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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贯中创作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一部“有志图王者”的启示录。“七实三虚”是作者所运用的主要艺术手法。在“三分虚构”的应用上，作者或递换原有人物的历史事实，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或吸收《平话》、综合各种民间传说，充实点缀，提纲挈领；或采用历史事实的一端，巧手铺陈，大胆生发；或依据主题及人物塑造之需要，删舍历史事实……塑造出了形神兼备、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创造了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作家以艺术的手段，表现了对历史、社会出路、人生价值、社会道德的思考和判断，极尽文学的情教功能。本文仅从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粗陈管窥之见。
关键词：罗贯中《三国演义》；三分虚构；艺术探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3
中国古代历史是一部周期性动荡的历史。罗贯中大致是元末明初人，今存罗贯中署名的小说大都以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为题材，显示了罗贯中对王朝盛衰过程和原因，政治军事斗争策略的成败利弊的认识。由此可见，罗贯中是一个“有志图王者”，不仅有政治抱负，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更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对历史、社会出路、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判断，作者以文学艺术的手段，定位于不朽的杰作《三国演义》。这就是说：一、拥刘反曹，明正统，表明作者对明君仁政的渴望，对社会治乱的思考。二、对道德的思考。赞美忠义，重建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极尽文学独特的情教功能。三、赞美智勇，表明作者的人才理想一一崇尚智勇。四、悲剧之歌。历史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矛盾冲突。作者为了实现以上之目的，不惜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对历史材料采删加工，又广泛吸收民间传说，创作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也成为其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就“三虚”的艺术特色，本文仅就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从四个方面作以探析。
一、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虽说是实有其事，但是出于某种需要，将某甲的事，故意地安排在某乙的身上，使读者以为事情本来是发生在某乙的身上的，这种艺术虛构手法叫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这种方法用得最多。
一般说来，《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属于虚构的是极少数，多数都是历史上的真人。但是作者为了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具有个性，形象更鲜明，经作者有意加工，和原样已有不同。鲁迅在谈到人物的形象塑造时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1]这对于取材于现实生活进行的创作，几乎是个通例；就是有关历史人物进行的创作，也是这样。《三国演义》中在刘备形象的塑造上就是如此。刘备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君”典型，宽厚仁爱是作者附于他并着力刻画的主要性格特征。在内容材料的选取上，作者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严格筛选的。譬如“的驽妨主”一事。本属于晋人庾亮的故事，作者为了表现刘备不做利已妨人之事，增加他的光彩，把它移到了刘备的身上，说成是他的行为。而有些事原本是刘备所为，作者怕毁损了他的人格完整就移到别人身上去。比如“鞭督邮”一案，实属刘备所做，在《三国志》中写得清清楚楚：“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亡命。”[2]刘备区区一个衙门里的小官吏，敢于上公堂缚住平日作威作福，目空一切的省郡级大员一一督邮，并着力鞭打，没有点勇气是不可能办到的，这说明刘备除了仁爱宽厚的一面外，有时也会金刚怒目一番。但此行为与作者附于刘备的性格特征不相符，有损于其仁君之形象。因此，在《三国演义》里，作者为了保全其形象，把刘备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仁人之君，就将这一故事移到了性格本来就爽直鲁莽的张飞头上。并对其动作、神态、语言作了传神的刻画，“环眼”“睁圆”，“钢牙”“咬碎”，“柳条”却是“攀下”，并骂道：“此等害民贼，不打死作甚！”[3]经过如此的传神刻画，张飞勇猛、敢作敢为的硬汉形象跃然纸上，其嫉恶如仇、鲁莽、爽直、快人快语的性格特征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而此事实经如此嫁接以后，本案的作案人，鞭督邮“凶手”的刘备，摇身一变，成了“急喝张飞住手”的劝架式人物，“真正”的好人。集仁爱宽厚于一体，富有长者之风形象的刘备如在眼前。经过这样处理，张飞、刘备的所作所为更符合他们的性格特征，更合乎常理，更趋于人情，人物形象更贴近于实际生活，更使人觉得真实可信，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有机统一。又如为了表现刘备的谦虚，莫须有地安排了一个“三让徐州”。显然，在《三国演义》中，刘备这个角色的虛构成分是很浓重的。有一些描写所谓“反面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例是作者有意给“强加”上去的。
