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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观社会地位是个人对其在社会系统中所处地位或受尊重程度的自我判断，探究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可为提升中职教师职业获得感提供理论支持。基于2019年末对浙江省12所中职学校教师的调查数据，利用描述统计与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虽仍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较5年前已有显著提升;校内地位感知是影响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其中，专业课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显著高于文化课教师，教师对收入、校内环境和培训机会的满意度对其校内地位感知有显著正影响;除有无子女变量对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有直接显著影响外，其他因素则通过中职教师校内地位感知而间接影响其主观社会地位。因此，要提升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首要的是提升其校内地位感知，增强其在校内的工作体验和获得感。
关键词 中职教师;中职学校;主观社会地位;校内地位感知;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25-0045-07
一、问题的提出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1];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不断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2]。长期以来，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普通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而对任职标准与普通高中相近的中职教师则关注较少。当前，大部分中职教师承受着来自学校生源困难、学生管理难度高，以及社会上根深蒂固的“重文轻技”传统文化的影响。从社会经验来看，同为高中阶段教师，中职教师和普通高中教师的社会地位差异明显。因此，关注中职教师队伍的社会地位（尤其是主观社会地位）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对提升中职教师队伍素质和能力至关重要。
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SSS）指社会成员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自己在社会系统中所处地位或受尊重程度的自我判断[3]。不同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是人们对所处社会阶层的主观感受，从而形成对社会、人生的不同认知层次，在影响心理健康的同时，也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水平。社会学者的相关研究显示，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越低，对其身体健康[4]、心理健康[5]、职业幸福感[6]、工作适应性[7]等方面的消极影响越大，相较于客观社会地位（Objective Social Status，OSS），主观社会地位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和直接，客观社会地位对个体社会地位的影响，也通常以主观社会地位为中介[8]。因此，研究教师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当前针对教师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对象多为普通中小学教师。李维等研究发现，我国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整体较低，性别、子女、区域、城乡、学段以及职称、收入水平、教龄等因素对其有显著影响[9]。崔丽丽等研究发现，中学体育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水平，其不仅与专业认同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且在教龄、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10]。而在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研究方面，目前仅有周慧梅等开展了研究，研究发现，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处于中下等水平，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在教龄、学历、职称、岗位、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1]。一方面，周慧梅等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描述性统计和参数检验方法，未考虑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升级的需要，国家和各级地方层面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日益增强，政策关照和经费投入都有明显聚焦，中职教育也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长足发展。那么，在新形态下，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水平如何？哪些因素在综合影响着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本研究以浙江省12所中职学校教师为研究对象，考查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整体水平以及内部特征，并借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促进中职教师队伍素质和能力提升提供帮助。
二、數据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于2019年12月初对浙江省4市共12所中职学校教师的抽样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每所学校抽取一定比例的教师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402份，回收问卷387份，剔除有奇异值或缺失值严重的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为348份。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在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问卷中采用麦克阿瑟主观社会地位量表来获得相关数据，从非常低到非常高，分别赋值1～10分。数值越大，表示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越高。
2.解释变量
校内地位感知。此变量数据是通过麦克阿瑟主观社会地位量表来获得，赋值为1～10。依照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个体对其社会地位的主观感知，受其选择的参照对象的影响，一般而言，个体会倾向于将相同或相近生活圈子的人作为参照[12]。中职教师对其社会地位的主观感知，也会倾向于将其同一工作生活环境中的个体作为参照群体，比如其工作的学校同事等。因此，本研究将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变量，既作为对其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纳入分析，同时也作为其他变量的被影响因素而使用。
