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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北大，读技校，这是周浩3年前的决定。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转学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的他，2014年底获得了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数控机床装调与维修赛的冠军，即将成为一名技师。
这样的话题无疑会让公众热衷谈论，无论对周浩的选择是赞还是贬，我国高水平技能人才教育面临的现实不可忽视：一方面企业“用工荒”已成为某种常态，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道路仍不平坦。但这一次，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方向：2014年8月底，教育部下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着力构建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水平。
在不少人耳中，“现代学徒制”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然而，这种教育制度在西方实行已久，甚至直接推动了德国等国家的工业在国际上领先地位的形成。它和我国以往的职业教育体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家教育部门要在全国推广这种制度的试点？
教育主体也能交给企业
古老的手工业时代，能工巧匠们言传身教，把精湛的技艺流传下来，“师傅”和“徒弟”的对应角色也由此兴起，这便是学徒制度的雏形。到了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和手工业的繁荣促使了“行会”的建立，也就使得学徒制度成为了一种有章可循的社会行为，而不再是仅涉及师徒两人的私下关系，学徒制度受到行会的保护和制约。
然而，工业革命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局面，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替代了零零散散的手工作坊，师徒相传的教育模式也被尘封进了历史。为满足猛增的岗位需求，大大小小的职业教育学校如燎原的星火，短时间内便悄然兴起。
进入20世纪以后，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社会对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多年的改革，走在前列的西方国家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现代职业教育要走向成功，离不开实践这一环节。于是，曾经的“手工学徒制”被重新唤醒，并被注入了时代的新鲜血液，发展成为了“现代学徒制”。
“現代学徒制”最早确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德国该项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的结合，因而又称“双元制”。
中国其实也早和“现代学徒制”有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出现了“半工半读”的企业、“技工学校”（技校归厂办）。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关晶副教授看来，那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职业教育，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某种萌芽。但那时，学生在招生录取后即成为企业员工，而不是经历教育培训。后来，学校和工厂相剥离，这种现象不复存在。
关晶告诉《新民周刊》记者：20世纪80年代，我国也做过“双元制”的尝试，1986年在6个城市进行了试点，有些保留了下来，但并没有在全国扎根。“因为没有从本国的制度上解决问题，因而留下来的都是和德国相关的项目，而拥有国内背景的存活很少。”
而目前，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现代学徒制，强调的是“招生招工一体化”、“工学结合”。在现代学徒制方面有较早尝试的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广铁职院”）院长雷忠良看来，该制度强调多个方面的双重结合：学校与企业在教育上的“双主体”、学生拥有学校老师和企业师傅的“双导师”、受教育者同时具有学生和学徒的“双身份”。
“现代学徒制”和以前的“校企合作”、学生实习的区别在哪里？尽管各国施行的政策有所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形态也有所差异，但国际上对此已达成了一些共识。关晶告诉记者，国际上界定现代学徒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第一，学生和企业有法律关系，要签订培训合同，该协议不等于就业合同，其中应写清培训的目的、内容和补贴，学生是企业的准员工;第二，校企之间要有工学交替，学徒一部分时间待在学校，一部分时间待在企业，且应以企业为主，在岗时间需超过50%;第三，在培训结束后，学生除了毕业证，还要得到全国统一的资格证书，能受到行业的一致认可。
而在以前的“校企合作”中，学生在接受教育期间只有学生的单独身份，学校一直是教育的主体，企业起到的作用比较小。以某些职业学校与企业对接的“订单班”为例，企业只在学生入校时向学校告知几年之后所需毕业生的数量和专业需求，之后除了在学生毕业前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实习接收单位之外，并不参与学生的教育过程，几乎是“下了订单就不管”的模式。
雷忠良说，要缓解“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二者的矛盾，现代学徒制是非常好的办法，也是真正提升高水平技能技术人才培养质量的良策。再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而言，现代学徒制是提升我国工业水平的重要保障。
第三方机构助力学徒培养
2014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广州番禺大学城内的一处房间里，16个年轻人正专心致志地听着台上的人讲课，讲课的内容是“通过手机App远程操控智能家居设备”。授课者不时拿出手机，现场演示对几百公里外家居的遥控效果，并和听课者互动交流。除了听课人数比较少，这看上去和大学城里一次普通的授课似乎没有什么差别。而实际上，这是广铁职院最新一批“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的学习场景。学生们所在之处并不是学校，而是位于广州大学城内的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正给他们上课的，也不是学校的老师，而是来自产业基地内企业的员工。
信息工程系主任王金兰是广铁职院推动现代学徒制尝试的关键人物。谈起进行该方面尝试的初衷，她说，对于职业院校而言，保证学生的就业质量是重中之重;而在以铁路和轨道交通相关专业为鲜明特色的广铁职院，信息工程算是“非主流”专业，得不到企业的“订单班”，这让她必须努力想办法。数字家庭、智能家居应用是近些年国家扶持推广的新兴产业，2009年，国家产业基地落户广州大学城，集聚的多家企业以中小规模为主，每家企业每年所需人才数量有限而且很难持续;而王金兰所在的信息工程系又开设了这个专业方向。因此，2010年，她找到了产业基地，开始尝试在基地这个第三方机构的帮助下，与企业联合开展对学生的现代学徒制教育。
