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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古发现的秦汉关中地区水井，根据井口和井壁的形状特征，可分为圆形和方形两种类型;按井圈的有无及其材质特征，可分为土井、陶圈井、砖井和复合井等。由于关中地区是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稠密，生产与生活用水量均较大，故水井主要分布在西安、咸阳和宝鸡等地区的宫殿区、离宫别馆、以及冶铁、制陶、铸币等手工业作坊区。此外，水井还承担着重要的仪礼功能，咸阳帝陵等礼仪场所也发现了较多的水井。秦汉时期关中水利工程发达，农业灌溉主要依靠地表水灌溉，故暂没有发现用于灌溉的水井。秦汉关中地区所发现的水井地域分布存在差异，与关中地区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冶铁、制陶等手工业的分布与发展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秦汉;关中地区;水井;地域分布;井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水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19BTQ008）、“秦汉至唐宋时期燃料利用与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9BZS105）;河南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黄河文化多维度融入高校课程体系育人模式教学探索与实践研究”（2019SJGLX289）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7-0123-07
秦汉时期，水井作为获取地下水资源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广泛应用。本文拟在系统梳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对秦汉关中地区水井的类型特征、地域分布特征与成因，以及农业生产中井灌不发达的原因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秦汉关中地区水井类型与特征
历史时期水井的类型及其演变规律，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徐中舒认为水井形制由方井向圆井，土井向陶井和砖井过渡①。刘诗中认为中国古代水井形制的发展趋势是从土井到木井、陶井和砖井②。黄渭金把长江下游地区水井形制分为木构方形浅井、圆形或椭圆形浅井，竹箍苇编浅井和木筒浅井，黄河中下游地区分为圆形或椭圆形深井、木构圆形深井和木构方形深井等③。王涛根据水井构造技术方法，将其分为竖穴型土构井和加固型木构井等④。这些成果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水井主要由井口、井壁和井底组成。根据水井井口和井壁的形状特征，可以将考古发現的秦汉关中地区水井划分为圆形井和方形井。
圆形井。井口呈圆形或椭圆形，井壁倾斜，井底基本为平底。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建筑遗址的圆形水井口径1.4米、底径1米、深8.3米。井底平坦，生土底，井壁分段砌筑扇形砖⑤。
方形井。在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发现水井一口。井口近方，南北约1.3米、东西0.9米、深4.3米。井口周围砌砖，形成长方形井台，南北2.5米、东西2米⑥。
根据水井井圈材质的有无及特征，目前考古发现的秦汉关中地区水井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土井。土井一般是土中挖井，井壁没有任何加固设施。土井是水井的最早形式，虽然井壁不牢，但施工简易，所以秦汉时期仍然普遍存在。由于原高土厚，关中地区土井比较深，井壁两侧多有脚窝。陕西凤翔南古城村遗址发现的水井，井壁坚硬光滑，东西两面有对称的脚窝，窝距20—35厘米，井口至水面深5.8米⑦。
陶井。陶井由土井发展而来。制陶技术的发明使用，使陶制器皿的种类扩大，丰富了先民的定居生活，同时亦为先民的定居生活提供了建筑材料。陶井圈因刚度及耐久性较好，取材亦较容易，因此陶井普遍流行于我国春秋战国至汉代。杨宽认为，大体上战国时代的“陶井圈”高而径小，西汉时期的“陶井圈”矮而径大⑧。陶井的建造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陶圈在已挖好的土井中叠筑起来，另一种是在挖井的过程中，随着井穴的挖深，逐渐在上面叠筑新的井圈，直至井挖好为止。眉县成山宫遗址发现两眼陶井，井圈直径1.2米、高0.38米、厚0.02米，外饰竖向绳纹，内饰麻布纹⑨。
砖井。秦汉时期，发明了以长方形砖为主的小型砖，且规格趋向统一，小型砖均是实心，呈长方形或正方形，长度为20—30多厘米，长宽厚的比例为4∶2∶1。小型砖被用于水井砌壁，出现了砖井。砖井井壁规整，砌筑讲究，规格较高，井水更为清洁。汉长安城未央宫三号建筑遗址发现的水井，井深约7米左右，井台砖砌，水井口径0.87米，井壁用扇形砖券筑⑩。
复合井。复合井的井圈不是由单一的一种材料做成，大多是陶瓦结合、陶砖结合等砌成的水井。秦汉关中地区发现的复合井主要有：汉长安城未央宫椒房殿遗址的上砖下陶圈水井，深8.3米，其中上部7米用砖券筑，下部放4节陶井圈至井底{11}。
水井作为人类发明的供水系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和凿井技术的创新，中国古代水井形制由方形井到圆形井，井圈材质由无井圈的土井到陶圈井、砖券井和复合井。随着人类的实践，圆形井被发现是最合理、最节省材料的，具有几何力学上的许多优点：挖井取土工程量小，井壁承压力强，且容水量大。井圈的使用，既为了防止井壁坍塌又可使井水清洁，有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
二、秦汉关中地区水井的地域分布特征
秦汉关中地区水井数量众多，分布较广。通过对考古发现的秦汉关中地区水井资料的系统整理（参见表1），我们归纳了秦汉关中地区的水井地域分布情况，水井主要集中在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未央区、阎良区、临潼区、高陵区和西咸新区;咸阳市渭城区、秦都区和杨陵区;宝鸡市凤翔区、麟游县、眉县和千阳县;渭南市代管的韩城市和华阴市等。从上述地区考古发现的水井来看，主要聚集分布在西安、咸阳、宝鸡和渭南等地区。由此，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水井的地域分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西安、咸阳和宝鸡等地的秦汉宫殿区、官署区、离宫别馆和皇室陵区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水井，但在汉长安城的平民住宅区发现的水井较少。在这些地区发现的秦汉水井遗迹主要有：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遗址、未央宫椒房殿遗址、中央官署遗址、少府所属的宫殿建筑遗址、未央宫西南角楼遗址、桂宫遗址，北宫一号遗址、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明堂）、临潼区秦始皇陵区、鱼池遗址、秦始皇陵西侧“骊山飤官”遗址、阿房宫遗址、宝鸡市凤翔区秦雍城遗址、凤翔区南古城村遗址、眉县成山宫遗址、眉县赵家庄遗址、千阳县尚家岭遗址、汉平陵遗址和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等。 其次，关中地区的秦汉手工业遗址是水井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主要有：汉长安城宣平门外古遺址、汉长安城冶铸遗址、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咸阳长岭车站制陶作坊遗址、杨陵区法禧铸铁作坊遗址、秦芷阳制陶作坊遗址、宝鸡市眉县尧上遗址、凤翔区长青西汉陶质建材作坊遗址和渭南市所辖韩城市芝川镇汉代冶铁遗址等。
