窘境开始，而他又总是善于扭亏为赢。
　　1985年他去中国出版外贸公司，担任现代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当时社里很拮据，一年辛苦利润只区区五六万元。他当时的一个举措是引进国外优秀常销书，如《朗文英汉词典》，合作出版《郎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直到现在，该词典还是社里的看家书，长销20年。他还先后参与并组织了一件直到现在都是图书输出的经典范例，同时以7个文种出版《中国一长征》大型彩色画册，向海内外发行了4万册，获得巨大成功后，又用7个文种出版了《俯瞰中国》，发行7万册。短短不到3年，实现了三个五：出书50种，利润50万，创汇50万，这对一个仅有几名编辑的小出版社而言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来他去了改革出版社，又是凭一本书的策划《邓小平——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赢得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1996年他到了旅游出版社，当时社里因打官司欠帐560万，局面十分窘迫。常振国却泰然相对。首先摸市场，搞调研。他根据旅游景区开发的特点，在出版界首次提出“立体开发”的概念，比如一个景区可以出画册又可以出导游书、旅游图，还可以出版CD、VCD等等。一个旅游资源至少可以开发出5种产品。围绕这一构想，旅游社先后按各省市区开发了《中国旅游全览》丛书。随后，又批准实施了“走遍全球”项目，这是一个与日本宝石公司合作，由美国代理商代理的国际项目，直接与国外进行出版合作。同时，他又进一步完善了“自助旅游丛书”。有了这三大项目支撑，旅游社的日子迅速红火起来。3年后，不仅还清了外债，账面上还留下了1400多万元。
　　2000年他调任华龄出版社社长，当时该社因停业整顿3年，人员只剩12人，帐面上仅有6万元流动资金，还外欠了不少印刷费、纸款、稿费等，只得靠卖库存书勉强维持生计。换成一般人，恐怕望而生畏，也可能一筹莫展。可常振国心里有数，他一头扎进“老年”研究领域，深入分析老年图书市场的潜力，制定了周详的5年发展规划，适时推出“中国老龄理论文库”、“中国老龄政策学习指南”等5大重点工程。出版需要操作的机巧和智慧，这在“华龄书架”项目实施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该项目旨在为全国老年活动中心配书，按规定丛书必须一书一号，但当时社里书号紧缺，怎么办?常振国灵机一动，决定向其他出版社买版权，第一批45种书有一半以上是向国内其他出版社买的版权图书，使首批“书架”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华龄社也实实在在掘得了一桶真金。
　　出版是一项智力劳动，出版运作更是智力的比拼。这需要社长们具备“文化商”的头脑。“商”的智慧有一部分是天生的，有一部分是后天的。常振国则将两种优势自然融于一体。“文革”期间，17岁的他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食堂司务长。他肯钻研，对种菜、养猪都用心琢磨。比如，开春季节，正是猪崽长得最快的时候，他缠着营长批准他以10多元买了150头小猪崽，除供本营食用外，其余的待一个多月后长到60～70斤，就以每头50～60元卖出去，不仅改善了连队伙食，还小赚了一把。原先食堂赔钱，经他一折腾，翻了个身。连里隔三差五吃肉，让其他连队的人羡慕不已。
　　说到后天，就是钻研。爱一行，干一行，是所有成功者的六字真经。笔者采访他，看到办公桌上摆放着《老年问题研究》、《老年教育》、《糖尿病与糖尿病前期》等专业书刊。不论是在哪个领域，他都扑下身子深入进去，决不偷懒。先前搞出版外贸，他协助许力以、娄明、龙文善等老一辈出版人创建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举办两岸版权贸易洽谈会，组织出版代表团参加法兰克福、莫斯科、莫托文国际书展。1988年任促进会副秘书长，现在是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为此他做了许多纯公益性的事，为两岸出版交流奔走不倦。说到钻研，许多人不知道，常振国还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从成名作《历代诗话论作家》，到楚辞研究、鲁迅研究，30多年来，他先后在人民、人民文学、中华书局、河北教育、百花、湖南文艺等以及香港三联，台湾黎明、淑馨、建宏等出版社出版学术论著20余部。
　　他说，“1977年我刚从北大文献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华书局，给周振甫先生当助手。周先生对我说，要做一个好编辑，就不能只是做编辑匠而是要做编辑家。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一个出版人要有一定的学养，要有眼界，要有底蕴。否则很难与高层次的作者对话，很难抓到高品质的稿子，很难有思想的前瞻性。”常振国认为，作为一个社长，一要耐得住寂寞，要扎扎实实钻研分工领域的专业问题，脚踏实地深入出书范围的细分市场，不要看别人锅里的肉香忘记或放弃自己的方向；二要善于出点子。社里的重大规划，重大选题方向，一定是要你自己思考自己提炼出来的，当然也要集思广益，但如果一味地靠下面提出，你总是跟在后面，那还能当好社长吗?先进文化怎么体现?谁来推动?靠群众没错，但社长的重要作用决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