这样的话题无疑会让公众热衷谈论，无论对周浩的选择是赞还是贬，我国高水平技能人才教育面临的现实不可忽视：一方面企业“用工荒”已成为某种常态，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道路仍不平坦。但这一次，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方向：2014年8月底，教育部下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着力构建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水平。
在不少人耳中，“现代学徒制”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然而，这种教育制度在西方实行已久，甚至直接推动了德国等国家的工业在国际上领先地位的形成。它和我国以往的职业教育体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家教育部门要在全国推广这种制度的试点？
教育主体也能交给企业
古老的手工业时代，能工巧匠们言传身教，把精湛的技艺流传下来，“师傅”和“徒弟”的对应角色也由此兴起，这便是学徒制度的雏形。到了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和手工业的繁荣促使了“行会”的建立，也就使得学徒制度成为了一种有章可循的社会行为，而不再是仅涉及师徒两人的私下关系，学徒制度受到行会的保护和制约。
然而，工业革命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局面，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替代了零零散散的手工作坊，师徒相传的教育模式也被尘封进了历史。为满足猛增的岗位需求，大大小小的职业教育学校如燎原的星火，短时间内便悄然兴起。
进入20世纪以后，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社会对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多年的改革，走在前列的西方国家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现代职业教育要走向成功，离不开实践这一环节。于是，曾经的“手工学徒制”被重新唤醒，并被注入了时代的新鲜血液，发展成为了“现代学徒制”。
“現代学徒制”最早确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德国该项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的结合，因而又称“双元制”。
中国其实也早和“现代学徒制”有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出现了“半工半读”的企业、“技工学校”（技校归厂办）。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关晶副教授看来，那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职业教育，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某种萌芽。但那时，学生在招生录取后即成为企业员工，而不是经历教育培训。后来，学校和工厂相剥离，这种现象不复存在。
关晶告诉《新民周刊》记者：20世纪80年代，我国也做过“双元制”的尝试，1986年在6个城市进行了试点，有些保留了下来，但并没有在全国扎根。“因为没有从本国的制度上解决问题，因而留下来的都是和德国相关的项目，而拥有国内背景的存活很少。”
而目前，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现代学徒制，强调的是“招生招工一体化”、“工学结合”。在现代学徒制方面有较早尝试的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广铁职院”）院长雷忠良看来，该制度强调多个方面的双重结合：学校与企业在教育上的“双主体”、学生拥有学校老师和企业师傅的“双导师”、受教育者同时具有学生和学徒的“双身份”。
“现代学徒制”和以前的“校企合作”、学生实习的区别在哪里？尽管各国施行的政策有所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形态也有所差异，但国际上对此已达成了一些共识。关晶告诉记者，国际上界定现代学徒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第一，学生和企业有法律关系，要签订培训合同，该协议不等于就业合同，其中应写清培训的目的、内容和补贴，学生是企业的准员工;第二，校企之间要有工学交替，学徒一部分时间待在学校，一部分时间待在企业，且应以企业为主，在岗时间需超过50%;第三，在培训结束后，学生除了毕业证，还要得到全国统一的资格证书，能受到行业的一致认可。
而在以前的“校企合作”中，学生在接受教育期间只有学生的单独身份，学校一直是教育的主体，企业起到的作用比较小。以某些职业学校与企业对接的“订单班”为例，企业只在学生入校时向学校告知几年之后所需毕业生的数量和专业需求，之后除了在学生毕业前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实习接收单位之外，并不参与学生的教育过程，几乎是“下了订单就不管”的模式。
雷忠良说，要缓解“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二者的矛盾，现代学徒制是非常好的办法，也是真正提升高水平技能技术人才培养质量的良策。再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而言，现代学徒制是提升我国工业水平的重要保障。
第三方机构助力学徒培养
2014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广州番禺大学城内的一处房间里，16个年轻人正专心致志地听着台上的人讲课，讲课的内容是“通过手机App远程操控智能家居设备”。授课者不时拿出手机，现场演示对几百公里外家居的遥控效果，并和听课者互动交流。除了听课人数比较少，这看上去和大学城里一次普通的授课似乎没有什么差别。而实际上，这是广铁职院最新一批“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的学习场景。学生们所在之处并不是学校，而是位于广州大学城内的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正给他们上课的，也不是学校的老师，而是来自产业基地内企业的员工。
信息工程系主任王金兰是广铁职院推动现代学徒制尝试的关键人物。谈起进行该方面尝试的初衷，她说，对于职业院校而言，保证学生的就业质量是重中之重;而在以铁路和轨道交通相关专业为鲜明特色的广铁职院，信息工程算是“非主流”专业，得不到企业的“订单班”，这让她必须努力想办法。数字家庭、智能家居应用是近些年国家扶持推广的新兴产业，2009年，国家产业基地落户广州大学城，集聚的多家企业以中小规模为主，每家企业每年所需人才数量有限而且很难持续;而王金兰所在的信息工程系又开设了这个专业方向。因此，2010年，她找到了产业基地，开始尝试在基地这个第三方机构的帮助下，与企业联合开展对学生的现代学徒制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