最后，在秦汉关中地区农业耕作区域内，暂时没有发现用于灌溉的水井。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已开始使用水井灌溉农田{12}。秦汉时期，水井在生产生活领域得到广泛使用。旱作农业的丰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降雨量的多寡和农业生产水平。关中地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冬春降水不足，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份，不能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但是关中地区作为经济繁荣、农业发达的地区，在原隰相间的关中西部农业区、河谷川地平原和以淤灌为主的东部农业区的耕作区域，暂时没有发现用于灌溉的水井。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水井集中在宫殿区、官署区、离宫别馆、皇室陵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农业耕作区域中暂没有发现用于灌溉的水井，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秦汉关中地区水井地域分布特征的形成原因
秦汉关中地区的水井主要分布在咸阳、长安和宝鸡等地的宫殿区、离宫别馆、官署区和皇室陵区等区域内，以及冶铁、制陶和铸币等手工业作坊区，这说明关中地区的水井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用水，这种分布状况与关中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长安城内宫殿、官署等各功能区都发现有水井。宫殿作为帝王朝会和居住的地方，较一般官署人员多、政务活动多，用水量大，饮用和洗涤用水对水质的要求较高，而井水大多数较河水清洁。宫殿内水井比一般宫署内的水井修建的好，规模要大一些。水井有井台，其上铺砖，井壁一般上中部以券砖或扇形砖砌壁，下部井壁置陶井圈。位于长安城北部的邸第、里居和市场等人口稠密区域，水井尚不多见，毕竟掏挖水井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如券砖、扇形砖、陶井圈等）支撑，普通居民在有明渠水可用的情况下，可能不会考虑使用地下水资源。一户一井是汉代农耕聚落宅院的一个重要特征{13}。在汉代农耕聚落中，道路网络化，居址要素包含水井，水井与居址沿道路平行布局的特点等是明确的。长安城内普通居民区的水井可能经过了系统的规划，集中在闾里内的某一公共空间内，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将来可能会被发现。
西汉都城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口稠密，导致水需求量的增加。刘庆柱、李毓芳总结了汉代长安城给水系统的建设特点：“长安城给排水设施的重要特点是生活用水采取开渠引水，挖池蓄水，导渠输水，提高地下水位，凿井滤水、用水。”{14} 汉长安城继承了秦咸阳在上林苑利用天然湖泊营造园林，还引潏水向城内供水，凿昆明池作为蓄水水库，建成了以潏水与昆明池为中心的包括蓄、引、排相结合的供水、园林、城壕防护与航运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水利系统，并且基本连接成网{15}。汉长安城护城壕及城郊供水主要源于泬水及其支分之水……南城壕及南郊礼制性建筑用水主要源于漕渠及昆明故渠{16}。同时凿井引用地下水。“水井一般多置于建筑群的一隅，且距主要建筑不远，这样既不影响建筑整体布局，又方便使用。”{17}这说明水井是都城供水系统的组成部分。水井与都城长安近旁的河流和城内蓄水设施等共同构成了城市综合性水利系统，这一综合水利系统的存在是都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之一。长安城内生活用水，既有水网供水，又有井水。水井发挥的作用和水网相互补充，水井是长安城内生活用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水网不能解决长安城内的生活用水，只有水井也不能解决问题。结构科学、布局合理的水网不仅提供了水源，而且解决排水问题，是水井所不能替代的。但水井突破了地表水对城市发展的限制，使设计者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有了更多自由的空间，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长安的空间范围。
水井的修造除了满足实际的生产生活用水这一实际功能之外，还承担着重要的仪礼功能，这也是西汉咸阳帝陵等礼仪场所发现较多水井的原因。在景帝阳陵南300米处的“罗经石”外轮廓四边中段，每边各有2眼井。王占奎认为，这八眼井井水不是任何时候可以任意饮用的，而是遵照节气有所选择。这八眼水井是当时的一种神秘观念在“作祟”，是礼制性功能的突出体现{18}。宝鸡位于关中至陇东的交通要冲，雍州居高临下，俯瞰东方，“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19} 秦汉时期，在雍州设有祭祀天上五方上帝的祠所，“唯雍四畤，上帝为尊”{20}，“在雍旁还有一百多所祠，在雍以东的关中之地也都设了不少祠，雍是其本土即西土众祠环绕的中心”{21}，建立了“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22} 的全国祭祀文化核心地带。宫殿作为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途除存放祭具、祭品外，也是祠官常驻和天子郊祀时“斋宿”之地，以及一些重大礼祀的场所等。眉县赵家庄遗址发现陶圈井一口，井口直径1.35米，深度约5米。发掘者认为是当时通往西南的重要关隘——斜峪关附近增设的行宫离馆{23}。因此，水井是宫殿区、离宫别馆和官署等区域供水系统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作为上层统治者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建筑用料、构造方法和建造等级上规格较高，与手工业区水井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这说明水井在秦汉时期同时也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其次，在秦汉经济领域中，手工业占有重要地位，冶铁业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关中是秦汉帝国政治和经济中心，铁器大量使用，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冶铁遗址。冶铁遗址用水是靠水井和蓄水池，近河遗址则利用河水。汉代铸造铁器广泛采用范铸技术。在制作陶范、制作铸铁沙型和堵口耐火泥团等作业都需要加入适量的水。为了保证炼铁炉不致烧毁并延长炼铁炉各零件的工作寿命，需要用水对炼铁炉进行冷却。在冶铸过程中水仍然是必需的，如将红热锻铁迅速淬入冷水，会变成坚韧的好铁。关于局部淬火热处理工艺，《汉书》卷64下《王褒传》云：“及至巧冶铸干将之朴，清水淬其锋。”颜师古注曰：“淬谓烧而内水中以坚之也。”{24}铁水流出铸成块锭后，需要泼水来加速冷凝;为及时清理，渣水流出后也需要泼水冷却。在炼铁炉附近挖凿水井和水池，能及时保证冶炼过程中各项用水需要，这种布局是非常合理的{25}。韩城市芝川镇铸铁作坊遗址，发现许多炉渣、烧土和铁渣块，还有大量的陶范和一些炼炉以及废弃水井等遗迹{26}。发掘者推测这一遗址可能是当时夏阳铁官所管辖的一个作坊。在关中地区冶铁遗址发现的为数不少的水井遗迹，说明关中地区冶铁业与水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水井等设施的设置正是为了冶炼铁器用水的需要。 秦汉时期，由于建筑、日常生活和明器用陶需求量的扩大，制陶作坊的规模相当庞大。制陶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水井，可以推测水井在制陶作坊有了广泛的应用。例如泥范、陶范的制作，将天然泥沙料用水调和进行炼泥，制作铸范后，经自然干燥或低温堆烧，铸范硬化后即可浇铸。东汉王充《论衡》卷3《物势篇》云：“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范为形，故作之也”{27}，意思是用泥沙黏土与水调和，做成泥模泥范，组成铸型。在溵窑过程中，需要往窑上泼水，形成的水汽可以有效隔绝氧气，阻断氧气进入窑室。水井是稳定的水源，靠近陶窑，方便陶工制作陶器时拌泥、淘洗与烧窑等工序对水的大量需要。就地取水不仅意味着制陶生产工序和产品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制陶作坊背景下的用水除了满足制陶生产的需要，往往还要满足陶工生活的需要。在秦都咸阳故城中发现水井百余口，多数分布在今长陵火车站周围的制陶作坊区域内，排列密集，多数三五成群，个别井底有陶罐、陶盆汲水器{28}。大批水井分布于长陵周围的制陶作坊区，除了反映当时制陶手工业已具有相当巨大的規模，也说明了挖井取水仍然是当地制陶用水的主要方式。
