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迅速蔓延，印度也难以独善其身。印度各级政府很快打破了2月以来以国外入境人员和归国人员为重点的盯防政策，开始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3月24日，总理莫迪在刚于22日宣布进行一次自愿性的宵禁后，宣布开始长达21天之久的全国“封国”。4月14日，莫迪又再次宣布延长“封国”至5月3日。面对迅猛发展的疫情，及时全面的“封国”政策或许不可避免。但是，印度中央政府这次给整个国家社会经济踩“急刹车”的决策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印社会也没有就“封国”进行各种准备。这就对政策的顺利落实构成了巨大挑战。各国的经验表明，类似封锁政策的顺利执行不可能是政府的独角戏，它需要社会的通力配合。争取社会支持和国民的理解，成为决定印度“封国”政策成败的关键。

印度政府积极争取社会各界配合

　　印度政府显然很早就意识到了寻求社会各界配合的重要性，其采取的行动主要有：第一，就疫情防控进行及时而持续的大规模社会教育。此次新冠疫情可以说是“百年一遇”，而引发疫情的病毒也是一种人类之前未知的病毒。只有让公众科学地认识病毒，自觉行动起来，广泛地采取防护措施，才能有效控制病毒传播。其实自2020年2月开始，印度的各大报纸每天都有大量的版面全面报道新冠病毒及其引发的疫情，方便公众了解病毒以及疫情的全球扩散状况。疫情恶化后，印度中央政府强制要求各通讯电商必须投入病毒防护知识的宣传，如印度所有的手机接听等待铃声都已经被自动设置为病毒防护知识介绍。4月，莫迪本人社交媒体推特账号的头像也改为带着印式土制口罩的照片。另一方面，政府还要求企业和各社区向其员工和居民进行抗疫宣传。笔者目前就职于首都德里的金德尔大学，自2月开始，学校行政部门或者学校医院每天都会对全校师生进行疫情防控知识介绍，并提出相关建议。笔者所在的居住小区的管理人员也会在“封国”期间不时向居民通报防疫相关信息。
　　第二，呼吁社会支持。最典型的是多次的“鼓劲”行动。3月22日第一次宵禁当天，莫迪就呼吁全国人民在下午五点开始为封锁期间仍在坚持工作的医护和其他部门人员表示感谢。当天，全国大多数居民都到自己的阳台、窗前或者其他地方，敲锣打鼓、鼓掌欢呼，成为一时胜景。4月4日，莫迪又发出了一次类似倡议，并得到广泛响应。这种行动成为了凝聚全国民众，形成共抗疫情意志的有效做法。另外一个例子是莫迪在社交网络上“自筹”的总理基金，其是由莫迪亲自代言、中央政府各部要员共同参与成立的信托基金，目的是为了筹集资金救助在疫情中蒙受损失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个项目于3月28日开启，印社会各界踊跃捐款，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就筹集了650亿卢比，相当于印国家正式基金项目——总理国家救济基金会之前两年筹集资金的总额。

　　第三，澄清和抵制谣言。在网络媒体兴盛的时代，谣言的危害力得到了成倍放大。在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也出现了谣言四起的状况。对此，政府首先致力于加强权威信息的综合发布，除了建立专门的网页随时更新疫情情况外，还在诸如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布链接，供民众随时查阅。对于恶意谣言，印政府也毫不手软。有些谣言宣扬教派社群歧视，指责某个社会群体是“病毒的携带者”;有些进行防疫措施的虚假宣传，诸如不应吃冷冻食品、各种奇奇怪怪的自助检测方法;还有一些宣传某种习惯和某种宗教信仰能让人获得对病毒的“免疫”;等等。政府积极追究散布谣言者的责任，给予拘禁、警戒等不同程度的惩罚。在阿萨姆邦，甚至还因此逮捕了一名现役军官、一名邦议会议员，体现了政府在遏制谣言传播上的坚强意志。
　　第四，及时查漏补缺，解决“封国”过程中出现的突发问题。比如说流动劳工返乡潮的问题。由于很多流动劳工属于平时薪资仅能维生的“日结工”，“封国”给这一群体带来了巨大困难，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冒险返乡。这个问题爆发后，各级政府迅速行动，很快就投入约226亿美元的经费。据内政部给最高法院的报告，各级政府已经建立了2.25万个临时居住场所安置流动劳工，总共安置了大约541.5万人。在宗教集会问题上，印度政府也非常重视，直接向各教派领袖呼吁，不要在疫情期间举行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印度大斋会因此取消了一年一度的纪念罗摩神的大会。笔者所在的社区，在首月九夜节（印度教节日，传统上要连续九夜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期间也没有任何庆祝活动。但是，在印度宣布“封国”之前的3月中旬，德里塔卜里格传教团（Tablighi Jamaat）多达几千人的大型宗教集会活动还是导致了大量被传染案例的出现。对此，各级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应对，至4月初已经隔离了25000多人，包括1750多名外国人。
　　印度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还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那就是贫民窟里的传染问题。印度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分布有贫民窟，其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不可能指望生活在里面的人也能履行有效的社会隔离，一旦疫情在贫民窟大规模传播将很难得到控制。4月1日，位于孟买的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发现首例病例，至4月14日已增长到60多例，致死7例。该地区居民有百万之众。为控制疫情在贫民窟的蔓延，孟买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将贫民窟附近的一个体育馆改造为一个可以容纳600多张床位的隔离场所，将这个贫民窟的部分地区列为重点封闭地区，实行严格管控、不准进出等。自4月11日起，孟买市政府还开始對达拉维地区居民进行挨家挨户的检测，计划在十日内完成。孟买其他地区的贫民窟也发生了病毒传播事件，孟买市政府将传染比较严重的地区列为封闭区域，实行严格管制。