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往关于个体主观社会地位的研究发现，性别、婚姻以及子女状况等人口学特征是影响个体主观社会地位的重要变量[13][14][15]。为此，本研究也将性别、婚育状况作为重要的人口学特征变量，分析其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
个体工作特征变量。个体工作特征是影响个体主观社会地位的重要变量。本研究主要关注中职教师职称、教师类型、职务、任教学科，以及周课时数、收入水平、工作环境满意度、职称晋升机会以及培训机会等工作特征变量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关于教师职称，本研究将未评职称、助理讲师以及三级实习指导教师、二级实习指导教师归为初级，将讲师、一级实习指导教师归为中级，将高级讲师、正高级讲师以及高级实习指导教师归为高级。关于教师职务，主要分为普通教师、学校领导。同时，考虑到中职教师相对于普通教育教师的特殊性，本研究重点关注教师类型和教师任教学科，按教师类型将中职教师分为“双师型”教师和“非双师型”教师;按任教学科，将中职教师分为任教文化课和任教专业课两类。课时数指小课时，一般40～45分钟为一课时，由教师自己填写;收入水平为教师的月工资收入，单位为千元;中职教师的工作环境满意度、职称晋升机会以及培训机会，均为李克特五级选项。变量的相关描述见表1。 3.研究程序
首先，本文采用描述统计和差异检验的方式，考察中职教师当前主观社会地位感知、五年前社会地位感知，以及校内社会地位感知的基本情况及其之间的关系，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情况作基本了解。其次，以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了解中职教师校内地位感知的影响因素。再次，构建以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感知为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以教师的人口变量、职业变量和工作变量，以及校内地位感知为解释变量，探究影响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最后，依据研究发现，尝试提出提升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促进职业获得感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描述
首先，比较中职教师当前主观社会地位及其五年前（按照本文的调查时间点计算，五年前为2014年）的主观社会地位。在问卷中，笔者询问中职教师“您觉得，五年前中职学校教师的社会地位如何？”的题项，由教龄大于等于5年的中职教师来填答。调查发现，中职教师认为五年前其社会地位的均值为3.21（SD=1.72），远小于理论中间值5。从4分位数的分布看，超过3/4的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小于或等于4。中职教师当前主观社会地位的均值为3.75（SD=1.87），虽然也处于较低水平，但相较五年前，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升（t=3.348，p<0.001），这其中，各地对职业教育的普遍重视和投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相关性考察的结果看，中职教师当前主观社会地位感知与五年前感知高度相关（r=0.739，p<0.001），說明五年来，大部分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实现正增长，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提升具有整体性特征，见表2。
而后，比较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与主观社会地位情况。结果显示，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总体接近中等水平（M=4.69，SD=1.94），31.9%的中职教师感知的校内地位大于理论中间值5，显著高于其主观社会地位感知（t=-9.145，p<0.001）。此结果表明，教师在与同校其他教师进行横向的社会地位比较时，总体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趋中”趋势[16]：即与校内客观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教师（如校领导或高级教师）相比，感觉自己处于较低地位，但与校内客观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教师（如新入职教师）相比，又觉得自己处于相对较高地位，综合比较之后，会倾向于认为在学校内部，自己处于中等地位。成员对其组织内社会地位感知的“趋中”趋向在社会领域普遍存在，并会对其整体社会地位感知产生显著影响[17]。相关性结果显示，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与其主观社会地位高度相关（r=0.498，p<0.001），从统计学的角度讲，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对其主观社会地位会有显著影响。因而，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探究清楚哪些因素影响了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
（二）校内地位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为被解释变量，以中职教师的性别、婚育特征等人口学变量，职称、校内职务、学科分类、周课时、收入满意度、工作满意度、晋升机会和培训机会等工作特征为解释变量，采用分层方式，构建了两个线性回归模型。模型2的线性回归整体性统计检验F值为5.837，显著性检验的p值小于0.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所列解释变量对中职教师校内地位具有显著解释力，可解释中职教师校内社会地位21.7%的变异量。
模型1报告了人口学特征变量对中职教师校内地位感知的影响。具体而言，性别和婚育状况对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未产生显著影响，男女性教师之间的校内地位感知无显著差异，已婚与未婚教师亦无显著差异。这一点与中小学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相关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差异，在中小学教师的相关研究中，女性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显著高于男性[18]。模型2报告了人口学特征变量和工作特征变量对中职教师校内地位感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职称、职务以及任教课程对中职教师的校内社会地位均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高职称教师、学校领导，相比于低职称教师和普通教师，感受到更高的校内地位。此外，专业课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显著高于文化课教师，中职学校以教会学生掌握职业技能为主要目标，在现有评价体制下，负责传授职业技能的课程相比于普通的文化课程，更受学生重视，客观上也可认为，更受到学校的重视。这种重视传导至教师层面，使得中职学校里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在其校内地位的感知上出现显著差异。据对中职教师的访谈了解到，中职学校中专业课与文化课的受重视程度差异，使得文化课教师普遍具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职业成就感普遍不足。此外，教师的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对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均有显著正影响。同时，中职教师得到的培训机会越多，其校内地位感知也越高。这说明，改善中职教师的收入和工作环境，给予中职教师培训机会和支持，满足其专业发展需要，有助于提高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模型1和模型2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在研究了中职教师校内地位感知的影响因素后，进一步探究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首先，按照普遍的思路，探究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特征变量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构成线性模型3，之后，将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投入模型，构成线性模型4，一方面，考察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对其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观察人口特征和工作特征在校内地位感知变量进入模型后的显著性变化情况。
