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初，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北辰村党支部书记葛七宝被开除党籍。这个曾阻挠执法人员处理违规倾倒渣土车、殴打执法队员、超生、爱赌博的村支书，被称为“地方一霸”。令人深思的是，放在当前农村社会生态之下审视，类似行为并非个例。
　　有些“村官”之跋扈，其实只是问题最浅表的现象。深究起来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发生在城市官场的问题，都有可能在农村滋生。比如葛七宝所在的未央区，就有几十起“村官”截留、挪用、侵占、贪污国家下拨的农村专项资金和征地补偿款，非法买卖、出租集体土地甚至涉黑的案件发生。
　　农村社会看似“迷你”，但“五脏俱全”，各种利益纠葛纷繁复杂。从程序上说，“村官”由村民选举产生，理应尽心竭力为村民服务。但一些地方的现实却是，村民赋予“村官”权力之后，却很难找到监督制约其权力的有效办法。当村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也常常是不通畅的。
　　虽然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村民委员会保持着相对自治的性质，但村级治理的整体状态距离良善的目标尚远。尽管带领村民致富、解决村民所急所难的“好村官”形象不时出现，但这种情况对个人修养的依赖相对较大。若出现“村官”称霸一方、欺压村民的情况，多数时候只能等待上级部门的介入。然而，这种介入往往是迟缓的。葛七宝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在另一些案例中，一些“村官”甚至叫嚣：“你想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不难发现，这种嚣张言语的背后定然存在上级权力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监督缺位。更何况，农村本质上依旧是由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编织而成的网络，村民怕日后遭到打击报复，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去告“村官”。
　　当然，这并不是说为了保证“村官”被有效监督、其权力被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就应当更深地渗透到农村。相反，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保持农村的相对自治，是符合基层社会规律的做法，政府权力过度嵌入乡村治理，反而容易湮没村民的真实诉求。也不是说，在熟人社会的底色中，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和现代治理。若能在农村建立有效的自治组织，使其成为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力量，那么，熟人社会的属性反而能在相对理性的制度之外，给“村官”们多加一道约束，使其不敢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