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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名字，还是“文革”到农村插队当“知青”时，偶然从一个上过高中、名叫王××的农村青年，当时称为“回乡青年”的手中看到一本《韬奋文集》。精装，灰色封面，已经很旧，角已缺一小块儿，里面盖着县一中图书馆的章。“秦火”之余，侥幸流出。在无书可读的时代，如获至宝，连忙借下。说实话，实际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我，还真不认识那个繁体的“”字（简体的“韬”字可能也不认得）。忙查《新华字典》，多识了一个字。
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经历”，详叙了自己从一个穷学生到事业有成的“文化人”的成长之路的曲折、痛苦与奋斗。他谈到自己年轻时的种种苦闷、彷徨，恰切正处同样苦闷、彷徨、感到前途茫茫的我的心境。另一个印象，是书中对“七君子”的描写。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七君子”事件，由于他对每个人都描述得细致入微，所以我记住了每一位；由此，对“民主人士”也略有所知。此前，对民主人士的了解只限于“毛选”中提到过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不食美援”，更多的是与“章罗反党联盟”等“右派”联系一起。而且，他对在国民党监狱中鲜活生动的描写，与我们这一代从小就熟知的“白公馆”、“渣滓洞”非常不同，颇有些意外。
回到家中，无意中对父亲提起这本书。家父抗战时在“大后方”重庆读大学，学习建筑，没想到他滔滔不绝谈起邹韬奋、《生活》对他们的影响，我才知道韬奋、生活书店曾经那样有名、那样有影响。这本书，我爱不释手，还做了不少摘录，决心“赖下”。主人问我要了几次，我都找理由未还。后来，他不好意思直接再要我还，于是找了另一位“知青”辗转要书：“雷颐，XX说你借了他一本积肥方面的书不还，你要积肥的书干吗呀？”肯定，是这位“知青”记错书名了，因为我借书时，王XX对我说《韬奋文集》时，我也有些纳闷，“掏粪”还有文集？当然，当时我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到这是一种对“集体记忆”的操控所致，我们记住什么、忘记什么，一直有一支“强有力的手”在粗暴控制。这一代，绝大多数，当时都不知道韬奋先生，不知道三联和《生活》了。眼见赖不过去，只好将这本《韬奋文集》物归原主。
再次对三联有深刻印象，则是“文革”结束的一九七九年春了。当时正读“大一”，突然看到《读书》创刊号，一篇《读书无禁区》，激动了好久，因此记住了三联，也因此锁定了以后十好几年的《读书》期期不落。不过，当时我不知道，三联早就没了，《读书》用的三联，只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这种出版社的副牌制不知是中国特色还是国际通例，反正很长一段时间，从五十年代初到一九八六年三联重新独立的几十年间，“文化味儿”浓的、作为批判用的“内部读物”，大都是三联；“政治性强”的、运动中必须学习的小册子，大都是人民出版社。“政治”不用其名而“文化”用其名，“大批判”不用其名而“被批判”用其名，在某种意义上说，三联此时之亡，只成为另一家出版社的副牌，是她的幸运，避免了许多出版社后来回顾历史的尴尬，同时却无意间承接了文化、思想的薪火，没有辱没三联的名声。看看自己的书架，那个时候买的书，以三联居多，而且多了不少，受三联的文化润泽之深，确实无法言说。
非常有幸，三联一九八六年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正式成社，我在一九八七年就成为她的作者，在《读书》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上发文，介绍美国学者鲍德威（David D. Buck）的著作《中国都市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一八九○——一九四九》（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1890－1949）。能从三联的读者成为作者之一，不能不大生“与有荣焉”之感。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时有文章在《读书》发表。
读前辈学者、文化人忆旧文章，非常羡慕那时出版人与作者、读者间亲切温暖的朋友关系。认识新的“三联人”之后，不仅与许多编辑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与其“高管”沈公昌文、林公言椒、董秀玉女士也是“亦师亦友”，公事私事，无话不谈。沈公生性幽默，越老越“不正经”，总是笑谈自己的编辑、出书经验就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通过“吃喝玩乐”与作者交朋友到“谈情说爱”的地步，顺理成章地“贪污盗窃”作者的思想、观点，然后“出卖情报”在编辑部讨论研究，或向其约稿，或依此策划选题，书出之后，就“坐以待币”啦。大概，这就是“老三联”的传统罢。
这种传统，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围绕三联形成了一个“文化场域”。在三联编辑部、咖啡座，总能碰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物”，彼此交流、讨论甚至争论。许多思想的火花、灵感、创意，就是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有意者，大可以布迪厄的“文化场域”、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理论做番深入研究。在这种“交往”中，总能聆听各方高论，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也学不到的知识，每每令我有“胜读十年书”之慨。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三联，才提供了这种“文化场域”、“公共空间”，能“躬逢其盛”，确实要感谢三联。