（三）主观社会地位的回归分析
关于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表明，模型4的线性回归整体性统计检验F值为13.372，显著性检验的p值小于0.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本研究所列解释变量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可解释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40.7%的变异量，模型的解释力较强。
模型3报告了中职教师的人口特征和工作特征对其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在人口特征维度，性别因素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无显著影响，但教师婚育情况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具体而言，“已婚有孩”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显著低于“未婚”教师，其主观社会地位得分是未婚教师的81.9%（1-0.181）。比较奇怪的是，职称对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产生显著负影响，即职称越高，其主观社会地位越低，这一点需要进行深入解读。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收入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和培训机会三个变量对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有显著负影响。除此之外，其他变量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这一点与上述校内地位感知的回归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与教师主观社会地位高度相关的校内地位感知变量。结果发现，除婚育状况与校内地位感知变量影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不再显著。而在加入校内地位感知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得到大幅提升，从22.5%提升到40.7%，仅校内地位感知变量对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解释力达到了18.1%。这证明，与其他变量相比，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可认为是最大的解释性因素，其他诸如职称、职务、任教课程、收入满意度、环境满意度，以及培训机会等工作特征变量，多通过影响中师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而对主观社会地位产生间接性影响。同时也说明，要提升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是要提升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
模型3和模型4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9年末问卷调查获得的浙江省12所中职学校348名专任教师的相关数据，利用描述统计与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当前中职学校专任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后，得出如下结论：
1.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依然偏低，但较五年前有显著提升
当前，我国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总体依然偏低（M=3.75，SD=1.87，小于理论中间值5）。究其原因，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当前社会对职业教育长期以来相对轻视的现实状态，使得中职教师对其社会地位的认知期望偏低;二是与中国居民对其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特征相关，与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中国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相对偏低，表現出明显的“向下”认同偏移[19][20]，中职教师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在我国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国家和地方层面对职业教育（包括中职教育）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政策关照，中职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与五年前相比，当前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有整体性的显著提升。
2.校内地位感知是影响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校内地位感知是影响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在投入校内地位感知变量后，除有无子女变量对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依然显著外，其他变量不再显著，并且模型的解释力大幅提升。教师有无子女，其实代表了教师家庭经济和生活方面所承担的压力要高于未婚及无子女教师。由于有子女的存在，一方面，需要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外加要完成每日的教学工作任务，教师的压力相对更大;另一方面，子女的教育、生活、学习等，均需要耗费大量的家庭经济资本，对同样收入的无子女教师和有子女教师而言，有子女教师所面临的经济压力要更大，这也导致其在主观社会地位的感知上要显著低于无子女教师。而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是以周围同事作为社会比较的参照对象，因为属于强联结（strong ties）群体之间的社会比较，所以很容易会使得个体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和职业获得感，并进而影响其主观社会地位感知。
3.工作特征变量经由校内地位感知而显著影响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