总之，罗贯中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是机械地把历史人物每个具体细节原封不动地搬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而是根据主题和人物形象的需要，对历史材料做了概括和加工。他为了突出地表现某个人物性格，不惜变更人和事物的原有关系，把个别事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方法虽然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性，却符合艺术的真实性原则，使人物形象显得更逼真，更生动，更富有生命力。
二、综合民间传说，大量采入民间故事
在《三国演义》中，有一部分故事情节，如“桃园三结义”、“关张古城会”、“蒋干中计”、“华容道放曹操”、“孔明柴桑吊丧”等，都没有历史依据，是来自民间的故事，系民众创作。作者出于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将这些民间故事大胆引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实，民众是真正的创作家，他们往往依据某些历史素材，加以改铸、发挥，形成符合自己意愿的历史故事。有时，民众还会妙手生发，巧加铺叙，敷衍成一定的历史故事。《百川书志》认为，《三国演义》作者“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共中“采说”，“通好尚”，讲的都是将民间创造的故事的吸收和采入。
《三国演义》一开篇即是“桃园三结义”。而“桃园三结义”则是来自于民间的创作。在这一回中，作者匆匆端出一个“义”字。而“结义”之“义”乃是全文说“义”的一个纲，以后所写及的“关羽义释曹操”、“张飞义释严颜”等都是它的细目化。因此，“义”是人物链接的一个纽带，是统摄三国人物灵魂的信条，是故事情节得以延升的跳板，是吸引人们、为人所乐道而又亘古不衰的缘由之所在。作者虚构引入的“桃园三结义”这一情节，是全文的一条线索，起着缀珠串玉、提纲挈领的作用。一是介绍了西蜀政权中三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一刘备、关羽和张飞。二是引出了全文之纲一一“义”。而“义”又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6]如引入关羽和张飞古城会之误会一事，意在表明：情深如关、张，但如果在“义”这一点上出现了分歧，那往日的情义也就一笔勾销了。由于关公重私情而忘大义，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作者所采入的这一民间传说，在关羽身上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有力地表现出他重情重义，为情义竞置军令于不顾，甘愿冒犯军令而会遭严惩的危险。 罗贯中之所以要把关羽塑造为“义”的化身，其原因就在于：《三国演义》是一本写乱世的书，作者又身处元末明初的大动乱之中。在乱世，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就极需要用“义”字来保护自己。正义，是行为的准则，用以告诫自己，使自己不沉入罪恶的渊薮；情义，是生命的保护伞，“出门靠朋友”，人们以“义”相聚才会有周旋于种种生活领域的能力，这就是《三国演义》大力倡言一个“义”字的缘由之所在，也是作者虚构这些情节的原因之所在。
三、妙手生发、大胆想象
《三国演义》中的某些章节仅仅是《三国志》中的一句话而已，根本无情节可言，作者即依据此资料，大胆想象，妙手生发，多方铺叙，极尽形象思维之能事，在史实中插入虚构情节，使之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真假难辨，融为一体，成为肯定和强化人物性格的重要材料。
在《三国志》的《武帝纪》和《吕布传》中，陈寿都没让张辽这位将军出场，只是说了一句，吕布手下“诸将各异意自疑，故每战多败。”[7]张辽也是“诸将”中的一员，看来与吕布“异意”是无疑的了。可在《张辽传》中，就明朗化了。文中有那么几句话，“卓败，以兵属吕布，迁骑都尉。布为李傕所败，从布东奔徐州，领鲁相，时年二十八。太祖破吕布于下邳，辽将其众降，拜为中郎将，赐爵关内侯。”[8]因这里写得很明确：一、张辽与吕布本合不来，只是迫于形势跟了吕布；二、张辽是在吕布被擒之前“将其众降”，带着自己原先的部队归降曹操的。可是，在《三国演义》一书中，却在“降”这件事的过程上做足了文章。如写曹操，当武士拥张辽至时，先是“指辽曰”，接着是“笑曰”，其次是“大怒曰”，“掷剑笑曰” ……从这一系列的神态的刻画中，非常传神的描摹出了曹操的奸雄本色，活脱脱一具曹操的形象立于公众面前。再比如写张辽，虽是败将，仍骂其为“国贼”。当曹操拔剑亲自来杀时，“全无惧色”一副大义凛然至死不屈的忠臣形象。玄德见此，说是“此等赤心之人，正当留用”，用这一语刻画出了一幅善 于权谋的枭雄形象。云长见此却“愿以性命保之”，说明他是个极重情义之人，为情义而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在文中所述之事中，只有两件事是真的：一、張辽是降了曹操的；二、张辽降操后受到了特别的优待，“拜为中郎将，赐爵关内侯。”