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来跟你说一个我的老师的故事。”他说。
　　他是美术家，七十岁了，他的老师想必更老吧？“你的老师，”我问，“他还活着吗？”
　　“还活着吧，他的名字是庞熏琴，大概八十多岁了，在北京。”
　　“你是在杭州美专的时候跟他的吗？那是哪一年？”
　　“不错，那是1936年。”
　　我暗自心惊，刚好半个世纪呢！我不禁端坐以待。下面便是他牢记了五十年而不能忘的故事。
　　他是早期留法的，在巴黎，画些很东方情调的油画，画着画着，也画了九年了。有一天，有人介绍他认识当时一位非常出名的老评论家，相约到咖啡馆见面。年轻的庞先生当然很兴奋很紧张，兴冲冲地抱了大捆的画去赴约。和这样权威的评论家见面，如果作品一经品题，他的身价将提升百倍，就算被指拨一下，也会受教无穷。没想到人到了咖啡馆，彼此见过，庞先生正想打开画布，对方却一把按住，说：
　　“不急，我先来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几岁出国的，第二，你在巴黎几年了？”
　　“我十九岁出国，在巴黎待了九年。”
　　“唔，如果这样，画就不必打开了，我也不必看了，”评论家的表情十分决绝而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十九岁出国，太年轻，那时候你还不懂什么叫中国。巴黎九年，也嫌太短，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西方——这样一来，你的画里还有什么可看的？哪里还需要打开？”
　　年轻的画家当场震住，原来总以为自己不外受到批评或得到肯定，但居然两者都不是，在这位评论家看来，他的画居然是连看都不必看的画，连打开的动作都嫌多余。
　　那以后，他认真地想到束装回国，以后他到杭州美专教画，后来还试着用铁线描法画苗人的生活，画得极好。
　　听了这样的事我噤默不能赞一词，那名满巴黎的评论家真是个异人。他平日看了画，固有卓见，此番连不看画，也有当头棒喝的惊人之语。
　　但我——这五十年后来听故事的——所急切的和他却有一点不同，他所说的重点在于东方、西方的无知无从，我所警怵深惕的却是由于无知无明而产生的情无所钟、心无所系、意气无所鼓荡的苍白凄惶。
　　但是被这多芒角的故事擦伤，伤得最疼的一点却是：那些住在自己国土上的人就不背井离乡了吗？像塑胶花一样繁艳夸张、毫不惭愧地成为无所不在的装饰品，却从来不知在故土上扎根布须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整个一卷生命都不值得打开一看的，难道仅仅只是五十年前那流浪巴黎的年轻画家的个人情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