此外，在秦汉时期的铸币遗址和制作加工石铠甲场所也发现了水井。铸币手工业是汉代三大手工业之一。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铸币技术不断进步，钱范的质量影响到钱币的铸造质量，要制作纹路清晰规整的钱模，陶范所用的泥料经过淘洗，用陶土加水制成泥料，然后将制好的泥料，放入模框内制作范体，然后在模制的泥质范坯上压制铸型和钱模。在西安沣东新城汉代上林苑11号遗址清理出汉代灰坑、水井等遗存，出土五铢钱背范、范母、铜钱等遗物，发掘者认为遗址是一个时代单纯的汉代大型铸钱遗址{29}。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区附近秦代水井中，发现了大量制作石铠甲用的碎甲片，这口秦代水井，应该在当年制作加工石铠甲场所的附近，或者就是当年制作加工场所的一部分{30}。这些手工业区的水井砌筑较为简单，用于满足手工业生产多个环节的生产用水，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生产进步。
四、关中地区农业生产中井灌不发达原因之蠡测
秦汉时期，关中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评价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1}。关中地区是富庶发达的粮食主产区，农业发展水平很高，然而，关中暂未发现用于农业灌溉的水井，其原因是什么？
首先，关中地区的地形和水文条件不利于凿井灌溉。关中自古以来就以典型的原隰地貌著称，“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32}，“周原膴膴，土脉厚而水源深”{33}。地下水在高原、山麓多含于地下深层，因此会存在高地凿井甚深而不及水位线。在平坦地或河海沿岸，地下水多接近地面，而又往往不必凿井。有的地方地下水位虽浅，然土质松软，凿井容易坍塌。《长安志》卷14《兴平县》载，“长安城北有始平原数百里，其人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34} 乾隆时期鄂弥达奏称：“陕地水深土厚，西安食水各井，深至五六七丈水仍短少，味兼苦涩，遇旱仍干……而穷日之汲难润一畦之燥。”{35} 民国时期陈赓雅在乾县看到的情况：“地处高原，鲜有水利可言，耕种田地，唯赖雨雪。掘井及泉，城北较高，须深六十丈左右，城中须四十丈;东部地势渐低，汲井可资灌溉，然亦深三四十丈。建厅曾派员携器，来打自流井，连打三四处，皆未及泉而止”{36}。民国时期有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门的凿井器械，即使这样，凿井还如此困难，何况秦汉时期呢？
其次，秦汉政府在关中地区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关中地区的水利工程主要以灌溉为目的。关中“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37} 郑国渠是秦王政元年（前246年）在关中兴建的大型引泾灌溉工程，“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38} 郑国渠到西汉仍然发挥着灌溉作用。汉武帝时期，关中水利得到了全面的开发，其规模之大、效益之高、进步之快，在全国居于首位，有力地促进了关中地区农业的发展。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为灌溉郑国渠旁的高地，在左内史倪宽的主持下，“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39} 颜师古注曰：“于郑国渠上流南岸更开六道小渠以辅助溉灌耳。今雍州云阳、三原两县界此渠尚存，乡人名曰六渠，亦号辅渠。”{40} “武帝时，赵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溉田四千余顷，因名白渠。”{41} 白渠建成以后，时人赞曰：“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42} 这生动地说明了郑、白渠的修建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使关中成为天府之国。约在汉武帝元狩到元鼎年间（前122—前111年），修建龙首渠。“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43} 龙首渠的建成，使五六十万亩的盐碱地得到灌溉，并改良成“亩产十石”的上等田。从历史上看，关中地区水利一直有三大渠系：以泾水为水源的引泾渠系、以渭水为水源的引渭渠系、以洛水为水源的引洛渠系。在西汉时期三大渠系基本形成{44}，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关中灌溉网。
地形和水文条件决定了水利工程的规模，使关中地区构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李令福认为自然环境的东西、南北差异规定了关中农田水利事业的区域特征{45}。渭河自西向东横贯整个关中平原，但其南北两岸地势极不对称，导致了地形、水文的南北差异。渭北地区西部是高平广阔的黄土高原，东部是低平的堆积平原，从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北岸支流主要有泾河、北洛河等，水系呈扇状分布，流量比较丰富。这种地形保证了引水灌溉的空间，利于设置自流灌溉水渠。地形和水文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引泾灌渠规模大、效益佳。南岸支流来自秦岭山区，河流短急，谷狭坡陡，含沙量小，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渭南适合中小型农田水利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对水的需求，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中地区是我国典型的农耕区，通过春、夏、秋各季的整地技术更好地利用土地潜力来发展农业，农业耕作中注重“趣时”，“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雨复耕和之，勿令有块以待时。”{46} 春耕要注意时机。“冬雨雪止，辄以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虫冻死，来年宜稼。”{47} 冬季注重土壤水分的积蓄。培育耐旱高产的农作物，发展轮作复种技术，积累了丰富的抗旱保墒经验，从而使农作物获得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各项条件，以取得单位面积的高产、丰产。赵过在关中地区推广适合旱地耕作的代田法，便取得了力少而得谷多的效果。其具体作法是：“一亩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种于圳中，苗生叶以上，稍薅陇草，因隤其土，以附根苗。故其诗曰：或耘或籽，黍稷儗儗。耘，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薅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48} 代田法既能防风抗倒伏，又可以做到保墒抗旱，提高了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关中的地形特征决定了凿井灌溉非常困难，由于地表水资源丰富以及水利事业的发达，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灌溉体系已经非常完备，为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同时，先民们发展了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因此农业灌溉主要依靠地表水灌溉，对井灌的依赖较小，关中地区不大采用井灌。
