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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靠不合理的贸易政策和规则获取竞争优势的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增加竞争、促进创新。
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如今却出了一位高祭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的总统。众所周知，贸易保护是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议题。要知道，美国可是整天都打着反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推进市场化改革、取消贸易壁垒，为何现在又突然掉头开始玩起了贸易保护主义？
这看似矛盾，其实再正常不过，贸易保护不是在特朗普时期才有的，只是特朗普做得太高调罢了。
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变得日益严重。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有90项。在美国，大约每4天就会有一项新贸易保护措施出台。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对全球贸易体系中正在兴起的保护主义潮流发出警告，并将贸易壁垒比作危险、令人上瘾的毒品。
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史上，我们发现，贸易保护在短期内或许能保护一国的幼稚工业，但从长期来看，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贸易保护阻碍了世界经济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引来经济危机，而自由贸易则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独立并不“自由”
1776年，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迅速带领美国走向繁荣富强。英国利用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对美国商品出口实行严厉的限制，一度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在美国历史上，那段日子被称为“危机时期”。
在这关键时刻，主宰美国社会的是大农场主和大商人。在“美国向何处去”的讨论声中，在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的喧嚣之中，这群人毫不犹豫地支持前者。虽然他们对当时英国的出口限制颇为不满，但却得益于廉价的进口工业品。他们幻想着将那片广袤的西部土地開拓为大农场，扩大对英国的农产品出口，让美国走上一条农业大国之路。
除了汉密尔顿，没有太多人意识到制造业之于当时美国的意义。这位财政部长认为，英国的强大就在于制造业，主张加强贸易保护来发展制造业，并向国会递交了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文献《制造业报告》。
然而，由于当时英国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主导的美国社会经济结构，这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未得到推行。在1801年美国的326家公司中，也只有8家以制造业为主。
自由贸易和农业大国，才是那时的美国梦。
正当美国人做着甜美的农业大国梦时，1807年，英国军舰的一声炮响将他们惊醒。英国为了同拿破仑作战，炮击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强征舰上海员，激起了美国人强烈的反英情绪。当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
这一禁令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没有教训到英国，反而使本国经济陷入瘫痪。两年时间，美国出口下降88%，进口下降59%。不仅东北部的工业受到巨大冲击，就连南方的农业也受到波及。烟草是美国南方的主要作物之一，而英国是烟草最大的买家，禁令让烟草的价格一夜暴跌，一文不值。小麦价格也惨不忍睹，昔日良田被荒废，许多农场主突然感到了经济上的拮据。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禁令在1809年取消。
然而，误打误撞的是，禁令风潮阻止了外国商品的进入，一时间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给美国本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一度让美国人认为，是贸易保护的功劳，并更加热衷于这种“保护”。
搬起“贸易保护”的石头砸了自己
美国早期的贸易保护，还深受重商主义的影响。早期重商主义者视金银为财富，其核心理论就是“贸易差额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就要保持贸易顺差，要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
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要保持出口大于进口，关税政策是最主要的手段，这也是美国贸易政策最持久、最重要的标志。
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为了满足战时支出增加的需要，美国把关税税率提高了一倍，开始真正实施高关税政策。
禁运风潮和美英战争，表面上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美国在工业品方面不再继续依赖欧洲，转而自己制造，铁器、玻璃、五金、纺织品等工厂在全国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同英国贸易受到限制，遏制了资金的外流，促使资本转入工业。
以至于美国对这种“保护”变本加厉，制定关税也几乎成了美国国会的头等事务。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关税并没有降低，反而逐渐提高了。1820年，美国制成品的平均关税达到了40%。1824年的总统选举中，所有候选人都赞成贸易保护政策。1824年和1828年，国会又先后两次通过了提高关税的法案，这种以高关税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做法，在1828年达到了极致，平均税率飙升至61.7%，是美国南北内战之前的最高税率。
1929年，全世界陷入了空前的大萧条。在美国，不仅农业部门要求保护，工业部门也强烈要求进一步加强保护。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美国国会甚至出台了臭名昭著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修订了12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将关税提高到了48.92%，指望以高关税筑起一道壁垒阻碍国外产品的进口。
但事与愿违的是，美国政府指望高关税保护来刺激国内经济的设想彻底破灭。虽然1929年-1933年美国从欧洲的进口下降了71%，但法案的出台引起了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美国同时对欧洲的出口也下降了67%，失业率从1930年的7.8%飙升至1933年的25.1%。全球出现残酷的贸易战，国际贸易急剧萎缩，从1929年的98亿美元，跌至1932年的30亿美元。众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保护所引起的国际贸易崩溃，正是引发全球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由贸易为了啥
西方经济体的大萧条始于美国股市的崩盘，而由于当时金本位制度限制汇率的自由浮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限，贸易保护往往就成为各国政府无奈的选择，其所带来的恶性竞争助推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下行。
对美国国内而言，保护工业就意味着对农业和其他未保护行业的损害，保护也意味着垄断，必然带来美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下降。贸易保护使得美国钢铁业从1890年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垄断势力不断增强，在19世纪末，这一行业就只剩下四个最有力量的集团，1901年，这四个集团合并成了美国实力最强大的垄断组织——美国钢铁公司。钢铁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当然希望实行贸易保护，于是，私下花费巨款进行院外活动干预国会立法，阻止钢铁产品进口关税的下降，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垄断地位，将英国价格低廉的同类产品拒之门外。久而久之，便窒息了竞争，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