至于怎么降，降的过程中有些什么喜剧性的事，都是按人物性格生发出来的，即属于艺术虛构的东西。经过如此一番虚构，把张辽之忠、刘备之仁、关羽之情义、曹操之奸诈，作了传神的刻画。再比如，在关羽降曹一节中，《三国志》和《三国演义》 更是天差地别。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述有：“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公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关羽亡归刘备。”[9]而《三国志·关羽传》中的记述是：“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及羽斩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于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之。”[10]事实大致是清楚的：一、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关羽投降了曹操（或称被擒）。二、曹操对降将关羽“礼之甚厚”。三、最后关羽还是走了，可能是不告而别（“亡归”该是不告而别），也可能是告而别之（所谓“拜书告辞”）。而《三国演义》对关羽之降作了最大限度的润笔。“关公约三事”，传为千古美谈。同样写的是投降，把关羽之降写得头头是道，气象万千， 怪不得曹操也叹道：“事主而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事也。”这是作者借曹操之口而生发出来的感慨。同样是降曹，作者却安排了不同的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特征，描摹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物的典型神态。辽是“操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而“感其意”“遂降”；关公是“操愿从三事”而降汉献帝，不降曹操。一样的事情，却是两样的叙法。作者巧妙地使用了衬的艺术手法，对人物的语言神态作了传神的刻画，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真实。这一个个的人物，使读者时而欢欣、时而悲痛、时而同情、时而愤慨、时而颠三倒四、惶惑迷离，我们情不自禁为之振臂高呼，拍掌叫绝。这就十分明白地说明了其刻画人物的艺术魔力。作者驾驭人物描写的技巧之高超，更为世人所惊叹，而其所刻画的人物，更广泛地为人们所乐于称道，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久经历史长河而不衰。
“貂蝉”也是作者虚构的典型形象之一。《三国志·魏 书·吕布》传记云：“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11]从此资料所记看，历史典籍中的貂蝉，只是一“侍婢”，一个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影子似的人物，与董卓、吕布无多大关系。而在罗贯中之《三国演义》中，貂蝉成了“自幼选入府中”的一名“年方二八，色伎俱佳”的歌伎。作者驰骋想象，把她置之于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因此，把她塑造成了一名关心国家大事，有胆识，有智慧，有为正义事业而不计个人名节、安危且有献身精神的优秀、完美的妇女形象，完成作者付于她的政治任务。最后，她成功地，甚至是创造性地执行了王允定下的美人计、连环计，较为顺利地除掉了董卓。毛宗岗谓“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女将军真可畏哉！”此评本身就显示出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受轻视的妇女的强大力量。
总之，《三国演义》在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作家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匠心独具地运用历史材料，以艺术的手段，展示作家自己对历史个性化的见解，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和思考，表达作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社会道德理想的渴望和追求，《三国演义》是杰出的历史长篇小说，而“三分虚构”则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色。
注释：
[1]《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89页，第11行。
[2]《三国志·先主传》第543页，第1至2行。
[3]《三国演义》第16页，第13行。
[4]《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第670页，第6行。
[5]《三国志·吴志》卷二《孙权传》注引《魏略》第 684页，第32行；第685页，第1行。
[6]《四书五经·论语·述而》第86页，第8行。
[7]《三国志·吕布传》第147页，第5行。
[8]《三国志·魏书·张辽传》第329页，第9至11行。
[9]《三国志·武帝纪》第11页，第22至23行；第12页，第12行。
[10]《三国志·关羽传》第582页，第12至14行。
[11]《三国志·魏书·吕布》第142页，第7至8行。
[12]《鲁迅全集·中国小说史略》第104页，第5至6行。
[13]《三国志·武帝纪》第5页，第5至6行。
参考文献：
[1]鲁迅 《鲁迅全集·中 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九七年·北京书号11029·5351。
