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超越作家的认知，呈现出更广阔的社会意义。
　　陈忠实的《白鹿原》自从问世以来，至少经历了五次社会舆论的集中解读。
　　第一次是小说出版后的轰动，无论是评论家还是普通读者，都以各自阅读作品后的第一感觉发表意见。陕西地方文化界总体是力挺的态度，被称之为“陕军东征”的挂帅作品。北京的反映则相对暧昧，称赞的认为是一部描写中国社会变迁史的现实主义作品；批评的认为小说淡化甚至抹杀了民国到解放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读者则觉得小说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好读能吸引人。
　　第二次是入围茅盾文学奖的风波。被评论家和读者国内公认的优秀小说如果不能入围国家级茅盾文学奖，是一件各方都觉得不好交代的事。于是有关方面提出让陈忠实修改作品，否则不能评奖。对于这种近乎最后通牒式的压力，陈忠实选择了给各方面子，把事情打活的务实做法，修改了作品。《白鹿原》获奖后，并没有太高调的宣传，不少读者甚至不理解陈忠实的委屈求全。
　　第三次是电影《白鹿原》的拍摄上映。虽然是同名作品的改编，但毕竟是另一门类的艺术表现形式，故事情节和人物取舍都具有再创作的性质，最多只能算是一个电影版的解读。送审也是一改再改，预订的档期也生生错过。最后的结果是无论票房和口碑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没看过小说的年轻人甚至觉得《白鹿原》虚有其名，不过如此。
　　第四次是2016年陈忠实逝世，他自称可以作为入棺材当枕头的《白鹿原》再一次引发热议。话题从作品到人品，从创作到生活，以追忆的形式进行了全方位的各自解读。以死者为大，为长者讳的原则，舆论普遍地趋于一致地加以颂扬。
　　第五次就是电视剧《白鹿原》的播映，不仅是十年立項，七年制作，耗资两亿引发关注，刚开播又停播再正式播出也算一波三折。也许是电影版的不尽如人意，起初的收视率也不太火，被人称作叫好不叫座。但随着持续播出，点击超过了50亿次，剧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白鹿原》的解读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有专家称：《白鹿原》是人类心灵史与斗争哲学的比较。还有的文章以“《白鹿原》到底隐喻了什么？”为题，解读了作品展示的现象。
　　一部文学作品能够受到如此持续的关注和广泛的解读，是中国文化艺术领域多年来少有的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作品本身根植于读者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称之为“《白鹿原》现象”，进行必要的研究，以求对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做一些启发性思考？愚认为是必要的。
　　《白鹿原》问世的时候，曾有人说，这样的作品绝不是靠少年意气和文学才情可以完成的。作品改编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不少的名家不接手而推辞，一个很中肯的理由是担心把作品糟践了。可见其在文化艺术圈是被当作精品来敬仰的。
　　对于《白鹿原》的评价，绕不开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关系。有人简单地把这种关系叫做“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沿用这样的标准解读《白鹿原》，轻者就会对作品形成一种貌似完美的苛求，重者则可能重蹈政治标准第一的覆辙。
　　文学被称为人学，小说则被巴尔扎克称作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很推崇这句话，把它写在《白鹿原》的扉页。《白鹿原》不仅作品内容借朱先生的人物形象，展示了生活原型牛兆濂的传奇人生。而且在作品中体现了关学“横渠四句”的治学理念。宋代关中大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追求其实正是《白鹿原》的灵魂所在。
　　陕西关中地区是中华文化积累的深厚所在，有着众多的文化遗存。但是，在文化学术方面，目前没有公认的学派。兵马俑和秦史研究颇具成果，还出品了《大秦帝国》的书和影视作品，但缺乏“敦煌学”那样的研究课题。至于文学，全国至今还没有类似“红学”那样的作品研究课题。陕西省文史馆曾经提出过设立“长安学”研究的动议，最后也没有下文。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未来能出现一个《白鹿原》研究的“白学”，将会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