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休闲研究学者和作家Chris Rojck在《休闲与文化》一书中写道：“文化还从来没有在休闲研究中以人类学的形式出现过。”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盖瑞·奇克，从1981年就开始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休闲。与北美常用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截然不同，本研究用民族志学的方法去探讨休闲制约因素。民族志学(ethnography)的核心是描述，具体而言，民族志学是对人，尤其是聚集在某个社区生活的人们的描述，是对社会群体文化的描述。关于休闲的一个彻底的描述，也就是民族志学通常应该会首先努力去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会参加一些特定休闲方式，而其他人不会。
　　休闲行为也许会受其他人或外部条件的影响，但是选择参与或不参与休闲活动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基于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心理学的观点，Crawford和Godbey在1987年把休闲制约因素分为结构休闲制约因素(如花销、时间、设备和技巧)，个人之间休闲制约因素(如缺少适合的伙伴，他人认为特定的活动不恰当)以及个人内部休闲制约因素(如个体不喜欢特定的休闲活动、压力的影响和消沉的影响)。
　　盖瑞·奇克与中国学者董二为联手进行研究，他们以自由列举法获取中国五个城市(北京、上海、杭州、青岛和成都)的休闲活动和休闲制约因素(选取的样本被要求列举出他们在闲暇时间所参加的所有活动，紧接着样本被要求列出制约他们参与休闲活动的因素)，然后用所得到的数据在六城市(包括深圳)进行问卷调查。主成分分析法的结果表明，中国六城市的研究对象基于他们所感知到的重要性，把休闲制约因素分为相对清晰的八种类型：个人内部问题(缺乏兴趣，没有心情，缺少主动性)；空间和服务质量(服务质量差，缺少空间，拥挤问题)；个人之间的问题(缺少群体活动，缺少同伴，生活方式的问题)；财力问题(缺钱，收费太高，收入太低)；家庭责任(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忙于家务)；交通问题(缺少交通工具，交通状况差，没有车)；生活压力(个人压力，生活压力，经济压力)；缺少时间(缺少时间，忙于工作，没有假期)。其中，第一项因素即个人内部问题的方差百分比遥遥领先于后面的七项因素。
　　八个因子与休闲满意度、自主健康和人口统计变量的相关分析中，对每个城市单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上海，休闲满意度和个人内部问题之间有较强的负相关；而在北京，两者之间呈现出适度负相关。这表明个人内部问题作为休闲制约因素变得更重要的时候，休闲满意度就会降低。但是这两个变量在其他城市里没有呈现显著相关。在上海，休闲满意度与家庭问题制约因素、缺少时间制约因素之间呈负相关，而在其他城市没有这种关系。
　　在2004年和2005年的研究结果中，盖瑞·奇克与董二为在Crawford和Godbey建立的休闲分类理论上，加上了文化休闲制约因素。这是因为文化对人们所参与的休闲活动和影响他们参与的休闲制约因素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休闲中文化制约因素不能被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所正确理解。例如，一些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认为，妇女的稳重应该就是防止妇女穿着泳衣出现在公众面前，或者将一些休闲方式视为非道德和堕落(比如色情出版物)或以健康和富足(比如野营)的标准去衡量妇女的稳重。我们没有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看到沙特阿拉伯或是伊朗女游泳选手或跳水选手，这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允许妇女穿着泳衣出现在公众场合。这就是群体价值观(文化制约因素)，且与个体的决定毫无关系。
　　盖瑞·奇克把在制约因素的研究数据中发现的一种休闲制约的类型称为“家庭责任”，包括像“照顾孩子”和“照顾老人”这些特殊的条目。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孩子和自家的老人，但是这在西方社会已经不是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大约16％的85岁以上的美国老人住在养老院。虽然因为一些老人搬到辅助老人生活的地方或者雇佣保姆在自己家中照顾自己，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数目有所下降，但是美国的子女们通常不会为了照顾老人而让老人搬进自己的家中。这和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像中国那样子女亲自照顾老人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并且，这种“照顾”对他们的子女来说是一种休闲制约因素。
　　为了从六城市数据中得到更多的研究结果，这一工作还在继续——必须在城市中作更多休闲制约因素的比较，并且尝试着解释研究中所发现的任何不同。这也许是历史的、环境的或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