五、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井口与井壁的形状特征，秦汉关中地区水井的类型以圆形为主，兼有方形井;按井圈的有无及材质特征，可分为土井、瓦井、陶圈井、砖井和复合井等。水井的区域分布与关中地区的自然、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咸阳、长安和宝鸡等地区宫殿区、离宫别馆和皇室陵区，水井提供生活用水，其建造较为规整和精巧，同时，宫殿或帝陵区的水井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在制陶、冶铁等手工业作坊区，水井主要用于满足手工业工序中的用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农业耕作区内，政府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了系统发达的灌渠，以满足旱地农业对水的大量需求。同样，由于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是否稳固，直接关系到秦汉都城的粮食供应问题，因此统治者十分关注这里的农业生产发展，利用都城这一特殊区域内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极力促进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与传播，如推广代田法等，解决农业用水的供求矛盾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也压缩了民间对利用水井灌溉的需求，从根本上说关中地区农业发展的方向是先进的大面积的粮食生产区，与这一发展方向相适应的只能是建立发达的灌渠系统以及推广更为先进的抗旱农业生产技术体系，而并非井灌。
注释：
① 徐中舒：《古井杂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3期。
② 刘诗中：《中国古代水井形制初探》，《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③ 黄渭金：《刍议水井起源》，《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
④ 王涛：《史前水井的考古学分析》，《文博》2001年第2期。
⑤ 徐龙国、刘振东、张建锋：《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建筑遗址》，《考古》2011年第6期。
⑥ 张建锋、刘振东、王晓梅：《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考古》2006年第10期。
⑦ 赵学谦、吴梓林：《陕西凤翔南古城村遗址试掘记》，《考古》1962年第9期。
⑧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01页。
⑨ 刘怀君：《陕西省眉县成山宫遗址的再调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
⑩ 刘庆柱、李毓芳、张连喜、杨灵山：《汉长安城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
{11}{14}{17}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76、44、40页。
{12} 黄崇岳：《水井起源初探——兼论“黄帝穿井”》，《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3} 刘海旺：《汉代农耕聚落考古学研究》，郑州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第155页。
{15} 李令福：《论西汉长安城都市水利》，《文明起源与城市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16} 李令福：《汉昆明池的兴修及其对长安城郊环境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8} 王占奎：《试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祭祀性特征》，《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19}{20}{22}{31}{38}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59、1376、1374、1362、1408页。
{21} 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3页。
{23} 刘怀君：《陕西眉县两处秦汉“眉邑”遗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24}{37}{39}{40}{42}{43}{48}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3、1684、1685、2630、1685、1681、1138页。
{25} 中国冶金史编写组：《从古荥遗址看汉代的生铁冶炼技术》，《文物》1978年第2期。
{2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韩城芝川镇汉代冶铁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27} 黄晖：《论衡校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37页。
{28} 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 6期合刊。
{29} 刘瑞：《西安沣东新城汉代上林苑11号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年），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445—446页。
{30} 陆伟强、秦剑：《秦代枯井中惊现石甲片》，《文汇报》2001年10月26日。
{32} 朱熹：《詩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33}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页。
{34} 宋敏求、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6页。
{35} 《川陕总督鄂弥达奏折》（乾隆五年三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9701-044。
{36}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
{41}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8页。
{44} 朱学西：《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6页。