[2]陈寿 《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 书号[SBN7-80518-485-2。
[3]罗贯中 《三国演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书号。
[4]陈其欣 《名家解读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 书号[SBN7-20902202-3。
[5]宋元人 《四书五经·论语》天津市古籍书店。
关键词：罗贯中《三国演义》；三分虚构；艺术探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3
中国古代历史是一部周期性动荡的历史。罗贯中大致是元末明初人，今存罗贯中署名的小说大都以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为题材，显示了罗贯中对王朝盛衰过程和原因，政治军事斗争策略的成败利弊的认识。由此可见，罗贯中是一个“有志图王者”，不仅有政治抱负，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更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对历史、社会出路、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判断，作者以文学艺术的手段，定位于不朽的杰作《三国演义》。这就是说：一、拥刘反曹，明正统，表明作者对明君仁政的渴望，对社会治乱的思考。二、对道德的思考。赞美忠义，重建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极尽文学独特的情教功能。三、赞美智勇，表明作者的人才理想一一崇尚智勇。四、悲剧之歌。历史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矛盾冲突。作者为了实现以上之目的，不惜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对历史材料采删加工，又广泛吸收民间传说，创作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也成为其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就“三虚”的艺术特色，本文仅就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从四个方面作以探析。
一、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虽说是实有其事，但是出于某种需要，将某甲的事，故意地安排在某乙的身上，使读者以为事情本来是发生在某乙的身上的，这种艺术虛构手法叫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这种方法用得最多。
一般说来，《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属于虚构的是极少数，多数都是历史上的真人。但是作者为了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具有个性，形象更鲜明，经作者有意加工，和原样已有不同。鲁迅在谈到人物的形象塑造时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1]这对于取材于现实生活进行的创作，几乎是个通例；就是有关历史人物进行的创作，也是这样。《三国演义》中在刘备形象的塑造上就是如此。刘备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君”典型，宽厚仁爱是作者附于他并着力刻画的主要性格特征。在内容材料的选取上，作者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严格筛选的。譬如“的驽妨主”一事。本属于晋人庾亮的故事，作者为了表现刘备不做利已妨人之事，增加他的光彩，把它移到了刘备的身上，说成是他的行为。而有些事原本是刘备所为，作者怕毁损了他的人格完整就移到别人身上去。比如“鞭督邮”一案，实属刘备所做，在《三国志》中写得清清楚楚：“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亡命。”[2]刘备区区一个衙门里的小官吏，敢于上公堂缚住平日作威作福，目空一切的省郡级大员一一督邮，并着力鞭打，没有点勇气是不可能办到的，这说明刘备除了仁爱宽厚的一面外，有时也会金刚怒目一番。但此行为与作者附于刘备的性格特征不相符，有损于其仁君之形象。因此，在《三国演义》里，作者为了保全其形象，把刘备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仁人之君，就将这一故事移到了性格本来就爽直鲁莽的张飞头上。并对其动作、神态、语言作了传神的刻画，“环眼”“睁圆”，“钢牙”“咬碎”，“柳条”却是“攀下”，并骂道：“此等害民贼，不打死作甚！”[3]经过如此的传神刻画，张飞勇猛、敢作敢为的硬汉形象跃然纸上，其嫉恶如仇、鲁莽、爽直、快人快语的性格特征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而此事实经如此嫁接以后，本案的作案人，鞭督邮“凶手”的刘备，摇身一变，成了“急喝张飞住手”的劝架式人物，“真正”的好人。集仁爱宽厚于一体，富有长者之风形象的刘备如在眼前。经过这样处理，张飞、刘备的所作所为更符合他们的性格特征，更合乎常理，更趋于人情，人物形象更贴近于实际生活，更使人觉得真实可信，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有机统一。又如为了表现刘备的谦虚，莫须有地安排了一个“三让徐州”。显然，在《三国演义》中，刘备这个角色的虛构成分是很浓重的。有一些描写所谓“反面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例是作者有意给“强加”上去的。
