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以来，多家在美国有分支机构的中资银行签署了“生前遗嘱”，引发瞩目。立“遗嘱”用来交代后事，银行订立“生前遗嘱”则是提前安排好未来破产倒闭时的处理办法。该办法要求银行作出说明，在没有纳税人救助的情况下，如果银行无力偿债面临倒闭，将如何处理处置。
　　这一安排催生于次贷危机后旨在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的制度创新。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其第165条专门就“生前遗嘱”规则的适用条件、责任主体及实施要求做了明确规定。根据该要求，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先后批准了具体实施规则。截至2013年年底，已有125家大银行提交了“生前遗嘱”。
　　目前签署“生前遗嘱”的中资银行，主要是作为美国有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或者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按照美国监管需要的应景之作。就国内环境来看，监管层尚未对“生前遗嘱”制度作出强制性规定。这一做法尚属个案。
　　然而，这一做法有必要全面引入中国金融业的实践，从个案推广为业界惯例。金融机构风险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业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正在推进的多项金融改革措施，将加大银行经营压力，银行倒闭的风险将上升，中国银行业破除“大而不能倒”魔咒的必要性也因此上升。为什么？
　　利率市场化根本改变金融业经营生态。此前，由于利率管制形成固定存贷利差，商业银行单纯依靠放贷就可提高收入、增加利润。不过，随着经济下行、信贷增速和社会融资活动趋向正常化，特别是自2013年7月20日起实施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全面放开，多重因素叠加意味着这一模式走向终结。尤其是互联网金融掀起新一波金融“脱媒”浪潮，使这一进程明显加快。联网企业如同“门口的野蛮人”，明显处于攻势地位，借助平台、入口及客户数量等多方面优势，多点快速出击，让人应接不暇；而商业银行则处于守势，往往是被动迎战，有时甚至找不到战场。
　　二次去杠杆正迅速分化金融机构同质性。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经过两次加杠杆。一次是天量信贷，通过加息、资本监管新规，得以去杠杆；之后大规模不良贷款的暴露，可视为风险大体出清。第二次则是借助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2012年以来，中国以整饬影子银行为抓手，再次举起去杠杆大旗。中国金融二次去杠杆的最大风险是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理财市场去泡沫以及引致的金融机构风险。影子银行体系盘根错节，流动性变化更为复杂，资金价格波动加剧，预期难度增加，甚至可能出现明显分化。金融体系流动性逆转必然压垮部分经营激进型金融机构，并且借道复杂的同业业务体系，将风险延伸放大至各类相关金融机构。
　　市场化在倒逼金融变革的同时，也在倒逼对金融机构采取更商业化的态度。破除“大而不能倒”的魔咒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应该成为金融改革举措的必要配套措施。正所谓，凡事欲立必先破。作为存款保险制度的补充，“生前遗嘱”将进一步完善银行退出机制，不仅能有效应对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降低道德风险，而且能合理实现整个市场对问题金融机构“倒而不痛”，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与资本监管的正向管理思维相比，“生前遗嘱” 制度代表了一种逆向激励机制，它首先表明任何金融机构都是可以“倒”的，进而明确指出机构的冒险失败不能再由纳税人埋单，由此促使其注重效率、审慎经营，强化风险危机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前遗嘱”好处在于把银行高管利益和银行经营好坏捆绑在一起，给经营者上了紧箍咒，增强生存危机意识。同时，“生前遗嘱”从某种程度上敦促银行对自身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通过对全部业务的梳理，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不同业务的关联情况、哪些地方容易出风险、风险传染性如何，从而确定当风险出现时，该如何阻断风险或降低风险的传染等。当然，要实现上述价值目标，必须建立和实施相关机制，以促使“生前遗嘱”制度的各项原则和要求具体化、有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