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及危害，终于使得美国的贸易政策开始走向对立面。
1932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对高关税的贸易保护进行了深刻反思：“以高关税为代表的對外经济政策中的经济民族主义，是造成全球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这一障碍，国际贸易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才可能从中获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主要产业慢慢具备竞争优势，美国人此时也意识到贸易保护的危害，推行自由贸易被提上日程。
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占上风，平均关税率“降至百分之十三”的水平。1937年，美国的出口比1934年增加了10亿美元，进口增加了7亿美元。1939年，美国已与2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也增加了61%。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膨胀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其产品出口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非其他国家所能企及。这个时候，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国际资源和市场，就极力推行自由贸易。
1947年10月30日，美国更是建立了第一个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关贸总协定（GATT），降低了4500种商品的关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基石。到1962年，美国同西欧、拉美、东南亚各国签订的关税贸易协定达157项。自由贸易的推行极大地降低了全球的关税水平。
二十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欧洲经济的复苏，为美国产品提供了市场。1964年-1967年，美国和其他关贸总协定缔约国进行了“肯尼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使得列入各国税则的关税减让商品达到了60多万项，自由贸易也达到空前规模。
公平贸易的“价值”
二战以来，美国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带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
然而，好景不长。二十世纪70年代，由于高工资成本和竞争加剧，美国的优势开始丧失。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再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持续下降。GATT多边贸易体制下不断扩大的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压力，美国一些保守经济学家便认为，是外国政府和企业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夺走了美国的市场，应当负起主要责任。
于是，美国政府敦促各国展开贸易谈判，推行“自由且公平”的贸易政策，此时，美国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从自由贸易转向了公平贸易。
所谓公平贸易，即维护公平贸易秩序、反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由于国情不同，对公平标准的认定差别较大，这也成为各国之间贸易冲突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有保护的自由贸易，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主流。特别是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贸易改革法》，首次确定了例外条款、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非关税壁垒在法律上的地位，其中的“301条款”授权美国总统给对美国出口施予不公平待遇的国家进行报复。报复的措施有：停止贸易互惠，提高关税或开征其他费用，实施进口限额制等。自此，“301条款”成为美国暗地里实施贸易保护的“尚方宝剑”。
美国“变味”的自由贸易，主要体现在，其一方面要求别国开放美国占优势的贸易领域，比如推动农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出口，另一方面，对于本国弱势产业，则采用更为隐蔽的、复杂的非关税壁垒，例如，美国强制推行的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要求食品加工企业，控制从农场到餐桌整个食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危害，以确保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更加安全。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技术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使用者，用一些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的标准来排斥他国产品的流入。这种做法也常常被国际社会指责为贸易保护。
不同于赤裸裸的贸易保护政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这种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混合体的“公平贸易”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其背后反补贴、反倾销和经济制裁的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效仿，这显然加剧了世界贸易摩擦，制约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据WTO的统计表明，1969年-1989年，世界各地共有反倾销调查2079件，其中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就有1892件，占91%。
自由贸易才是方向
如今，面对国内失业率高涨、工资低下、制造业衰退的压力，特朗普又玩起了贸易保护，誓将制造业“迁回”美国。其实，2009年，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破产的时候，奥巴马也曾说过：“我不是汽车工程师，但我知道如果日本人能够制造出经济实惠、设计精良的汽车，美国人也应该能够做出同样的事。”可想而知，此话一出便被经济学家大加谴责。
显然，政治家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规律，还有对利益和价值的判断。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安查思发出的疑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以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进而推动世界范围的平等与和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根本走向。”是的，这不仅关系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也关系到所有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答案。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贸易政策的演变都是失衡与平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史，是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交替更迭的过程。在世界经济发展平稳时期，各国贸易政策就比较宽松，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加速；而世界经济衰退之时，各国贸易政策则趋于严厉，自由化的进程就会遇到更大的阻碍。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
贸易保护从未消失，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靠不合理的贸易政策和规则获取竞争优势的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增加竞争、促进创新，才是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也是有利于世界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支点杂志2017年5月刊）
