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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九月，浙江省德清莫干山上，一场由一群年轻经济学人召集的会上，100多位中青年代表，在此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许多人的命运都以此刻作为铭记：从原本初出茅庐的学生、研究员，一跃而成国家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由此开启自己人生的壮丽篇章。
这个会议，被叫做“莫干山会议”。它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
会上，没有论文宣读、泛泛之谈，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
日升日落，讨论与争论从未停止。
莫干山会议结束之后，一些人赶写的7份专题报告，也引起了当局的重视。
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之二：《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
之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起步》
之四：《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之五：《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之六：《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
之七：《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思想火花的碰撞，按照会议组织者、“改革四君子”之一黄江南的说法，就是“年轻人的思路比较活跃，虽然不够专业，但是比官僚专业一点，给他们开阔了思路。”
今年，是莫干山会议30周年，火花依旧迸裂。在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清华大学发展规划中心共同举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4）”上，中青年学者们的讨论，依旧热烈。
除此之外，火花的闪现不仅于此。近年，无论是在各式实体论坛大会上，还是在微博、博客的交流互动中，牛人大咖的思辨与智慧，无不让看客纷纷叫“爽”。
例如，张维迎与林毅夫的PK，周其仁与华生的PK……
林毅夫与张维迎辩论的核心还是那个老问题——政府该不该干预市场？
林毅夫坚持认为，政府干预市场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改革开放至今35年的高速增长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唯一需要讨论的，只是下一步政府该如何干预的问题。
而坚定的、纯粹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倡导者张维迎则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政府应尽最大可能退出资源配置领域。
二十年前，他们都曾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创始人，也就是在那里，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交火”事件，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核心问题上的学术分歧。二十年间，他们的探讨与交流不止。
华生与周其仁关于城市化和土地制度之辩，依旧精彩。恰巧，在去年年末和刚刚过去的9月，记者先后采访了二人。
周其仁和华生都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大腕，都曾经是中国80年代青年经济学才俊。这一对老朋友，后来因学术观点不同分道扬镳。相比之下，周其仁显然更受自由派人士欢迎，而华生则有些像“孤鸟”。华生十分清楚自己和自由派的差异，但不以为意。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夕，华生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出版，并表示愿意和自由派论战。华生又像漂流到孤岛的鲁滨逊一样，在经济学领地精心构筑了自己的学术堡垒，随时准备应对来自任何方向的挑战，而且总是充满必胜信心。2013年9月，周其仁的《城乡中国》上集出版。2个月后，华升的《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出版。两位专家对城市化和土地问题都有精彩观点。
关于城市化问题，周其仁认为，因为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以上，因此形成了农民进城的动力，也形成了农村城市化的动力。
华生关于城市化的解释颇有哲学的味道。在华生看来，人类迄今只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人类的采摘、狩猎阶段，人类生存完全依赖自然界。第二阶段是耕种、养殖阶段，人类发明劳动工具，培育种子，饲养、驯化动物，这是人类的重大转变。第三阶段是1750年的工业革命，人类开始大规模制造自然界以外的产品。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都不超过10%。如果说农村往往与专制相联系，那么城市天然需要并孕育民主。
周其仁主张要让农民能自由对市场做出反应，华生则认为“现代三农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农民进城打工，二是土地流转，三是土地非农开发使用。其中农民进城打工是“现代三农问题”的动因。没有农民进城，就没有农村土地流转。土地非农开发使用与城市化密切相关。有些人把城市化当作新一轮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中国确实需要推动城市化，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口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世界各国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城市化率都达到了60-65%。但是，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建设，最重要的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是进城农民的文明素质、职业技能、法律意识等方面的提升。
关于土地开发权问题，周其仁认为，政府有权开发土地，农民也应该有权开发土地。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之所以没有分享到相应的改革红利，就是因为农民没有从自己拥有的土地中获得财产性收入。因此，应该尽快实施土地确权，使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一样可以进入市场流转。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据说正是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这一论述，一些城市郊区的小产权房价格迅速飙升。
华生认为，如果中国土地是私有的，那么周其仁的理论就没有问题。在中国，即使是农村集体土地，也不是真的归集体所有。因为无论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是“以村为主”，土地的所有权都是国家定义的。以土地产权来对抗土地非农使用的收益归谁的问题，是开错了药方。城市土地和农村偏僻地区土地价值不可能相同。土地开发收益是增殖收益，不是土地本身的收益，不应归土地所有者获得。
