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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问我：“你认为赵丹哪部电影演得最好?”我总是回答：“他的死。”
阿丹，喜逢中国电影百年，又是你九十华诞——我没写错，是华诞不是冥寿。赵丹是不死的——来，干个双杯吧!
接着咱们24年前的话茬儿聊聊。
1980年10月初。北京医院412病房。赵丹已昏睡多口，医生们大查房后对我说：“该来的亲人朋友让他们来看看吧。”我明白弥留时刻已到，乃卸了病房前“谢绝探望”的白底黑字牌牌，打开了病房门，又在阳台窗台上摆了两摞阿丹写的书：《银幕形象创造》、《地狱之门》，以赠来探视的亲友留念。阿丹迷迷糊糊偶尔有点知觉，时不时还能认出来人而激动，时不时还答理病房快乐天使女儿橘橘的嬉闹。我在他日所能及的阳台小桌上为他整理稿子，他可是个严肃的监工，池等着我的记录稿校对。
1980年10月5日拂晓之前，阿丹忽然异常清醒，目光明亮，话语从来没那么轻柔清晰，我意识到是回光返照了。家里人和院方一直瞒着他生的是癌。但他不傻，他愿意接受哄骗。这次，他突然向我交代身后事。我没有表现出惊异，只抚着他的手静静听，他说他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墓、德彪西，要天下都乐……我想阿丹在自我设计并导演自己的死了。
天亮后，我就把阿丹的话一五一十转达给上海电影局袁文殊、中央电影局陈荒煤了。过后，我又将此告诉给睡了一觉醒来的阿丹，可他嗫嚅说：“我还有……要紧的话……要说。”“那我打电话给夏衍吧。”他沉吟：“……乔木吧……他管宣传。’赵丹同志啊，天地玄黄，六合上下，都这时候了，你脑子里还转悠什么呢?
我一边托人找胡乔木，一边把阿丹这些日子常叨咕的话头理顺在小本上，我担心乔木来时，他又迷糊了。
胡乔木偕同贺敬之一起来了，是个下午，阿丹果然睡着，客人让我别叫他。我说：“不，得叫他，他数着钟头等你们哩!”我把阿丹推醒，他高兴地和乔木握手，我把他的枕头垫了垫，床摇高一些。说：“阿丹，你要说的话由我替你说，不对或不足时，你随时插进来。”我翻着小本连说带比画，乔木又点头又笑，还插话。
当我说到“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时，他俩都没听懂：“啊?”我又对着小本念一遍：“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是阿丹发明的原话，一字不差。”阿丹淘气地笑了，大笑了。病房里许久没听到阿丹爽朗的大笑了。乔木也莫名其妙地笑了。
我说：“进了剧场，人人平等。”阿丹插话：“不管你是皇帝还是乞丐。”我很惊奇阿丹掼出自拟的至理名言，得意之至，不再像垂危的病人。他已很久不能连贯地说话了，他进入角色了，一个艺术家面对着时代，面对着观众，他声音嘶哑韵律铿锵。我接茬：“阿丹说，‘让领导立马当时做出权威评论，对领导也是残酷的。在艺术面前，任何人应还其自由人的本性，对吗?”乔木忙点头，“对对对。”“所以，”我翻动小本，“对于一个剧目，一场演出，是好还是不好，有哪些毛病非改不可，不应听一个人(哪怕是最高明的人)一句话就算数。”我动情地说，“一个剧本岂止是十月怀胎，也许是许多人十年磨一剑的成果。说一句‘倾向有问题’就否啦?”我喘一口气，“所以，赵丹认为以后审查意见要经过领导慎重思考之后……”阿丹插话：“要办手续……按规矩……下文件……”“好好好。”乔木连连点头，并说：“很重要，很有意义，宗英你把它整理成文字。阿丹大病之中还这么关心党的事业，要好好保重啊。”
我忙说：“还有哩!要保护新生事物，支持北京电影厂创建创作集体制，这是目前争论最厉害的……”乔木说：“你写下来，写下来。”乔木忙着走了，我也只好送客了。
我放落阿丹病床的支架，坐在他身边：“歇歇吧，我会整理好的，总算你要说的话说了。”阿丹疲惫地说：“看吧。”他闭上了眼……
直到10月8日，他一度停止呼吸，又抢救回来。
也是这天，他见到老友王为一，第一次说：“阿王，我要走了。”
这一切使我想起某位名人的哲言：
当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心境澄明的愉悦的死。
人们常常问我：“你认为赵丹哪部电影演得最好?”
我总是回答：“他的死。”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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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祖籍山东肥城，中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1932年进入明星影片公司。1936-1937年主演的《马路天使》和《十字街头》奠定了他在中国影坛的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被新疆反动派投入监狱。1945年回到上海，建国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塑造了林则徐、聂耳，许云峰等经典银幕形象。“文革”期间受到“四人帮”的迫害。
主要作品有《琵琶春怨》、《上海二十四小时》、《女儿经》、《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中华儿女》、《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乌鸦与麻雀》、《武训传》、《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烈火中永生》，他精湛的表演，赢得了亿万观众，代表了中国60年代前后的电影表演最高水干。为传授表演技巧，赵丹著有《银幕形象创造》、《地狱之门》等艺术理论著作。
阿丹，喜逢中国电影百年，又是你九十华诞——我没写错，是华诞不是冥寿。赵丹是不死的——来，干个双杯吧!
