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描述一个“虚拟”母亲所遭遇到的民生问题。从孩子的出生，到看病、买房，再到水、电、气，银行取款，孩子上学，都无一不面临种种无奈与辛酸。这位母亲，也是一位普遍的纳税人，据说，在2006年，像她这样的纳税人，一共缴纳了37636亿元税给政府。或许，我们与她一样，都不知道这些税都干了什么！为什么不能拿这些钱去打造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南方周末》7月26日）
　　


　　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指出：“政府是一个信托机构，而政府官员则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从这个角度，对财政收支过程中发生的信息，纳税人显然有着充分的知悉和获取的权利。
　　我们的钱干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效果？这都是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知道的。然而，这么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报告认真、详细地公布过财政收入的分流与使用。老百姓只能从媒体报道、专家臆测的只言片语中“想当然”。
　　根据税收的征收与支出流程，一般来说，纳税人的知情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对税收政策制订的知情权，对税收政策内容的知情权，对税收管理的知情权，以及对税款支出方向、效率的知情权。
　　对政府预、决算及预算执行情况的知情权，这也是纳税人知情权的重点和关键所在。税款支出过程是政府“生产”与“分配”公共产品与劳务的过程，税款支出的方向如何、效率高低，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的福利实现，进而影响着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和税款的征收。可是，偏偏这些重要部分，涉税部门往往以保密权和隐私权为借口，把一些普通的资料也纳入保密范围，不予公开。
　　前段时间，有关税务部门搞了一个“个税自行申报”，结果在全国各地遭到冷遇，有些地方甚至为零。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公民纳税意识不强、有关部门准备不足。我认为国人“纳税不积极”这应该在预料之中，在一个权利和义务不明、没有透明度的税务、财政体制中，公民的纳税积极性从何而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透明守则宣言》中有个观点很经典，财政透明度是优良政府管理的一个关键方面，只有遵循更有力和更可信的财政政策，才能赢得知情公众的支持。
　　据统计，我国税费总负担占GDP比重已达25.1％，如果再加上体制外税负，将达30％左右。美国《福布斯》报道，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与“高税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低福利，正如《南方周末》所虚拟的这位妈妈所遭遇到的。尽管每年财政收入超常增长，可公共服务支出所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越来越低，相反，行政管理费用却如脱缰野马。这种“高税赋”且“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现象，无疑大大挫伤公民自行纳税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