真理在思辨与实践中被不断印证，去粗取精，唯有时间能够给出彼时的答案。
不市场化没有出路，但盲目市场化犹如全面放开，洪水猛兽奔袭的方向，无人能够预判。同样的道理，在广泛听取建议的同时，允许部分地区先行先试，并且允许试错，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会议，被叫做“莫干山会议”。它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
会上，没有论文宣读、泛泛之谈，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
日升日落，讨论与争论从未停止。
莫干山会议结束之后，一些人赶写的7份专题报告，也引起了当局的重视。
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之二：《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
之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起步》
之四：《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之五：《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之六：《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
之七：《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思想火花的碰撞，按照会议组织者、“改革四君子”之一黄江南的说法，就是“年轻人的思路比较活跃，虽然不够专业，但是比官僚专业一点，给他们开阔了思路。”
今年，是莫干山会议30周年，火花依旧迸裂。在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清华大学发展规划中心共同举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4）”上，中青年学者们的讨论，依旧热烈。
除此之外，火花的闪现不仅于此。近年，无论是在各式实体论坛大会上，还是在微博、博客的交流互动中，牛人大咖的思辨与智慧，无不让看客纷纷叫“爽”。
例如，张维迎与林毅夫的PK，周其仁与华生的PK……
林毅夫与张维迎辩论的核心还是那个老问题——政府该不该干预市场？
林毅夫坚持认为，政府干预市场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改革开放至今35年的高速增长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唯一需要讨论的，只是下一步政府该如何干预的问题。
而坚定的、纯粹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倡导者张维迎则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政府应尽最大可能退出资源配置领域。
二十年前，他们都曾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创始人，也就是在那里，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交火”事件，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核心问题上的学术分歧。二十年间，他们的探讨与交流不止。
华生与周其仁关于城市化和土地制度之辩，依旧精彩。恰巧，在去年年末和刚刚过去的9月，记者先后采访了二人。
周其仁和华生都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大腕，都曾经是中国80年代青年经济学才俊。这一对老朋友，后来因学术观点不同分道扬镳。相比之下，周其仁显然更受自由派人士欢迎，而华生则有些像“孤鸟”。华生十分清楚自己和自由派的差异，但不以为意。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夕，华生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出版，并表示愿意和自由派论战。华生又像漂流到孤岛的鲁滨逊一样，在经济学领地精心构筑了自己的学术堡垒，随时准备应对来自任何方向的挑战，而且总是充满必胜信心。2013年9月，周其仁的《城乡中国》上集出版。2个月后，华升的《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出版。两位专家对城市化和土地问题都有精彩观点。
关于城市化问题，周其仁认为，因为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以上，因此形成了农民进城的动力，也形成了农村城市化的动力。
华生关于城市化的解释颇有哲学的味道。在华生看来，人类迄今只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人类的采摘、狩猎阶段，人类生存完全依赖自然界。第二阶段是耕种、养殖阶段，人类发明劳动工具，培育种子，饲养、驯化动物，这是人类的重大转变。第三阶段是1750年的工业革命，人类开始大规模制造自然界以外的产品。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都不超过10%。如果说农村往往与专制相联系，那么城市天然需要并孕育民主。
周其仁主张要让农民能自由对市场做出反应，华生则认为“现代三农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农民进城打工，二是土地流转，三是土地非农开发使用。其中农民进城打工是“现代三农问题”的动因。没有农民进城，就没有农村土地流转。土地非农开发使用与城市化密切相关。有些人把城市化当作新一轮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中国确实需要推动城市化，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口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世界各国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城市化率都达到了60-65%。但是，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建设，最重要的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是进城农民的文明素质、职业技能、法律意识等方面的提升。
关于土地开发权问题，周其仁认为，政府有权开发土地，农民也应该有权开发土地。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之所以没有分享到相应的改革红利，就是因为农民没有从自己拥有的土地中获得财产性收入。因此，应该尽快实施土地确权，使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一样可以进入市场流转。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据说正是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这一论述，一些城市郊区的小产权房价格迅速飙升。
华生认为，如果中国土地是私有的，那么周其仁的理论就没有问题。在中国，即使是农村集体土地，也不是真的归集体所有。因为无论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是“以村为主”，土地的所有权都是国家定义的。以土地产权来对抗土地非农使用的收益归谁的问题，是开错了药方。城市土地和农村偏僻地区土地价值不可能相同。土地开发收益是增殖收益，不是土地本身的收益，不应归土地所有者获得。
真理在思辨与实践中被不断印证，去粗取精，唯有时间能够给出彼时的答案。
不市场化没有出路，但盲目市场化犹如全面放开，洪水猛兽奔袭的方向，无人能够预判。同样的道理，在广泛听取建议的同时，允许部分地区先行先试，并且允许试错，也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