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如今却出了一位高祭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的总统。众所周知，贸易保护是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议题。要知道，美国可是整天都打着反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推进市场化改革、取消贸易壁垒，为何现在又突然掉头开始玩起了贸易保护主义？
这看似矛盾，其实再正常不过，贸易保护不是在特朗普时期才有的，只是特朗普做得太高调罢了。
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变得日益严重。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有90项。在美国，大约每4天就会有一项新贸易保护措施出台。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对全球贸易体系中正在兴起的保护主义潮流发出警告，并将贸易壁垒比作危险、令人上瘾的毒品。
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史上，我们发现，贸易保护在短期内或许能保护一国的幼稚工业，但从长期来看，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贸易保护阻碍了世界经济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引来经济危机，而自由贸易则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独立并不“自由”
1776年，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迅速带领美国走向繁荣富强。英国利用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对美国商品出口实行严厉的限制，一度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在美国历史上，那段日子被称为“危机时期”。
在这关键时刻，主宰美国社会的是大农场主和大商人。在“美国向何处去”的讨论声中，在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的喧嚣之中，这群人毫不犹豫地支持前者。虽然他们对当时英国的出口限制颇为不满，但却得益于廉价的进口工业品。他们幻想着将那片广袤的西部土地開拓为大农场，扩大对英国的农产品出口，让美国走上一条农业大国之路。
除了汉密尔顿，没有太多人意识到制造业之于当时美国的意义。这位财政部长认为，英国的强大就在于制造业，主张加强贸易保护来发展制造业，并向国会递交了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文献《制造业报告》。
然而，由于当时英国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主导的美国社会经济结构，这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未得到推行。在1801年美国的326家公司中，也只有8家以制造业为主。
自由贸易和农业大国，才是那时的美国梦。
正当美国人做着甜美的农业大国梦时，1807年，英国军舰的一声炮响将他们惊醒。英国为了同拿破仑作战，炮击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强征舰上海员，激起了美国人强烈的反英情绪。当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
这一禁令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没有教训到英国，反而使本国经济陷入瘫痪。两年时间，美国出口下降88%，进口下降59%。不仅东北部的工业受到巨大冲击，就连南方的农业也受到波及。烟草是美国南方的主要作物之一，而英国是烟草最大的买家，禁令让烟草的价格一夜暴跌，一文不值。小麦价格也惨不忍睹，昔日良田被荒废，许多农场主突然感到了经济上的拮据。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禁令在1809年取消。
然而，误打误撞的是，禁令风潮阻止了外国商品的进入，一时间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给美国本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一度让美国人认为，是贸易保护的功劳，并更加热衷于这种“保护”。
搬起“贸易保护”的石头砸了自己
美国早期的贸易保护，还深受重商主义的影响。早期重商主义者视金银为财富，其核心理论就是“贸易差额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就要保持贸易顺差，要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
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要保持出口大于进口，关税政策是最主要的手段，这也是美国贸易政策最持久、最重要的标志。
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为了满足战时支出增加的需要，美国把关税税率提高了一倍，开始真正实施高关税政策。
禁运风潮和美英战争，表面上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美国在工业品方面不再继续依赖欧洲，转而自己制造，铁器、玻璃、五金、纺织品等工厂在全国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同英国贸易受到限制，遏制了资金的外流，促使资本转入工业。
以至于美国对这种“保护”变本加厉，制定关税也几乎成了美国国会的头等事务。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关税并没有降低，反而逐渐提高了。1820年，美国制成品的平均关税达到了40%。1824年的总统选举中，所有候选人都赞成贸易保护政策。1824年和1828年，国会又先后两次通过了提高关税的法案，这种以高关税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做法，在1828年达到了极致，平均税率飙升至61.7%，是美国南北内战之前的最高税率。
1929年，全世界陷入了空前的大萧条。在美国，不仅农业部门要求保护，工业部门也强烈要求进一步加强保护。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美国国会甚至出台了臭名昭著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修订了12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将关税提高到了48.92%，指望以高关税筑起一道壁垒阻碍国外产品的进口。
但事与愿违的是，美国政府指望高关税保护来刺激国内经济的设想彻底破灭。虽然1929年-1933年美国从欧洲的进口下降了71%，但法案的出台引起了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美国同时对欧洲的出口也下降了67%，失业率从1930年的7.8%飙升至1933年的25.1%。全球出现残酷的贸易战，国际贸易急剧萎缩，从1929年的98亿美元，跌至1932年的30亿美元。众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保护所引起的国际贸易崩溃，正是引发全球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由贸易为了啥
西方经济体的大萧条始于美国股市的崩盘，而由于当时金本位制度限制汇率的自由浮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限，贸易保护往往就成为各国政府无奈的选择，其所带来的恶性竞争助推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下行。
对美国国内而言，保护工业就意味着对农业和其他未保护行业的损害，保护也意味着垄断，必然带来美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下降。贸易保护使得美国钢铁业从1890年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垄断势力不断增强，在19世纪末，这一行业就只剩下四个最有力量的集团，1901年，这四个集团合并成了美国实力最强大的垄断组织——美国钢铁公司。钢铁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当然希望实行贸易保护，于是，私下花费巨款进行院外活动干预国会立法，阻止钢铁产品进口关税的下降，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垄断地位，将英国价格低廉的同类产品拒之门外。久而久之，便窒息了竞争，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
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及危害，终于使得美国的贸易政策开始走向对立面。