{45} 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
{46}{47} 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8—9页。
作者简介：尚群昌，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利部水务研究培训中心（水文化研究中心）讲师，河南郑州，450046。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秦汉;关中地区;水井;地域分布;井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水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19BTQ008）、“秦汉至唐宋时期燃料利用与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9BZS105）;河南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黄河文化多维度融入高校课程体系育人模式教学探索与实践研究”（2019SJGLX289）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7-0123-07
秦汉时期，水井作为获取地下水资源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广泛应用。本文拟在系统梳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对秦汉关中地区水井的类型特征、地域分布特征与成因，以及农业生产中井灌不发达的原因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秦汉关中地区水井类型与特征
历史时期水井的类型及其演变规律，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徐中舒认为水井形制由方井向圆井，土井向陶井和砖井过渡①。刘诗中认为中国古代水井形制的发展趋势是从土井到木井、陶井和砖井②。黄渭金把长江下游地区水井形制分为木构方形浅井、圆形或椭圆形浅井，竹箍苇编浅井和木筒浅井，黄河中下游地区分为圆形或椭圆形深井、木构圆形深井和木构方形深井等③。王涛根据水井构造技术方法，将其分为竖穴型土构井和加固型木构井等④。这些成果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水井主要由井口、井壁和井底组成。根据水井井口和井壁的形状特征，可以将考古发現的秦汉关中地区水井划分为圆形井和方形井。
圆形井。井口呈圆形或椭圆形，井壁倾斜，井底基本为平底。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建筑遗址的圆形水井口径1.4米、底径1米、深8.3米。井底平坦，生土底，井壁分段砌筑扇形砖⑤。
方形井。在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发现水井一口。井口近方，南北约1.3米、东西0.9米、深4.3米。井口周围砌砖，形成长方形井台，南北2.5米、东西2米⑥。
根据水井井圈材质的有无及特征，目前考古发现的秦汉关中地区水井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土井。土井一般是土中挖井，井壁没有任何加固设施。土井是水井的最早形式，虽然井壁不牢，但施工简易，所以秦汉时期仍然普遍存在。由于原高土厚，关中地区土井比较深，井壁两侧多有脚窝。陕西凤翔南古城村遗址发现的水井，井壁坚硬光滑，东西两面有对称的脚窝，窝距20—35厘米，井口至水面深5.8米⑦。
陶井。陶井由土井发展而来。制陶技术的发明使用，使陶制器皿的种类扩大，丰富了先民的定居生活，同时亦为先民的定居生活提供了建筑材料。陶井圈因刚度及耐久性较好，取材亦较容易，因此陶井普遍流行于我国春秋战国至汉代。杨宽认为，大体上战国时代的“陶井圈”高而径小，西汉时期的“陶井圈”矮而径大⑧。陶井的建造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陶圈在已挖好的土井中叠筑起来，另一种是在挖井的过程中，随着井穴的挖深，逐渐在上面叠筑新的井圈，直至井挖好为止。眉县成山宫遗址发现两眼陶井，井圈直径1.2米、高0.38米、厚0.02米，外饰竖向绳纹，内饰麻布纹⑨。
砖井。秦汉时期，发明了以长方形砖为主的小型砖，且规格趋向统一，小型砖均是实心，呈长方形或正方形，长度为20—30多厘米，长宽厚的比例为4∶2∶1。小型砖被用于水井砌壁，出现了砖井。砖井井壁规整，砌筑讲究，规格较高，井水更为清洁。汉长安城未央宫三号建筑遗址发现的水井，井深约7米左右，井台砖砌，水井口径0.87米，井壁用扇形砖券筑⑩。
复合井。复合井的井圈不是由单一的一种材料做成，大多是陶瓦结合、陶砖结合等砌成的水井。秦汉关中地区发现的复合井主要有：汉长安城未央宫椒房殿遗址的上砖下陶圈水井，深8.3米，其中上部7米用砖券筑，下部放4节陶井圈至井底{11}。
水井作为人类发明的供水系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和凿井技术的创新，中国古代水井形制由方形井到圆形井，井圈材质由无井圈的土井到陶圈井、砖券井和复合井。随着人类的实践，圆形井被发现是最合理、最节省材料的，具有几何力学上的许多优点：挖井取土工程量小，井壁承压力强，且容水量大。井圈的使用，既为了防止井壁坍塌又可使井水清洁，有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
二、秦汉关中地区水井的地域分布特征
秦汉关中地区水井数量众多，分布较广。通过对考古发现的秦汉关中地区水井资料的系统整理（参见表1），我们归纳了秦汉关中地区的水井地域分布情况，水井主要集中在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未央区、阎良区、临潼区、高陵区和西咸新区;咸阳市渭城区、秦都区和杨陵区;宝鸡市凤翔区、麟游县、眉县和千阳县;渭南市代管的韩城市和华阴市等。从上述地区考古发现的水井来看，主要聚集分布在西安、咸阳、宝鸡和渭南等地区。由此，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水井的地域分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西安、咸阳和宝鸡等地的秦汉宫殿区、官署区、离宫别馆和皇室陵区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水井，但在汉长安城的平民住宅区发现的水井较少。在这些地区发现的秦汉水井遗迹主要有：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遗址、未央宫椒房殿遗址、中央官署遗址、少府所属的宫殿建筑遗址、未央宫西南角楼遗址、桂宫遗址，北宫一号遗址、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明堂）、临潼区秦始皇陵区、鱼池遗址、秦始皇陵西侧“骊山飤官”遗址、阿房宫遗址、宝鸡市凤翔区秦雍城遗址、凤翔区南古城村遗址、眉县成山宫遗址、眉县赵家庄遗址、千阳县尚家岭遗址、汉平陵遗址和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等。 其次，关中地区的秦汉手工业遗址是水井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主要有：汉长安城宣平门外古遺址、汉长安城冶铸遗址、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咸阳长岭车站制陶作坊遗址、杨陵区法禧铸铁作坊遗址、秦芷阳制陶作坊遗址、宝鸡市眉县尧上遗址、凤翔区长青西汉陶质建材作坊遗址和渭南市所辖韩城市芝川镇汉代冶铁遗址等。
