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在电脑、一支笔和一台打字机之间，我的半天过去了。有一天半个世纪也会这么过去。”他说自己不再年轻，但总有人更老。“我喜欢沉睡，沉睡时我就停止存在。”2021年3月21日，扎加耶夫斯基在波兰克拉科夫病逝。
　　克拉科夫是诗人开启诗歌之路的起点，也是他离开“营房般阴沉”的波兰30年后回国定居的地方，正如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最后回归于书桌与笔尖，此刻他终于进入了他所说的“创造时刻”以外的其余时间。
　　“你们两个都走了，从现在起我们将过一种双重生活，同时在光里和影里，在明亮的阳光和石头般的厅堂的冰冷里，在悲伤中和欢乐中。”1996年，诗人布罗茨基和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后，扎加耶夫斯基写下这样的悼词。作为同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有着相似的命运：出生于二战时期的东欧，在少年和青年时期逐渐形成自我意识，进而成为那个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下的反思者。布罗茨基197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之后移居美国，而扎加耶夫斯基在那时则因参加政治抗议活动而被供职的文学刊物除名。作为新浪潮派诗歌的代表人物，扎加耶夫斯基先后出版了诗集《公报》《肉店》《信》，并在1975年获得了科希切尔斯基基金会国际文学奖。1982年，波兰政治气候更加紧张，作为异见者，扎加耶夫斯基虽没遭受直接迫害，但他仍然选择了远赴巴黎。
　　之后30年，他往返于法国与美国，靠在大学教授诗歌课程与写作的收入为生。虽然没像前辈切斯瓦夫·米沃什一样成为事实上的流亡者，但在精神上，扎加耶夫斯基也一直处于某种不合作状态中。他获得了更多文学奖，特朗斯特罗姆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格里芬诗歌奖终身成就奖……他没被奖项困住，继续追问诗歌的意义。“诗人们都十分重视获奖和成功，但是一个秋天接着一个秋天，把叶子从那些骄傲的树上撕走，如果有什么剩下来，也只是他们诗中雨声的低语，不悲不喜。”
　　2002年，扎加耶夫斯基搬回了克拉科夫，此時米沃什已经回到波兰多年了。米沃什说历史与形而上的沉思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中得以统一，扎加耶夫斯基则说历史早已进入我的生活和意识，它不需要诗或小说作为传输带——进入晚年，扎加耶夫斯基政治性诗人的身份确实逐渐让位给了诗人、甚至是人这个载体。他相信“诗歌召唤我们过一种更高的生活，但低处的生活同样雄辩”，他在演讲时说自己不写诗时就是一个幸福婚姻中的普通丈夫，当有记者问他是不是职业诗人时，他的回答不是“是”或“不是”，而是“我在接近这个目标”。愤怒与叛逆被一种更雄浑的气魄吸纳后，扎加耶夫斯基走向了更辽阔、更温柔的诗歌世界。幸运的是，他保留了谦逊的美德，没有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暗礁。诗歌《自画像》的最后，他说：“我的祖国摆脱了一个恶魔的束缚。我希望接着会有另一次解放。我能帮得上忙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