教师工作方面的诸多变量，如职称、职务、任教课程，以及对收入、学校环境与培训机会的满意度等，均与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紧密相关，这些变量通过校内地位感知而对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产生间接影响。其中，专业课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显著高于文化课教师，教师对收入、校内环境和培训机会的满意度对其校内地位感知有显著正影响。因此，有效提升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除了营造良好的校园硬件环境之外，还应该着力消除校园内的“歧视”文化，如中职学校中专业课与文化课之间的歧视链，任课教师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待遇差异等，深度改造校园生态，打造相对公平的校园环境，使得中职教师置身其中，能够感受到尊重和公平，这样才能有效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最终增强其职业获得感。
（二）政策讨论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有“德上艺下”“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传统，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学校相比，不论在生源质量，还是在师资质量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都对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感知产生消极影响。尽管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层面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但思想传统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应该在现有宏观政策和现实框架内，思考如何提升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笔者认为，重点在于降低中职教师在社会比较中的相对剥夺感，核心则在于提升其校内地位感知。因而，应从提升相对待遇、优化学校环境、促进校内公平三个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提升。
1.提升相对待遇，减轻中职教师相对剥夺感
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其实质是教师群体（个体）在稀缺性社会资源占有方面与其他群体（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过程中，教师群体（个体）感受到其所占有的稀缺性社会资源总量越具有相对优势，其主观社会地位感知便越高，总量具有相对劣势，则越低。依照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教师群体（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一般尤其注重与强联结的群体（个体）进行比较[21]。就中职教师群体而言，由于职业的属地特性，中职教师会偏向于与本地教育系统中其他类别或学段的教师群体（即本地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普通高中教师）进行比较。与近年来，国家聚焦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工资收入且投入巨大，要求并督查在2020年底完成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的改革相比较[22]，与此相比，中职教育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起始阶段，教师的工资收入尚待进一步提高。从社会比较的角度，这会进一步增强中职教师与义务教育教师在社会比较中的相对剥夺感，降低其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并影响其职业获得感和工作积极性。提升中职教师的相对待遇，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除全面性地适度提升外，还应具有分类思维，有所重点地实施“精准提升”，照顾到各类中职教师的特征，精准提升其职业获得感。第一，提升贫困地区中职教师的薪酬补助水平。一方面，可激励优秀人才到贫困地区中职学校从教，提升贫困地区中职学校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可稳定贫困地区中职教师队伍，减缓这些地区中职学校教师的向城流动性，为当地保留一支相对稳定且优质的中职师资队伍。第二，在学校内部，中职教师待遇的提升应该遵循分类激励思维，对那些承担更多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的一线教师要给予更多补助，增强教师的获得感。 2.优化校园环境，增强中职教师校内权威感
诸多研究表明，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和组织支持对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有显著正影响，让教师在校园内能感受到充分的尊重是其职业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并对其主观社会地位的提升有显著影响[23][24]。优化校园环境，应从两方面展开具体工作：一是应在日常教学和管理上尊重教师的专业权威;二是在人际互动（包括学校管理者与普通教师的互动，以及师生互动）中尊重教师的师者地位，在教师的权威遭受挑战时，学校能够及时提供支持。首先，从微观制度设计及氛围营造上，尊重教师的专业权威，尽量避免利用行政手段干预或挑战教师在教育教学上的权威地位。其次，在学校的科层体制中，上级（学校高层和中层管理者）对普通教师应展现充分的尊重，学校管理者应贯彻“为教师服务”的理念，避免借由行政层级高而轻视教师的情况出现。第三，面向学生制定尊师守则，并由日常仪式贯彻之，由此浸润而使得尊师成为学生日常的自觉自发行为。第四，捍卫教师的尊严，对损害教师尊严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惩戒。
3.加强校内制度设计，缓解中职学校重技轻文现象
一方面，中职学校具有现代单位的科层制特征，分工明确且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另一方面，则因其应用人才培养的属性，具有明显的“技术导向”特征。在当前的中职学校，重技轻文现象普遍存在，其不仅体现在学校的培养目标导向、管理体制及管理层构成，以及各种校园隐性文化之中，而且由此而引发了中职学校内文化课受轻视、文化课教师不被重视的情况。在笔者的调研访谈中，诸多文化课教师皆表达了在中职学校被轻视的情况，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中职学校专业课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显著高于文化课教师。当然，在中职学校中，文化课受到相对忽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普遍且公认的事实，在此环境下，文化课教师面临与专业课教师在教学资源、领导关怀等方面的差异局面。对此，学校应通过一定的顶层设计，缓解重技轻文现象，促进校内公平，从而提升中职文化课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一是改革校内宣传口径，将文化课与专业课置于同样重要位置，强调文化课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在教学运行层面，充分尊重文化课地位，尊重文化课任课教师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从而增强文化课教师在校内的归属感和获得感。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2020-06-05].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中共中央國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2018-01-20）[2020-06-05].http：//www.gov.cn/zhengce/2018-01/31/content_5262659.htm.
[3]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005（2）：1-22.