总之，罗贯中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是机械地把历史人物每个具体细节原封不动地搬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而是根据主题和人物形象的需要，对历史材料做了概括和加工。他为了突出地表现某个人物性格，不惜变更人和事物的原有关系，把个别事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方法虽然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性，却符合艺术的真实性原则，使人物形象显得更逼真，更生动，更富有生命力。
二、综合民间传说，大量采入民间故事
在《三国演义》中，有一部分故事情节，如“桃园三结义”、“关张古城会”、“蒋干中计”、“华容道放曹操”、“孔明柴桑吊丧”等，都没有历史依据，是来自民间的故事，系民众创作。作者出于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将这些民间故事大胆引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实，民众是真正的创作家，他们往往依据某些历史素材，加以改铸、发挥，形成符合自己意愿的历史故事。有时，民众还会妙手生发，巧加铺叙，敷衍成一定的历史故事。《百川书志》认为，《三国演义》作者“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共中“采说”，“通好尚”，讲的都是将民间创造的故事的吸收和采入。
《三国演义》一开篇即是“桃园三结义”。而“桃园三结义”则是来自于民间的创作。在这一回中，作者匆匆端出一个“义”字。而“结义”之“义”乃是全文说“义”的一个纲，以后所写及的“关羽义释曹操”、“张飞义释严颜”等都是它的细目化。因此，“义”是人物链接的一个纽带，是统摄三国人物灵魂的信条，是故事情节得以延升的跳板，是吸引人们、为人所乐道而又亘古不衰的缘由之所在。作者虚构引入的“桃园三结义”这一情节，是全文的一条线索，起着缀珠串玉、提纲挈领的作用。一是介绍了西蜀政权中三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一刘备、关羽和张飞。二是引出了全文之纲一一“义”。而“义”又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6]如引入关羽和张飞古城会之误会一事，意在表明：情深如关、张，但如果在“义”这一点上出现了分歧，那往日的情义也就一笔勾销了。由于关公重私情而忘大义，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作者所采入的这一民间传说，在关羽身上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有力地表现出他重情重义，为情义竞置军令于不顾，甘愿冒犯军令而会遭严惩的危险。 罗贯中之所以要把关羽塑造为“义”的化身，其原因就在于：《三国演义》是一本写乱世的书，作者又身处元末明初的大动乱之中。在乱世，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就极需要用“义”字来保护自己。正义，是行为的准则，用以告诫自己，使自己不沉入罪恶的渊薮；情义，是生命的保护伞，“出门靠朋友”，人们以“义”相聚才会有周旋于种种生活领域的能力，这就是《三国演义》大力倡言一个“义”字的缘由之所在，也是作者虚构这些情节的原因之所在。
三、妙手生发、大胆想象
《三国演义》中的某些章节仅仅是《三国志》中的一句话而已，根本无情节可言，作者即依据此资料，大胆想象，妙手生发，多方铺叙，极尽形象思维之能事，在史实中插入虚构情节，使之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真假难辨，融为一体，成为肯定和强化人物性格的重要材料。
在《三国志》的《武帝纪》和《吕布传》中，陈寿都没让张辽这位将军出场，只是说了一句，吕布手下“诸将各异意自疑，故每战多败。”[7]张辽也是“诸将”中的一员，看来与吕布“异意”是无疑的了。可在《张辽传》中，就明朗化了。文中有那么几句话，“卓败，以兵属吕布，迁骑都尉。布为李傕所败，从布东奔徐州，领鲁相，时年二十八。太祖破吕布于下邳，辽将其众降，拜为中郎将，赐爵关内侯。”[8]因这里写得很明确：一、张辽与吕布本合不来，只是迫于形势跟了吕布；二、张辽是在吕布被擒之前“将其众降”，带着自己原先的部队归降曹操的。可是，在《三国演义》一书中，却在“降”这件事的过程上做足了文章。如写曹操，当武士拥张辽至时，先是“指辽曰”，接着是“笑曰”，其次是“大怒曰”，“掷剑笑曰” ……从这一系列的神态的刻画中，非常传神的描摹出了曹操的奸雄本色，活脱脱一具曹操的形象立于公众面前。再比如写张辽，虽是败将，仍骂其为“国贼”。当曹操拔剑亲自来杀时，“全无惧色”一副大义凛然至死不屈的忠臣形象。玄德见此，说是“此等赤心之人，正当留用”，用这一语刻画出了一幅善 于权谋的枭雄形象。云长见此却“愿以性命保之”，说明他是个极重情义之人，为情义而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在文中所述之事中，只有两件事是真的：一、張辽是降了曹操的；二、张辽降操后受到了特别的优待，“拜为中郎将，赐爵关内侯。”至于怎么降，降的过程中有些什么喜剧性的事，都是按人物性格生发出来的，即属于艺术虛构的东西。经过如此一番虚构，把张辽之忠、刘备之仁、关羽之情义、曹操之奸诈，作了传神的刻画。再比如，在关羽降曹一节中，《三国志》和《三国演义》 更是天差地别。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述有：“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公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关羽亡归刘备。”