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文化机构，国有或民营，以三联为榜样举办类似的活动，蓬蓬勃勃。这种公共空间的扩展，是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体现，也是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三联开风气之先，功莫大焉！
无论是“读书”还是“胜读书”，三联于我，嘉惠无穷，感激不尽。
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经历”，详叙了自己从一个穷学生到事业有成的“文化人”的成长之路的曲折、痛苦与奋斗。他谈到自己年轻时的种种苦闷、彷徨，恰切正处同样苦闷、彷徨、感到前途茫茫的我的心境。另一个印象，是书中对“七君子”的描写。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七君子”事件，由于他对每个人都描述得细致入微，所以我记住了每一位；由此，对“民主人士”也略有所知。此前，对民主人士的了解只限于“毛选”中提到过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不食美援”，更多的是与“章罗反党联盟”等“右派”联系一起。而且，他对在国民党监狱中鲜活生动的描写，与我们这一代从小就熟知的“白公馆”、“渣滓洞”非常不同，颇有些意外。
回到家中，无意中对父亲提起这本书。家父抗战时在“大后方”重庆读大学，学习建筑，没想到他滔滔不绝谈起邹韬奋、《生活》对他们的影响，我才知道韬奋、生活书店曾经那样有名、那样有影响。这本书，我爱不释手，还做了不少摘录，决心“赖下”。主人问我要了几次，我都找理由未还。后来，他不好意思直接再要我还，于是找了另一位“知青”辗转要书：“雷颐，XX说你借了他一本积肥方面的书不还，你要积肥的书干吗呀？”肯定，是这位“知青”记错书名了，因为我借书时，王XX对我说《韬奋文集》时，我也有些纳闷，“掏粪”还有文集？当然，当时我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到这是一种对“集体记忆”的操控所致，我们记住什么、忘记什么，一直有一支“强有力的手”在粗暴控制。这一代，绝大多数，当时都不知道韬奋先生，不知道三联和《生活》了。眼见赖不过去，只好将这本《韬奋文集》物归原主。
再次对三联有深刻印象，则是“文革”结束的一九七九年春了。当时正读“大一”，突然看到《读书》创刊号，一篇《读书无禁区》，激动了好久，因此记住了三联，也因此锁定了以后十好几年的《读书》期期不落。不过，当时我不知道，三联早就没了，《读书》用的三联，只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这种出版社的副牌制不知是中国特色还是国际通例，反正很长一段时间，从五十年代初到一九八六年三联重新独立的几十年间，“文化味儿”浓的、作为批判用的“内部读物”，大都是三联；“政治性强”的、运动中必须学习的小册子，大都是人民出版社。“政治”不用其名而“文化”用其名，“大批判”不用其名而“被批判”用其名，在某种意义上说，三联此时之亡，只成为另一家出版社的副牌，是她的幸运，避免了许多出版社后来回顾历史的尴尬，同时却无意间承接了文化、思想的薪火，没有辱没三联的名声。看看自己的书架，那个时候买的书，以三联居多，而且多了不少，受三联的文化润泽之深，确实无法言说。
非常有幸，三联一九八六年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正式成社，我在一九八七年就成为她的作者，在《读书》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上发文，介绍美国学者鲍德威（David D. Buck）的著作《中国都市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一八九○——一九四九》（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1890－1949）。能从三联的读者成为作者之一，不能不大生“与有荣焉”之感。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时有文章在《读书》发表。
读前辈学者、文化人忆旧文章，非常羡慕那时出版人与作者、读者间亲切温暖的朋友关系。认识新的“三联人”之后，不仅与许多编辑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与其“高管”沈公昌文、林公言椒、董秀玉女士也是“亦师亦友”，公事私事，无话不谈。沈公生性幽默，越老越“不正经”，总是笑谈自己的编辑、出书经验就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通过“吃喝玩乐”与作者交朋友到“谈情说爱”的地步，顺理成章地“贪污盗窃”作者的思想、观点，然后“出卖情报”在编辑部讨论研究，或向其约稿，或依此策划选题，书出之后，就“坐以待币”啦。大概，这就是“老三联”的传统罢。
这种传统，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围绕三联形成了一个“文化场域”。在三联编辑部、咖啡座，总能碰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物”，彼此交流、讨论甚至争论。许多思想的火花、灵感、创意，就是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有意者，大可以布迪厄的“文化场域”、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理论做番深入研究。在这种“交往”中，总能聆听各方高论，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也学不到的知识，每每令我有“胜读十年书”之慨。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三联，才提供了这种“文化场域”、“公共空间”，能“躬逢其盛”，确实要感谢三联。
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文化机构，国有或民营，以三联为榜样举办类似的活动，蓬蓬勃勃。这种公共空间的扩展，是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体现，也是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三联开风气之先，功莫大焉！
无论是“读书”还是“胜读书”，三联于我，嘉惠无穷，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