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的国有垄断企业和下游的民营企业泾渭分明，中间是难以跨越的楚河汉界。以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的王林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却不甘心屈居于利润稀薄的“轻小集加”领域。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民营企业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革命运动。
　　2002年10月，刘永行移师包头，成立了东方稀铝，总投资150亿元，预计2008年建成后，年产100万吨原铝；2003年7月，刘永行又联合其他3家股东，在三门峡市渑池县启动了105万吨氧化铝项目，进入电解铝业的上游——氧化锅，项目预计总投资近45．9亿元；另外，他还和上海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唐山建龙钢铁的张志祥一起，准备在宁波大炼钢铁；2003年7月，刘永行甚至联合万向集团等13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北京合组公司。准备踏出国门，到海外去投资氧化铝厂。
　　一向稳健的刘永行，也深知他这次重工业化之梦的危险程度，“一旦失误，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刘永行的孤注一掷，自然引来了以郭声锟、肖亚庆领航的中国铝业公司的阻击。
　　在铝业里有一句行话：“得氧化铝者得天下。”正因为中铝对氧化铝的垄断，造成了刘永行在包头投资的电解铝生产长期受制于人，为了打通产业的上游环节，刘永行贸然进军氧化铝行业，在三门峡投 资氧化铝项目。
　　据说，刘永行为了安抚中国铝业公司，曾经打算给其三门峡项目30％的股权，但这和中铝取得控股权的企图相去甚远。双方不欢而聚。肖亚庆的前任、原中铝董事长郭声锟对此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据东方希望集团透露，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这意味着该项目被迫搁浅。
　　但2003年上半年国家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抑制投资过热的政策。
　　2004年初，铁本集团的戴国芳撞在了“枪口”上，在建的钢厂被勒令停建，戴国芳本人也被捕入狱；其后，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也被迫下马，最后让国有企业控股；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也遭遇难产。而早在2003年底，刘永行在包头和三门峡的项目便已经被叫停。
　　由于这些项目前期投资的20多亿，都是刘永行累积的自有资金，因此才逃离了灭顶之灾。
　　
　　互相交错
　　
　　1990年代末，是刘永行和肖亚庆都大展拳脚的时候。在那几年，被国家领导人认为是“意外之喜”的私营企业继续蓬勃发展，并一度和国有企业形成平分秋色之势。而被寄以厚望的国企改革却踏入泥沼地难以自拔。
　　1995年，刘氏家族对希望集团进行了产权划分。刘永行把自己的东方新希望集团总部从成都搬到了上海。刘永行此时对饲料业已经兴趣阑珊，一直在寻找与其相关的第二主业。从1996年起，刘永行就开始暗暗关注重工业中的每一个产业，汽车、钢铁、石油、轮胎、造纸、化工等他全部考察过。在当时国退民进的浪潮之下，刘永行甚至有机会收购了山东的一家铝厂。在刘永行的产业划分中，东方新希望的产业为三块：饲料行业、重工业、投资板块。
　　2001年，刘永行成为《福布斯》杂志评选的当年度中国大陆首富。第二年，刘永行又登上“CCTV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的颁奖台。
　　同样是国企面临的困境，让肖亚庆也迎来了他改变人生的重大转折。1999年6月，在刘永行离开四川4年后，肖亚庆却被调到了这里，担任西南铝加工厂厂长。他面对的是一个已连续9年累计亏损16.29亿元、年产量只有
　　7万吨左右的老国有企业。肖亚庆抓住国有企业债转股的良机，并利用自身所长进行了积极的技术创新，仅仅在一年便扭亏为盈。
　　面在对国企困境难题，刘永行与肖亚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选择。在当时，以刘永行等为代表的国退民进是一种备受推崇的热潮；而受体制所限，以肖亚庆此类同有企业经理人身份进行的脱困改革，能够成功的并不多见。不过短短数年后，以郎咸平为首的学者们开始对前者大加鞭笞，而对后者激赞不已。这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政府经济改革的方向。
　　
　　云泥之别
　　
　　正当刘永行们为企业忧心之际，在肖亚庆领导下的中铝，却在经历短暂的低迷后，开始突飞猛进。2006年，拥有完善产业链的中铝营业额大幅增长，达到1055亿元，利税超过300亿。中铝销售增长率在千亿资产以上的国资委直属央企排名中高居第一。
　　荣光备至。2007年10月，年仅48岁的肖亚庆当选中共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而5年之后的2008年1月30日，肖亚庆又步刘永行后尘，登上了“CCTV中国2007年度经济人物”领奖台。
　　在主政后，肖亚庆一直极力推进“多金属、国际化”战略：在澳大利亚，中铝签订了5亿吨铝土矿的开发权；在越南，中铝获得2亿吨铝土矿开发权；在几内亚，中铝获得了十几亿吨的铝土矿勘探权，以后可能变成采矿权；2007年8月，中铝公司投资8．6亿美元控股了金属储量达到1300万吨的特大型铜矿秘鲁特罗莫克铜矿；另外，中国铝业正计划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开发一个铝土矿项目，耗资26亿美元，这将是中国矿业企业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之一……这些资源，可以保证中铝50年甚至100年内资源不会成为问题。
　　肖亚庆宣布中铝收购力拓12％股份的消息后，在业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也不乏担忧的目光。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本钢铁联盟对这次收购表示了不满，认为“有国家利用国有资产进行收购并试图主导某些产业，这可能会带来许多问题”。
　　面对国外媒体记者的质疑，肖亚庆一再解释称，此笔投资纯粹是公司的主意，中国政府并未插手。但是，国外多数观察人士的直接反应是：此笔投资是中国方面加大必和必拓收购力拓计划的难度、甚至阻止该计划的举措之一。甚至有人如此奉劝中铝的竞争对手必和必拓公司：“你不是在和一个企业作对，你是在和一个国家作对。”
　　相比之下，刘永行们要艰难得多。在财经作家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一书的末章，他对刘永行一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表达了心痛之情：“相对于国有资本和跨国资本，对中国变革贡献最大的民营资本一直命运多舛。它们从草莽间崛起，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扶持，成长受到多重局限，并每每在宏观调控时成为整顿和限制的对象。”
　　无须质疑，肖亚庆是一位年轻、有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企业领导人。从中铝董事长到省府高官，也许他也会和自己的前任郭声锟一样，踏上光辉的仕途。但这不妨害我们假设：站在伦敦四季酒店宣布收购力拓公司股份的人，如果不是肖亚庆，而是刘永行，会不会更令人欣喜?
　　冯仑在其新书《野蛮生长》中写道：“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这是明智话、更是沉痛语，但像刘永行一样坚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该如何长久地屈从于这一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