接着咱们24年前的话茬儿聊聊。
1980年10月初。北京医院412病房。赵丹已昏睡多口，医生们大查房后对我说：“该来的亲人朋友让他们来看看吧。”我明白弥留时刻已到，乃卸了病房前“谢绝探望”的白底黑字牌牌，打开了病房门，又在阳台窗台上摆了两摞阿丹写的书：《银幕形象创造》、《地狱之门》，以赠来探视的亲友留念。阿丹迷迷糊糊偶尔有点知觉，时不时还能认出来人而激动，时不时还答理病房快乐天使女儿橘橘的嬉闹。我在他日所能及的阳台小桌上为他整理稿子，他可是个严肃的监工，池等着我的记录稿校对。
1980年10月5日拂晓之前，阿丹忽然异常清醒，目光明亮，话语从来没那么轻柔清晰，我意识到是回光返照了。家里人和院方一直瞒着他生的是癌。但他不傻，他愿意接受哄骗。这次，他突然向我交代身后事。我没有表现出惊异，只抚着他的手静静听，他说他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墓、德彪西，要天下都乐……我想阿丹在自我设计并导演自己的死了。
天亮后，我就把阿丹的话一五一十转达给上海电影局袁文殊、中央电影局陈荒煤了。过后，我又将此告诉给睡了一觉醒来的阿丹，可他嗫嚅说：“我还有……要紧的话……要说。”“那我打电话给夏衍吧。”他沉吟：“……乔木吧……他管宣传。’赵丹同志啊，天地玄黄，六合上下，都这时候了，你脑子里还转悠什么呢?
我一边托人找胡乔木，一边把阿丹这些日子常叨咕的话头理顺在小本上，我担心乔木来时，他又迷糊了。
胡乔木偕同贺敬之一起来了，是个下午，阿丹果然睡着，客人让我别叫他。我说：“不，得叫他，他数着钟头等你们哩!”我把阿丹推醒，他高兴地和乔木握手，我把他的枕头垫了垫，床摇高一些。说：“阿丹，你要说的话由我替你说，不对或不足时，你随时插进来。”我翻着小本连说带比画，乔木又点头又笑，还插话。
当我说到“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时，他俩都没听懂：“啊?”我又对着小本念一遍：“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是阿丹发明的原话，一字不差。”阿丹淘气地笑了，大笑了。病房里许久没听到阿丹爽朗的大笑了。乔木也莫名其妙地笑了。
我说：“进了剧场，人人平等。”阿丹插话：“不管你是皇帝还是乞丐。”我很惊奇阿丹掼出自拟的至理名言，得意之至，不再像垂危的病人。他已很久不能连贯地说话了，他进入角色了，一个艺术家面对着时代，面对着观众，他声音嘶哑韵律铿锵。我接茬：“阿丹说，‘让领导立马当时做出权威评论，对领导也是残酷的。在艺术面前，任何人应还其自由人的本性，对吗?”乔木忙点头，“对对对。”“所以，”我翻动小本，“对于一个剧目，一场演出，是好还是不好，有哪些毛病非改不可，不应听一个人(哪怕是最高明的人)一句话就算数。”我动情地说，“一个剧本岂止是十月怀胎，也许是许多人十年磨一剑的成果。说一句‘倾向有问题’就否啦?”我喘一口气，“所以，赵丹认为以后审查意见要经过领导慎重思考之后……”阿丹插话：“要办手续……按规矩……下文件……”“好好好。”乔木连连点头，并说：“很重要，很有意义，宗英你把它整理成文字。阿丹大病之中还这么关心党的事业，要好好保重啊。”
我忙说：“还有哩!要保护新生事物，支持北京电影厂创建创作集体制，这是目前争论最厉害的……”乔木说：“你写下来，写下来。”乔木忙着走了，我也只好送客了。
我放落阿丹病床的支架，坐在他身边：“歇歇吧，我会整理好的，总算你要说的话说了。”阿丹疲惫地说：“看吧。”他闭上了眼……
直到10月8日，他一度停止呼吸，又抢救回来。
也是这天，他见到老友王为一，第一次说：“阿王，我要走了。”
这一切使我想起某位名人的哲言：
当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心境澄明的愉悦的死。
人们常常问我：“你认为赵丹哪部电影演得最好?”
我总是回答：“他的死。”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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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祖籍山东肥城，中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1932年进入明星影片公司。1936-1937年主演的《马路天使》和《十字街头》奠定了他在中国影坛的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被新疆反动派投入监狱。1945年回到上海，建国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塑造了林则徐、聂耳，许云峰等经典银幕形象。“文革”期间受到“四人帮”的迫害。
主要作品有《琵琶春怨》、《上海二十四小时》、《女儿经》、《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中华儿女》、《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乌鸦与麻雀》、《武训传》、《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烈火中永生》，他精湛的表演，赢得了亿万观众，代表了中国60年代前后的电影表演最高水干。为传授表演技巧，赵丹著有《银幕形象创造》、《地狱之门》等艺术理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