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不算长的三十年里，我们好像在野蛮生长的同时过度消费了它的生命力，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对遍地开花的展览深感疲倦？不管再翻出什么新花样，除了必须的友情出现，很少再有让人为之一振的展览，展览还没到春晚那么人见人骂的程度，但它简直连春晚的三分之一寿命都没有啊……
　　从纯学术角度来看，展览形式的失效在于问题针对性的失效，不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展览形式，而是艺术究竟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看展览这件事已经疲软？艺术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真正应该在展览里呈现和讨论的，应该说，创作是一回事，展览是另外一回事。在展览词穷的今天，认真去思考展览能组织出怎样的问题设置、怎样的表述结构、从什么角度去解读作品，等等，不但是智力游戏，更是态度的端正，解决做事的态度，目前看来比实验形式更有意义。纸上展览首先不仅仅是种形式，而是它的实质更具备文本性。
　　没错，《东方艺术·大家》做的纸上展览系列比真正的展览文本性更强，涉及的作品被强化（强制性）地文本化了（尽管文本化是创作过程当中在努力回避的），让我们对它们更有解读感，它的性质更像常见的文献展，郝科他们所做的文本研究更多地聚焦在对更广泛社会问题的讨论中，而不仅只是停留在对作品本身的解读上，它比大多数文献展解构了更好的文本，似乎也有更多的通俗性和可读性。
　　杂志能做什么？郝科在做这个纸上展览的概念时，一方面是突破了展览的概念，另一方面应该也是突破杂志功能的概念，比起很多专业媒体汇集信息客观报道的能力，《东方艺术·大家》的纸上展览主观性强，做起来也费劲，但仿佛效果比一般的展览要好，一是时间逗留得长，阅读方式改变，引发人的思考的有效性在于阅读功能的启动。这是空间意义上的突破，纸的形态是扁平的，但纸上的思考可跨越更多的物理空间。二是打破了展览的呈现局限，群展往往作品关联度很小，在文本解读的引导下，作品的关联度加强了，或者说关联的区域被清晰地指出了，“群展”概念本身，也强调的是策展人的问题意识，我们共存的问题意识。这种方法固然弱化了单件作品的形态，但因为文本性的强化，牺牲单件作品的作用更有价值。三是因为有观念，在展览这个概念下，设计必须跟上，纸上展览这个栏目，让《东方艺术·大家》的版面有了很大的改观，窃以为还可以更多发挥平面设计的优势，突破所谓“专业”杂志的面目，让内容在版面上有更灵活的呈现，毕竟图像依然是有力而有效的表达之道。
　　郝科和他的团队很文青，理想色彩很浓，包括他们在内，我发觉现在的一些青年，更相信艺术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也更有实干能力，他们既不是专业的策展人士，也不是强调杂志那种客观性的面孔，文字更有阅读感，问题的设置也更有广泛性，会让每个人都可能涉及的城市生活、城市文化产生共鸣和参与感，这本来是一个好展览所能呈现的，所以说，纸上展览不仅是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在内容本身上，给予了当代艺术一些新的角度。当代艺术究竟要思考哪些问题，这确实是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时常跨学科跨领域更多社会的、时代使命的形态所要涉及的，当艺术并不仅仅在艺术的范畴里去讨论才会变得有意思—不管在创作的时候所涉及的专业语言是什么—这也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功能。所以《东方艺术·大家》的纸上展览常常不是在讨论艺术问题，而是城市问题，现代性问题，这比当代艺术做得彻底。
　　每一种形式，做得好，都是不能互相替代的。纸上展览替代不了真实的展览，替代不了创作者的思考，但确实给早衰的当代艺术带来严肃的思考，没准是某种救治。
　　比较起另一本我也非常喜欢的，专门做青年文化的杂志《新视线》，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游走在艺术的边界，《新视线》更时尚和酷儿，文化意味更强；《东方艺术·大家》从做这组纸上展览开始，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方向和性格，在未来也许可以走得更远，比艺术这个小圈子走得更远。
　　试想，如果《东方艺术·大家》不是本专业杂志，而是像豆瓣一类的文青聚集场所，跨越不同的学科范畴，进入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这样的讨论可能会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艺术展览的失效，除了艺术体系的不完善，也是艺术语言匮乏局限的显现，艺术如果真的不仅仅关注自身的处境，而是面对更开阔的视域，也是种更开放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