[9]而《三国志·关羽传》中的记述是：“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及羽斩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于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之。”[10]事实大致是清楚的：一、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关羽投降了曹操（或称被擒）。二、曹操对降将关羽“礼之甚厚”。三、最后关羽还是走了，可能是不告而别（“亡归”该是不告而别），也可能是告而别之（所谓“拜书告辞”）。而《三国演义》对关羽之降作了最大限度的润笔。“关公约三事”，传为千古美谈。同样写的是投降，把关羽之降写得头头是道，气象万千， 怪不得曹操也叹道：“事主而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事也。”这是作者借曹操之口而生发出来的感慨。同样是降曹，作者却安排了不同的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特征，描摹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物的典型神态。辽是“操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而“感其意”“遂降”；关公是“操愿从三事”而降汉献帝，不降曹操。一样的事情，却是两样的叙法。作者巧妙地使用了衬的艺术手法，对人物的语言神态作了传神的刻画，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真实。这一个个的人物，使读者时而欢欣、时而悲痛、时而同情、时而愤慨、时而颠三倒四、惶惑迷离，我们情不自禁为之振臂高呼，拍掌叫绝。这就十分明白地说明了其刻画人物的艺术魔力。作者驾驭人物描写的技巧之高超，更为世人所惊叹，而其所刻画的人物，更广泛地为人们所乐于称道，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久经历史长河而不衰。
“貂蝉”也是作者虚构的典型形象之一。《三国志·魏 书·吕布》传记云：“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11]从此资料所记看，历史典籍中的貂蝉，只是一“侍婢”，一个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影子似的人物，与董卓、吕布无多大关系。而在罗贯中之《三国演义》中，貂蝉成了“自幼选入府中”的一名“年方二八，色伎俱佳”的歌伎。作者驰骋想象，把她置之于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因此，把她塑造成了一名关心国家大事，有胆识，有智慧，有为正义事业而不计个人名节、安危且有献身精神的优秀、完美的妇女形象，完成作者付于她的政治任务。最后，她成功地，甚至是创造性地执行了王允定下的美人计、连环计，较为顺利地除掉了董卓。毛宗岗谓“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女将军真可畏哉！”此评本身就显示出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受轻视的妇女的强大力量。
总之，《三国演义》在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作家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匠心独具地运用历史材料，以艺术的手段，展示作家自己对历史个性化的见解，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和思考，表达作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社会道德理想的渴望和追求，《三国演义》是杰出的历史长篇小说，而“三分虚构”则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色。
注释：
[1]《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89页，第11行。
[2]《三国志·先主传》第543页，第1至2行。
[3]《三国演义》第16页，第13行。
[4]《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第670页，第6行。
[5]《三国志·吴志》卷二《孙权传》注引《魏略》第 684页，第32行；第685页，第1行。
[6]《四书五经·论语·述而》第86页，第8行。
[7]《三国志·吕布传》第147页，第5行。
[8]《三国志·魏书·张辽传》第329页，第9至11行。
[9]《三国志·武帝纪》第11页，第22至23行；第12页，第12行。
[10]《三国志·关羽传》第582页，第12至14行。
[11]《三国志·魏书·吕布》第142页，第7至8行。
[12]《鲁迅全集·中国小说史略》第104页，第5至6行。
[13]《三国志·武帝纪》第5页，第5至6行。
参考文献：
[1]鲁迅 《鲁迅全集·中 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九七年·北京书号11029·5351。
[2]陈寿 《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 书号[SBN7-80518-485-2。
[3]罗贯中 《三国演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书号。
[4]陈其欣 《名家解读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 书号[SBN7-20902202-3。
[5]宋元人 《四书五经·论语》天津市古籍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