最后，在秦汉关中地区农业耕作区域内，暂时没有发现用于灌溉的水井。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已开始使用水井灌溉农田{12}。秦汉时期，水井在生产生活领域得到广泛使用。旱作农业的丰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降雨量的多寡和农业生产水平。关中地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冬春降水不足，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份，不能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但是关中地区作为经济繁荣、农业发达的地区，在原隰相间的关中西部农业区、河谷川地平原和以淤灌为主的东部农业区的耕作区域，暂时没有发现用于灌溉的水井。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水井集中在宫殿区、官署区、离宫别馆、皇室陵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农业耕作区域中暂没有发现用于灌溉的水井，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秦汉关中地区水井地域分布特征的形成原因
秦汉关中地区的水井主要分布在咸阳、长安和宝鸡等地的宫殿区、离宫别馆、官署区和皇室陵区等区域内，以及冶铁、制陶和铸币等手工业作坊区，这说明关中地区的水井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用水，这种分布状况与关中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长安城内宫殿、官署等各功能区都发现有水井。宫殿作为帝王朝会和居住的地方，较一般官署人员多、政务活动多，用水量大，饮用和洗涤用水对水质的要求较高，而井水大多数较河水清洁。宫殿内水井比一般宫署内的水井修建的好，规模要大一些。水井有井台，其上铺砖，井壁一般上中部以券砖或扇形砖砌壁，下部井壁置陶井圈。位于长安城北部的邸第、里居和市场等人口稠密区域，水井尚不多见，毕竟掏挖水井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如券砖、扇形砖、陶井圈等）支撑，普通居民在有明渠水可用的情况下，可能不会考虑使用地下水资源。一户一井是汉代农耕聚落宅院的一个重要特征{13}。在汉代农耕聚落中，道路网络化，居址要素包含水井，水井与居址沿道路平行布局的特点等是明确的。长安城内普通居民区的水井可能经过了系统的规划，集中在闾里内的某一公共空间内，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将来可能会被发现。
西汉都城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口稠密，导致水需求量的增加。刘庆柱、李毓芳总结了汉代长安城给水系统的建设特点：“长安城给排水设施的重要特点是生活用水采取开渠引水，挖池蓄水，导渠输水，提高地下水位，凿井滤水、用水。”{14} 汉长安城继承了秦咸阳在上林苑利用天然湖泊营造园林，还引潏水向城内供水，凿昆明池作为蓄水水库，建成了以潏水与昆明池为中心的包括蓄、引、排相结合的供水、园林、城壕防护与航运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水利系统，并且基本连接成网{15}。汉长安城护城壕及城郊供水主要源于泬水及其支分之水……南城壕及南郊礼制性建筑用水主要源于漕渠及昆明故渠{16}。同时凿井引用地下水。“水井一般多置于建筑群的一隅，且距主要建筑不远，这样既不影响建筑整体布局，又方便使用。”{17}这说明水井是都城供水系统的组成部分。水井与都城长安近旁的河流和城内蓄水设施等共同构成了城市综合性水利系统，这一综合水利系统的存在是都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之一。长安城内生活用水，既有水网供水，又有井水。水井发挥的作用和水网相互补充，水井是长安城内生活用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水网不能解决长安城内的生活用水，只有水井也不能解决问题。结构科学、布局合理的水网不仅提供了水源，而且解决排水问题，是水井所不能替代的。但水井突破了地表水对城市发展的限制，使设计者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有了更多自由的空间，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长安的空间范围。
水井的修造除了满足实际的生产生活用水这一实际功能之外，还承担着重要的仪礼功能，这也是西汉咸阳帝陵等礼仪场所发现较多水井的原因。在景帝阳陵南300米处的“罗经石”外轮廓四边中段，每边各有2眼井。王占奎认为，这八眼井井水不是任何时候可以任意饮用的，而是遵照节气有所选择。这八眼水井是当时的一种神秘观念在“作祟”，是礼制性功能的突出体现{18}。宝鸡位于关中至陇东的交通要冲，雍州居高临下，俯瞰东方，“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19} 秦汉时期，在雍州设有祭祀天上五方上帝的祠所，“唯雍四畤，上帝为尊”{20}，“在雍旁还有一百多所祠，在雍以东的关中之地也都设了不少祠，雍是其本土即西土众祠环绕的中心”{21}，建立了“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22} 的全国祭祀文化核心地带。宫殿作为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途除存放祭具、祭品外，也是祠官常驻和天子郊祀时“斋宿”之地，以及一些重大礼祀的场所等。眉县赵家庄遗址发现陶圈井一口，井口直径1.35米，深度约5米。发掘者认为是当时通往西南的重要关隘——斜峪关附近增设的行宫离馆{23}。因此，水井是宫殿区、离宫别馆和官署等区域供水系统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作为上层统治者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建筑用料、构造方法和建造等级上规格较高，与手工业区水井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这说明水井在秦汉时期同时也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其次，在秦汉经济领域中，手工业占有重要地位，冶铁业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关中是秦汉帝国政治和经济中心，铁器大量使用，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冶铁遗址。冶铁遗址用水是靠水井和蓄水池，近河遗址则利用河水。汉代铸造铁器广泛采用范铸技术。在制作陶范、制作铸铁沙型和堵口耐火泥团等作业都需要加入适量的水。为了保证炼铁炉不致烧毁并延长炼铁炉各零件的工作寿命，需要用水对炼铁炉进行冷却。在冶铸过程中水仍然是必需的，如将红热锻铁迅速淬入冷水，会变成坚韧的好铁。关于局部淬火热处理工艺，《汉书》卷64下《王褒传》云：“及至巧冶铸干将之朴，清水淬其锋。”颜师古注曰：“淬谓烧而内水中以坚之也。”{24}铁水流出铸成块锭后，需要泼水来加速冷凝;为及时清理，渣水流出后也需要泼水冷却。在炼铁炉附近挖凿水井和水池，能及时保证冶炼过程中各项用水需要，这种布局是非常合理的{25}。韩城市芝川镇铸铁作坊遗址，发现许多炉渣、烧土和铁渣块，还有大量的陶范和一些炼炉以及废弃水井等遗迹{26}。发掘者推测这一遗址可能是当时夏阳铁官所管辖的一个作坊。在关中地区冶铁遗址发现的为数不少的水井遗迹，说明关中地区冶铁业与水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水井等设施的设置正是为了冶炼铁器用水的需要。 秦汉时期，由于建筑、日常生活和明器用陶需求量的扩大，制陶作坊的规模相当庞大。制陶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水井，可以推测水井在制陶作坊有了广泛的应用。例如泥范、陶范的制作，将天然泥沙料用水调和进行炼泥，制作铸范后，经自然干燥或低温堆烧，铸范硬化后即可浇铸。东汉王充《论衡》卷3《物势篇》云：“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范为形，故作之也”{27}，意思是用泥沙黏土与水调和，做成泥模泥范，组成铸型。在溵窑过程中，需要往窑上泼水，形成的水汽可以有效隔绝氧气，阻断氧气进入窑室。水井是稳定的水源，靠近陶窑，方便陶工制作陶器时拌泥、淘洗与烧窑等工序对水的大量需要。就地取水不仅意味着制陶生产工序和产品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制陶作坊背景下的用水除了满足制陶生产的需要，往往还要满足陶工生活的需要。在秦都咸阳故城中发现水井百余口，多数分布在今长陵火车站周围的制陶作坊区域内，排列密集，多数三五成群，个别井底有陶罐、陶盆汲水器{28}。大批水井分布于长陵周围的制陶作坊区，除了反映当时制陶手工业已具有相当巨大的規模，也说明了挖井取水仍然是当地制陶用水的主要方式。