[4]Frank Euteneuer.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Health[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2017（5）： 337-343.
[5]Janxin Leu， Irene H. Yen， Stuart A. Gansky， Emily Walton， Nancy E. Adler， David T. Takeuchi.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Asian Immigrants：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Age at Immigration[J]. Social Science
关键词 中职教师;中职学校;主观社会地位;校内地位感知;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25-0045-07
一、问题的提出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1];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不断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2]。长期以来，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普通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而对任职标准与普通高中相近的中职教师则关注较少。当前，大部分中职教师承受着来自学校生源困难、学生管理难度高，以及社会上根深蒂固的“重文轻技”传统文化的影响。从社会经验来看，同为高中阶段教师，中职教师和普通高中教师的社会地位差异明显。因此，关注中职教师队伍的社会地位（尤其是主观社会地位）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对提升中职教师队伍素质和能力至关重要。
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SSS）指社会成员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自己在社会系统中所处地位或受尊重程度的自我判断[3]。不同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是人们对所处社会阶层的主观感受，从而形成对社会、人生的不同认知层次，在影响心理健康的同时，也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水平。社会学者的相关研究显示，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越低，对其身体健康[4]、心理健康[5]、职业幸福感[6]、工作适应性[7]等方面的消极影响越大，相较于客观社会地位（Objective Social Status，OSS），主观社会地位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和直接，客观社会地位对个体社会地位的影响，也通常以主观社会地位为中介[8]。因此，研究教师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当前针对教师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对象多为普通中小学教师。李维等研究发现，我国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整体较低，性别、子女、区域、城乡、学段以及职称、收入水平、教龄等因素对其有显著影响[9]。崔丽丽等研究发现，中学体育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水平，其不仅与专业认同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且在教龄、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10]。而在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研究方面，目前仅有周慧梅等开展了研究，研究发现，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处于中下等水平，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在教龄、学历、职称、岗位、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1]。一方面，周慧梅等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描述性统计和参数检验方法，未考虑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升级的需要，国家和各级地方层面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日益增强，政策关照和经费投入都有明显聚焦，中职教育也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长足发展。那么，在新形态下，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水平如何？哪些因素在综合影响着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本研究以浙江省12所中职学校教师为研究对象，考查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整体水平以及内部特征，并借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促进中职教师队伍素质和能力提升提供帮助。
二、數据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于2019年12月初对浙江省4市共12所中职学校教师的抽样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每所学校抽取一定比例的教师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402份，回收问卷387份，剔除有奇异值或缺失值严重的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为348份。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在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问卷中采用麦克阿瑟主观社会地位量表来获得相关数据，从非常低到非常高，分别赋值1～10分。数值越大，表示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越高。
2.解释变量
校内地位感知。此变量数据是通过麦克阿瑟主观社会地位量表来获得，赋值为1～10。依照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个体对其社会地位的主观感知，受其选择的参照对象的影响，一般而言，个体会倾向于将相同或相近生活圈子的人作为参照[12]。中职教师对其社会地位的主观感知，也会倾向于将其同一工作生活环境中的个体作为参照群体，比如其工作的学校同事等。因此，本研究将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变量，既作为对其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纳入分析，同时也作为其他变量的被影响因素而使用。
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往关于个体主观社会地位的研究发现，性别、婚姻以及子女状况等人口学特征是影响个体主观社会地位的重要变量[13][14][15]。为此，本研究也将性别、婚育状况作为重要的人口学特征变量，分析其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