社会各界积极配合和推动“封国”政策落实

　　印度社会总体上较为配合和遵守政府的封锁政策。中央政府在3月22日实行的宵禁就得到了社会大力配合和支持。隔了一天后，长时间的“封国”开始，印度整个社会几乎“停转”，许多平时繁华的街道当前在白天也空无一人。为了提供生活必需品而仍在营业的市场和小店都有在地面上用粉笔等画出圆圈标识购物者等候处进行社会间隔的实践。在政府的提倡下，印度民众也开始使用各式各样的口罩，包括自制口罩。有条件实行社会隔离的地方，民众基本遵守相关规定。当然，对于某些违反规定者，各地警察采取了强力措施，如用棍棒驱赶擅自外出、违规聚集的人等。相关措施虽然引起争议，但民众大体上认同其出于必要。
　　印度社會各界还参与到了解决“封国”所产生各种突发问题的进程中。在处理如流动工人返乡、贫民窟疫情、宗教集会等问题时，都能看到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身影。如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就参与到了贫民窟的帮扶行动中，为贫民窟内生活的民众派发食物。在流动工人返乡潮中，NGO的贡献更加明显。据统计，在政府提供的临时居住点外，各类NGO提供了3900多个临时居住点，9473个食物派发点，共安置了300多万人，与各级政府安置的人员数量旗鼓相当。此外，还有很多没有被统计进来的个体和非组织性的捐赠和帮扶行为，在印度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相关消息。在宗教集会方面，很多宗教领袖都自觉停止大规模宗教活动，并且在各种场合宣传防疫措施，很好地助力了疫情防控。
　　面对疫情即将“长期化”的现实，印度社会各界也在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探索适应疫情防控的“新常态”。在“封国”政策的大背景下，所有户外的活动基本上都被禁止，这给生产、生活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印度的企业和组织开始积极探索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等手段维持运作。如依托信息技术的网络授课、网络会议、居家办公等已经成为大中学校和部分企业的新型工作和教学方式，许多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也已开始在更大规模基础上进行网络预定送货。对于民众个人而言，多数人都自觉开始进行社会隔离，不再串门聚会，宗教活动也大多在家里举行或者通过网络方式进行，就连体育锻炼也更倾向于在家里进行，或者在生活区里人很少的情况下进行。这些看似细枝末节之处极大助力了抗击疫情的努力，确保封锁措施的效果可以真正得到实现。
　　当然，印度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政府和社会相互冲突和对立的一面。除了前面所述的谣言、突发问题、宗教集会以外，还有其他表现形式：

　　第一，部分市民既不理解，也拒不服从“封国”规定，甚至予以抗拒。例如，最近旁遮普邦的个别民众因违反封锁规定，遭到警察干预后，挥刀砍断警察的一只手。许多地方的传统集会仍在进行，如南部的卡纳塔克邦最近就有大型婚礼举办。
　　第二，部分市民“自保”心态作祟，歧视医护人员。比如德里部分地区民众强行要求同居一处的医护人员退租，甚至还发生了袭击医护人员事件。虽然警察很快介入，但是社会影响恶劣。
　　第三，各种社会歧视和偏见乘机而入。许多地方歧视外国人，把外国人和新冠病毒划等号。不时有报道称印度东北部人因长相与东亚人相近而在疫情期间遭到人身攻击。德里发生塔卜里格传教团聚集感染事件后，印度穆斯林就遭到了更多歧视，如北方邦的部分医院已经要求穆斯林就诊者必须提供无新冠病毒感染的证明。印度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大量嘲讽穆斯林、把穆斯林视为病毒易感者的言论。
　　在抗疫问题上，印度的国家与社会表现出了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整体上国家与社会协调一致，通力配合，表现出了难得的团结：另一方面，在局部地区和个别问题上，也出现了国家与社会不协调、不一致的地方。这是印度国家与社会关系复杂性的表现，也是其抗疫斗争前景不确定的要素所在。印度能否发挥优势，克服劣势，最终战胜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仍有待时间的验证。
　　本文责编 吴孟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