此外，在秦汉时期的铸币遗址和制作加工石铠甲场所也发现了水井。铸币手工业是汉代三大手工业之一。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铸币技术不断进步，钱范的质量影响到钱币的铸造质量，要制作纹路清晰规整的钱模，陶范所用的泥料经过淘洗，用陶土加水制成泥料，然后将制好的泥料，放入模框内制作范体，然后在模制的泥质范坯上压制铸型和钱模。在西安沣东新城汉代上林苑11号遗址清理出汉代灰坑、水井等遗存，出土五铢钱背范、范母、铜钱等遗物，发掘者认为遗址是一个时代单纯的汉代大型铸钱遗址{29}。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区附近秦代水井中，发现了大量制作石铠甲用的碎甲片，这口秦代水井，应该在当年制作加工石铠甲场所的附近，或者就是当年制作加工场所的一部分{30}。这些手工业区的水井砌筑较为简单，用于满足手工业生产多个环节的生产用水，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生产进步。
四、关中地区农业生产中井灌不发达原因之蠡测
秦汉时期，关中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评价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1}。关中地区是富庶发达的粮食主产区，农业发展水平很高，然而，关中暂未发现用于农业灌溉的水井，其原因是什么？
首先，关中地区的地形和水文条件不利于凿井灌溉。关中自古以来就以典型的原隰地貌著称，“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32}，“周原膴膴，土脉厚而水源深”{33}。地下水在高原、山麓多含于地下深层，因此会存在高地凿井甚深而不及水位线。在平坦地或河海沿岸，地下水多接近地面，而又往往不必凿井。有的地方地下水位虽浅，然土质松软，凿井容易坍塌。《长安志》卷14《兴平县》载，“长安城北有始平原数百里，其人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34} 乾隆时期鄂弥达奏称：“陕地水深土厚，西安食水各井，深至五六七丈水仍短少，味兼苦涩，遇旱仍干……而穷日之汲难润一畦之燥。”{35} 民国时期陈赓雅在乾县看到的情况：“地处高原，鲜有水利可言，耕种田地，唯赖雨雪。掘井及泉，城北较高，须深六十丈左右，城中须四十丈;东部地势渐低，汲井可资灌溉，然亦深三四十丈。建厅曾派员携器，来打自流井，连打三四处，皆未及泉而止”{36}。民国时期有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门的凿井器械，即使这样，凿井还如此困难，何况秦汉时期呢？
其次，秦汉政府在关中地区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关中地区的水利工程主要以灌溉为目的。关中“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37} 郑国渠是秦王政元年（前246年）在关中兴建的大型引泾灌溉工程，“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38} 郑国渠到西汉仍然发挥着灌溉作用。汉武帝时期，关中水利得到了全面的开发，其规模之大、效益之高、进步之快，在全国居于首位，有力地促进了关中地区农业的发展。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为灌溉郑国渠旁的高地，在左内史倪宽的主持下，“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39} 颜师古注曰：“于郑国渠上流南岸更开六道小渠以辅助溉灌耳。今雍州云阳、三原两县界此渠尚存，乡人名曰六渠，亦号辅渠。”{40} “武帝时，赵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溉田四千余顷，因名白渠。”{41} 白渠建成以后，时人赞曰：“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42} 这生动地说明了郑、白渠的修建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使关中成为天府之国。约在汉武帝元狩到元鼎年间（前122—前111年），修建龙首渠。“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43} 龙首渠的建成，使五六十万亩的盐碱地得到灌溉，并改良成“亩产十石”的上等田。从历史上看，关中地区水利一直有三大渠系：以泾水为水源的引泾渠系、以渭水为水源的引渭渠系、以洛水为水源的引洛渠系。在西汉时期三大渠系基本形成{44}，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关中灌溉网。
地形和水文条件决定了水利工程的规模，使关中地区构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李令福认为自然环境的东西、南北差异规定了关中农田水利事业的区域特征{45}。渭河自西向东横贯整个关中平原，但其南北两岸地势极不对称，导致了地形、水文的南北差异。渭北地区西部是高平广阔的黄土高原，东部是低平的堆积平原，从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北岸支流主要有泾河、北洛河等，水系呈扇状分布，流量比较丰富。这种地形保证了引水灌溉的空间，利于设置自流灌溉水渠。地形和水文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引泾灌渠规模大、效益佳。南岸支流来自秦岭山区，河流短急，谷狭坡陡，含沙量小，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渭南适合中小型农田水利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对水的需求，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中地区是我国典型的农耕区，通过春、夏、秋各季的整地技术更好地利用土地潜力来发展农业，农业耕作中注重“趣时”，“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雨复耕和之，勿令有块以待时。”{46} 春耕要注意时机。“冬雨雪止，辄以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虫冻死，来年宜稼。”{47} 冬季注重土壤水分的积蓄。培育耐旱高产的农作物，发展轮作复种技术，积累了丰富的抗旱保墒经验，从而使农作物获得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各项条件，以取得单位面积的高产、丰产。赵过在关中地区推广适合旱地耕作的代田法，便取得了力少而得谷多的效果。其具体作法是：“一亩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种于圳中，苗生叶以上，稍薅陇草，因隤其土，以附根苗。故其诗曰：或耘或籽，黍稷儗儗。耘，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薅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48} 代田法既能防风抗倒伏，又可以做到保墒抗旱，提高了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关中的地形特征决定了凿井灌溉非常困难，由于地表水资源丰富以及水利事业的发达，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灌溉体系已经非常完备，为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同时，先民们发展了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因此农业灌溉主要依靠地表水灌溉，对井灌的依赖较小，关中地区不大采用井灌。