1932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对高关税的贸易保护进行了深刻反思：“以高关税为代表的對外经济政策中的经济民族主义，是造成全球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这一障碍，国际贸易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才可能从中获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主要产业慢慢具备竞争优势，美国人此时也意识到贸易保护的危害，推行自由贸易被提上日程。
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占上风，平均关税率“降至百分之十三”的水平。1937年，美国的出口比1934年增加了10亿美元，进口增加了7亿美元。1939年，美国已与2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也增加了61%。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膨胀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其产品出口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非其他国家所能企及。这个时候，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国际资源和市场，就极力推行自由贸易。
1947年10月30日，美国更是建立了第一个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关贸总协定（GATT），降低了4500种商品的关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基石。到1962年，美国同西欧、拉美、东南亚各国签订的关税贸易协定达157项。自由贸易的推行极大地降低了全球的关税水平。
二十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欧洲经济的复苏，为美国产品提供了市场。1964年-1967年，美国和其他关贸总协定缔约国进行了“肯尼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使得列入各国税则的关税减让商品达到了60多万项，自由贸易也达到空前规模。
公平贸易的“价值”
二战以来，美国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带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
然而，好景不长。二十世纪70年代，由于高工资成本和竞争加剧，美国的优势开始丧失。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再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持续下降。GATT多边贸易体制下不断扩大的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压力，美国一些保守经济学家便认为，是外国政府和企业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夺走了美国的市场，应当负起主要责任。
于是，美国政府敦促各国展开贸易谈判，推行“自由且公平”的贸易政策，此时，美国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从自由贸易转向了公平贸易。
所谓公平贸易，即维护公平贸易秩序、反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由于国情不同，对公平标准的认定差别较大，这也成为各国之间贸易冲突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有保护的自由贸易，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主流。特别是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贸易改革法》，首次确定了例外条款、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非关税壁垒在法律上的地位，其中的“301条款”授权美国总统给对美国出口施予不公平待遇的国家进行报复。报复的措施有：停止贸易互惠，提高关税或开征其他费用，实施进口限额制等。自此，“301条款”成为美国暗地里实施贸易保护的“尚方宝剑”。
美国“变味”的自由贸易，主要体现在，其一方面要求别国开放美国占优势的贸易领域，比如推动农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出口，另一方面，对于本国弱势产业，则采用更为隐蔽的、复杂的非关税壁垒，例如，美国强制推行的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要求食品加工企业，控制从农场到餐桌整个食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危害，以确保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更加安全。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技术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使用者，用一些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的标准来排斥他国产品的流入。这种做法也常常被国际社会指责为贸易保护。
不同于赤裸裸的贸易保护政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这种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混合体的“公平贸易”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其背后反补贴、反倾销和经济制裁的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效仿，这显然加剧了世界贸易摩擦，制约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据WTO的统计表明，1969年-1989年，世界各地共有反倾销调查2079件，其中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就有1892件，占91%。
自由贸易才是方向
如今，面对国内失业率高涨、工资低下、制造业衰退的压力，特朗普又玩起了贸易保护，誓将制造业“迁回”美国。其实，2009年，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破产的时候，奥巴马也曾说过：“我不是汽车工程师，但我知道如果日本人能够制造出经济实惠、设计精良的汽车，美国人也应该能够做出同样的事。”可想而知，此话一出便被经济学家大加谴责。
显然，政治家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规律，还有对利益和价值的判断。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安查思发出的疑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以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进而推动世界范围的平等与和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根本走向。”是的，这不仅关系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也关系到所有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答案。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贸易政策的演变都是失衡与平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史，是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交替更迭的过程。在世界经济发展平稳时期，各国贸易政策就比较宽松，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加速；而世界经济衰退之时，各国贸易政策则趋于严厉，自由化的进程就会遇到更大的阻碍。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
贸易保护从未消失，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靠不合理的贸易政策和规则获取竞争优势的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增加竞争、促进创新，才是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也是有利于世界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支点杂志2017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