个体工作特征变量。个体工作特征是影响个体主观社会地位的重要变量。本研究主要关注中职教师职称、教师类型、职务、任教学科，以及周课时数、收入水平、工作环境满意度、职称晋升机会以及培训机会等工作特征变量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关于教师职称，本研究将未评职称、助理讲师以及三级实习指导教师、二级实习指导教师归为初级，将讲师、一级实习指导教师归为中级，将高级讲师、正高级讲师以及高级实习指导教师归为高级。关于教师职务，主要分为普通教师、学校领导。同时，考虑到中职教师相对于普通教育教师的特殊性，本研究重点关注教师类型和教师任教学科，按教师类型将中职教师分为“双师型”教师和“非双师型”教师;按任教学科，将中职教师分为任教文化课和任教专业课两类。课时数指小课时，一般40～45分钟为一课时，由教师自己填写;收入水平为教师的月工资收入，单位为千元;中职教师的工作环境满意度、职称晋升机会以及培训机会，均为李克特五级选项。变量的相关描述见表1。 3.研究程序
首先，本文采用描述统计和差异检验的方式，考察中职教师当前主观社会地位感知、五年前社会地位感知，以及校内社会地位感知的基本情况及其之间的关系，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情况作基本了解。其次，以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了解中职教师校内地位感知的影响因素。再次，构建以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感知为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以教师的人口变量、职业变量和工作变量，以及校内地位感知为解释变量，探究影响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最后，依据研究发现，尝试提出提升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促进职业获得感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描述
首先，比较中职教师当前主观社会地位及其五年前（按照本文的调查时间点计算，五年前为2014年）的主观社会地位。在问卷中，笔者询问中职教师“您觉得，五年前中职学校教师的社会地位如何？”的题项，由教龄大于等于5年的中职教师来填答。调查发现，中职教师认为五年前其社会地位的均值为3.21（SD=1.72），远小于理论中间值5。从4分位数的分布看，超过3/4的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小于或等于4。中职教师当前主观社会地位的均值为3.75（SD=1.87），虽然也处于较低水平，但相较五年前，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升（t=3.348，p<0.001），这其中，各地对职业教育的普遍重视和投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相关性考察的结果看，中职教师当前主观社会地位感知与五年前感知高度相关（r=0.739，p<0.001），說明五年来，大部分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实现正增长，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提升具有整体性特征，见表2。
而后，比较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与主观社会地位情况。结果显示，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总体接近中等水平（M=4.69，SD=1.94），31.9%的中职教师感知的校内地位大于理论中间值5，显著高于其主观社会地位感知（t=-9.145，p<0.001）。此结果表明，教师在与同校其他教师进行横向的社会地位比较时，总体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趋中”趋势[16]：即与校内客观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教师（如校领导或高级教师）相比，感觉自己处于较低地位，但与校内客观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教师（如新入职教师）相比，又觉得自己处于相对较高地位，综合比较之后，会倾向于认为在学校内部，自己处于中等地位。成员对其组织内社会地位感知的“趋中”趋向在社会领域普遍存在，并会对其整体社会地位感知产生显著影响[17]。相关性结果显示，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与其主观社会地位高度相关（r=0.498，p<0.001），从统计学的角度讲，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对其主观社会地位会有显著影响。因而，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探究清楚哪些因素影响了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
（二）校内地位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为被解释变量，以中职教师的性别、婚育特征等人口学变量，职称、校内职务、学科分类、周课时、收入满意度、工作满意度、晋升机会和培训机会等工作特征为解释变量，采用分层方式，构建了两个线性回归模型。模型2的线性回归整体性统计检验F值为5.837，显著性检验的p值小于0.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所列解释变量对中职教师校内地位具有显著解释力，可解释中职教师校内社会地位21.7%的变异量。
模型1报告了人口学特征变量对中职教师校内地位感知的影响。具体而言，性别和婚育状况对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未产生显著影响，男女性教师之间的校内地位感知无显著差异，已婚与未婚教师亦无显著差异。这一点与中小学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相关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差异，在中小学教师的相关研究中，女性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显著高于男性[18]。模型2报告了人口学特征变量和工作特征变量对中职教师校内地位感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职称、职务以及任教课程对中职教师的校内社会地位均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高职称教师、学校领导，相比于低职称教师和普通教师，感受到更高的校内地位。此外，专业课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显著高于文化课教师，中职学校以教会学生掌握职业技能为主要目标，在现有评价体制下，负责传授职业技能的课程相比于普通的文化课程，更受学生重视，客观上也可认为，更受到学校的重视。这种重视传导至教师层面，使得中职学校里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在其校内地位的感知上出现显著差异。据对中职教师的访谈了解到，中职学校中专业课与文化课的受重视程度差异，使得文化课教师普遍具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职业成就感普遍不足。此外，教师的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对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均有显著正影响。同时，中职教师得到的培训机会越多，其校内地位感知也越高。这说明，改善中职教师的收入和工作环境，给予中职教师培训机会和支持，满足其专业发展需要，有助于提高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模型1和模型2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在研究了中职教师校内地位感知的影响因素后，进一步探究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首先，按照普遍的思路，探究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特征变量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构成线性模型3，之后，将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投入模型，构成线性模型4，一方面，考察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对其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观察人口特征和工作特征在校内地位感知变量进入模型后的显著性变化情况。