五、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井口与井壁的形状特征，秦汉关中地区水井的类型以圆形为主，兼有方形井;按井圈的有无及材质特征，可分为土井、瓦井、陶圈井、砖井和复合井等。水井的区域分布与关中地区的自然、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咸阳、长安和宝鸡等地区宫殿区、离宫别馆和皇室陵区，水井提供生活用水，其建造较为规整和精巧，同时，宫殿或帝陵区的水井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在制陶、冶铁等手工业作坊区，水井主要用于满足手工业工序中的用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农业耕作区内，政府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了系统发达的灌渠，以满足旱地农业对水的大量需求。同样，由于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是否稳固，直接关系到秦汉都城的粮食供应问题，因此统治者十分关注这里的农业生产发展，利用都城这一特殊区域内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极力促进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与传播，如推广代田法等，解决农业用水的供求矛盾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也压缩了民间对利用水井灌溉的需求，从根本上说关中地区农业发展的方向是先进的大面积的粮食生产区，与这一发展方向相适应的只能是建立发达的灌渠系统以及推广更为先进的抗旱农业生产技术体系，而并非井灌。
注释：
① 徐中舒：《古井杂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3期。
② 刘诗中：《中国古代水井形制初探》，《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③ 黄渭金：《刍议水井起源》，《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
④ 王涛：《史前水井的考古学分析》，《文博》2001年第2期。
⑤ 徐龙国、刘振东、张建锋：《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建筑遗址》，《考古》2011年第6期。
⑥ 张建锋、刘振东、王晓梅：《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考古》2006年第10期。
⑦ 赵学谦、吴梓林：《陕西凤翔南古城村遗址试掘记》，《考古》1962年第9期。
⑧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01页。
⑨ 刘怀君：《陕西省眉县成山宫遗址的再调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
⑩ 刘庆柱、李毓芳、张连喜、杨灵山：《汉长安城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
{11}{14}{17}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76、44、40页。
{12} 黄崇岳：《水井起源初探——兼论“黄帝穿井”》，《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3} 刘海旺：《汉代农耕聚落考古学研究》，郑州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第155页。
{15} 李令福：《论西汉长安城都市水利》，《文明起源与城市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16} 李令福：《汉昆明池的兴修及其对长安城郊环境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8} 王占奎：《试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祭祀性特征》，《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19}{20}{22}{31}{38}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59、1376、1374、1362、1408页。
{21} 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3页。
{23} 刘怀君：《陕西眉县两处秦汉“眉邑”遗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24}{37}{39}{40}{42}{43}{48}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3、1684、1685、2630、1685、1681、1138页。
{25} 中国冶金史编写组：《从古荥遗址看汉代的生铁冶炼技术》，《文物》1978年第2期。
{2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韩城芝川镇汉代冶铁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27} 黄晖：《论衡校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37页。
{28} 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 6期合刊。
{29} 刘瑞：《西安沣东新城汉代上林苑11号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年），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445—446页。
{30} 陆伟强、秦剑：《秦代枯井中惊现石甲片》，《文汇报》2001年10月26日。
{32} 朱熹：《詩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33}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页。
{34} 宋敏求、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6页。
{35} 《川陕总督鄂弥达奏折》（乾隆五年三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9701-044。
{36}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
{41}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8页。
{44} 朱学西：《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6页。
{45} 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
{46}{47} 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8—9页。
作者简介：尚群昌，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利部水务研究培训中心（水文化研究中心）讲师，河南郑州，450046。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