（三）主观社会地位的回归分析
关于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表明，模型4的线性回归整体性统计检验F值为13.372，显著性检验的p值小于0.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本研究所列解释变量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可解释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40.7%的变异量，模型的解释力较强。
模型3报告了中职教师的人口特征和工作特征对其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在人口特征维度，性别因素对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无显著影响，但教师婚育情况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具体而言，“已婚有孩”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显著低于“未婚”教师，其主观社会地位得分是未婚教师的81.9%（1-0.181）。比较奇怪的是，职称对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产生显著负影响，即职称越高，其主观社会地位越低，这一点需要进行深入解读。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收入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和培训机会三个变量对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有显著负影响。除此之外，其他变量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这一点与上述校内地位感知的回归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与教师主观社会地位高度相关的校内地位感知变量。结果发现，除婚育状况与校内地位感知变量影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不再显著。而在加入校内地位感知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得到大幅提升，从22.5%提升到40.7%，仅校内地位感知变量对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解释力达到了18.1%。这证明，与其他变量相比，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可认为是最大的解释性因素，其他诸如职称、职务、任教课程、收入满意度、环境满意度，以及培训机会等工作特征变量，多通过影响中师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而对主观社会地位产生间接性影响。同时也说明，要提升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是要提升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
模型3和模型4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9年末问卷调查获得的浙江省12所中职学校348名专任教师的相关数据，利用描述统计与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当前中职学校专任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后，得出如下结论：
1.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依然偏低，但较五年前有显著提升
当前，我国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总体依然偏低（M=3.75，SD=1.87，小于理论中间值5）。究其原因，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当前社会对职业教育长期以来相对轻视的现实状态，使得中职教师对其社会地位的认知期望偏低;二是与中国居民对其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特征相关，与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中国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相对偏低，表現出明显的“向下”认同偏移[19][20]，中职教师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在我国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国家和地方层面对职业教育（包括中职教育）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政策关照，中职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与五年前相比，当前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有整体性的显著提升。
2.校内地位感知是影响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校内地位感知是影响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在投入校内地位感知变量后，除有无子女变量对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依然显著外，其他变量不再显著，并且模型的解释力大幅提升。教师有无子女，其实代表了教师家庭经济和生活方面所承担的压力要高于未婚及无子女教师。由于有子女的存在，一方面，需要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外加要完成每日的教学工作任务，教师的压力相对更大;另一方面，子女的教育、生活、学习等，均需要耗费大量的家庭经济资本，对同样收入的无子女教师和有子女教师而言，有子女教师所面临的经济压力要更大，这也导致其在主观社会地位的感知上要显著低于无子女教师。而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是以周围同事作为社会比较的参照对象，因为属于强联结（strong ties）群体之间的社会比较，所以很容易会使得个体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和职业获得感，并进而影响其主观社会地位感知。
3.工作特征变量经由校内地位感知而显著影响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
教师工作方面的诸多变量，如职称、职务、任教课程，以及对收入、学校环境与培训机会的满意度等，均与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紧密相关，这些变量通过校内地位感知而对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产生间接影响。其中，专业课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显著高于文化课教师，教师对收入、校内环境和培训机会的满意度对其校内地位感知有显著正影响。因此，有效提升中职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除了营造良好的校园硬件环境之外，还应该着力消除校园内的“歧视”文化，如中职学校中专业课与文化课之间的歧视链，任课教师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待遇差异等，深度改造校园生态，打造相对公平的校园环境，使得中职教师置身其中，能够感受到尊重和公平，这样才能有效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最终增强其职业获得感。
（二）政策讨论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有“德上艺下”“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传统，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学校相比，不论在生源质量，还是在师资质量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都对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感知产生消极影响。尽管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层面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但思想传统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应该在现有宏观政策和现实框架内，思考如何提升中职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笔者认为，重点在于降低中职教师在社会比较中的相对剥夺感，核心则在于提升其校内地位感知。因而，应从提升相对待遇、优化学校环境、促进校内公平三个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中职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提升。
1.提升相对待遇，减轻中职教师相对剥夺感
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其实质是教师群体（个体）在稀缺性社会资源占有方面与其他群体（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过程中，教师群体（个体）感受到其所占有的稀缺性社会资源总量越具有相对优势，其主观社会地位感知便越高，总量具有相对劣势，则越低。依照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教师群体（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一般尤其注重与强联结的群体（个体）进行比较[21]。就中职教师群体而言，由于职业的属地特性，中职教师会偏向于与本地教育系统中其他类别或学段的教师群体（即本地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普通高中教师）进行比较。与近年来，国家聚焦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工资收入且投入巨大，要求并督查在2020年底完成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的改革相比较[22]，与此相比，中职教育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起始阶段，教师的工资收入尚待进一步提高。从社会比较的角度，这会进一步增强中职教师与义务教育教师在社会比较中的相对剥夺感，降低其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并影响其职业获得感和工作积极性。提升中职教师的相对待遇，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除全面性地适度提升外，还应具有分类思维，有所重点地实施“精准提升”，照顾到各类中职教师的特征，精准提升其职业获得感。第一，提升贫困地区中职教师的薪酬补助水平。一方面，可激励优秀人才到贫困地区中职学校从教，提升贫困地区中职学校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可稳定贫困地区中职教师队伍，减缓这些地区中职学校教师的向城流动性，为当地保留一支相对稳定且优质的中职师资队伍。第二，在学校内部，中职教师待遇的提升应该遵循分类激励思维，对那些承担更多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的一线教师要给予更多补助，增强教师的获得感。 2.优化校园环境，增强中职教师校内权威感
诸多研究表明，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和组织支持对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有显著正影响，让教师在校园内能感受到充分的尊重是其职业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并对其主观社会地位的提升有显著影响[23][24]。优化校园环境，应从两方面展开具体工作：一是应在日常教学和管理上尊重教师的专业权威;二是在人际互动（包括学校管理者与普通教师的互动，以及师生互动）中尊重教师的师者地位，在教师的权威遭受挑战时，学校能够及时提供支持。首先，从微观制度设计及氛围营造上，尊重教师的专业权威，尽量避免利用行政手段干预或挑战教师在教育教学上的权威地位。其次，在学校的科层体制中，上级（学校高层和中层管理者）对普通教师应展现充分的尊重，学校管理者应贯彻“为教师服务”的理念，避免借由行政层级高而轻视教师的情况出现。第三，面向学生制定尊师守则，并由日常仪式贯彻之，由此浸润而使得尊师成为学生日常的自觉自发行为。第四，捍卫教师的尊严，对损害教师尊严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惩戒。
3.加强校内制度设计，缓解中职学校重技轻文现象
一方面，中职学校具有现代单位的科层制特征，分工明确且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另一方面，则因其应用人才培养的属性，具有明显的“技术导向”特征。在当前的中职学校，重技轻文现象普遍存在，其不仅体现在学校的培养目标导向、管理体制及管理层构成，以及各种校园隐性文化之中，而且由此而引发了中职学校内文化课受轻视、文化课教师不被重视的情况。在笔者的调研访谈中，诸多文化课教师皆表达了在中职学校被轻视的情况，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中职学校专业课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显著高于文化课教师。当然，在中职学校中，文化课受到相对忽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普遍且公认的事实，在此环境下，文化课教师面临与专业课教师在教学资源、领导关怀等方面的差异局面。对此，学校应通过一定的顶层设计，缓解重技轻文现象，促进校内公平，从而提升中职文化课教师的校内地位感知。一是改革校内宣传口径，将文化课与专业课置于同样重要位置，强调文化课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在教学运行层面，充分尊重文化课地位，尊重文化课任课教师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从而增强文化课教师在校内的归属感和获得感。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2020-06-05].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中共中央國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2018-01-20）[2020-06-05].http：//www.gov.cn/zhengce/2018-01/31/content_5262659.htm.
[3]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005（2）：1-22.
[4]Frank Euteneuer.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Health[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2017（5）： 337-343.
[5]Janxin Leu， Irene H. Yen， Stuart A. Gansky， Emily Walton， Nancy E. Adler， David T. Takeuchi.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Asian Immigrants：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Age at Immigration[J]. Social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