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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不仅需要商业上的诚信、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同样需要政府员的诚信，只有诚信的官员才会有一个诚信的政府，只有诚信的政府才会有一个诚信的社会。而一个诚信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在这场国人和非典的遭遇战中，数以千计的人和数以百计的医务工作者都被病魔击倒。同时被击倒的还有两位高官，他们不是感染上了SARS病毒，而是因为领导不力，弄虚作假，隐瞒疫情被罢免了职务，这两个人一个是卫生部部长，一个是刚履职两个多月的北京市市长。
当疫情正在全国蔓延并在北京呈急剧上升态势时，那位卫生部长却在电视上信誓旦旦地讲“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4月20日前，北京的非典患者已有数百人之多，而当时北京市却谎报疫情，公布的数字为非典患者37例，死亡4例。当疫情急剧袭来，大敌当前之际，这两位官员却轻描淡写，用谎言编造出天下无忧的康乐景象。这些谎言麻痹了人们的神经，解除了人们的武装，使大家毫无防范，该访友的访友，该聚会的聚会，该旅行的旅行，为非典的蔓延创造了条件。
这种做法贻误了战机，失去了北京把非典控制在始发期的最佳时机，使抗击非典工作陷入严重的被动局面，给人民生命，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严重败坏了政府形象。
这是又一起官出数字闹剧的荒唐上映。
那位曾当过医生的卫生部长因官位而泯灭了一个医生的良知。而那位市长在遭遇重大事件时弄虚作假，隐瞒实情也绝非第一次。
1997年6月27日，也就是香港回归的前3天，北京东方化工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死9人，伤39人，直接经济损失3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几十亿元。由于这起事故发生的时间敏感，且损失巨大，影响极其恶劣。由有关人员组成的专家组经过40多天的调查，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起事故是一起由于错误操作导致的责任事故。然而，当专家组的调查材料呈报到事故调查组组长(就是刚刚丢掉市长乌纱帽的官员，当时的副市长)面前时，这位组长却不同意这个结论，随后，专家组接到上头通知，说专家组的任务只是对乙烯罐进行调查，别的不用管了。
随后，北京市又自己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在有关领导授意下，只用6天的工夫就把一次典型的责任事故变成了设备事故。第一调查组当然不承认这个结论，双方争执不下，一年半后，又成立了第三调查组，对两个调查组的结论进行评判，这个由中科院院士等几位著名专家组成的调查组经过详细的论证后，认为第一调查组的结论是正确的，第二专家组的结论缺乏起码的科学依据，并有作伪证之嫌。然而，那位市长对这个结论仍不认可，最后，在国务院领导干预下，北京市才同意以第一调查组的结论结案，但提出有关人员不再重新处理(此前，有关人员按设备事故进行了处理自然轻得多)。至此，这个拖了三年半的特大事故才终于结案。而那副市长却步步高升，继而任常务副市长，2003年换届时又成为市长。
中国的不少官员都尝到过弄虚作假的甜头并乐此不疲。而中国的老百姓也多次吃过弄虚作假的苦头并对此深恶痛绝。这次北京非典的蔓延再一次充分显示政府提高透明度，使人民享有知情权的重要性，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官员因为缺乏诚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当今社会，不仅需要商业上的诚信，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同样需要政府官员的诚信，只有诚信的官员才会有一个诚信的政府，只有诚信的政府才会有一个诚信的社会。而一个诚信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次北京市市长的落马也反映出我们用人体制和如何建立一个诚信机制的问题如何体现人民的意志，把一个真正对人民负责而具有诚信品质的人选入到领导班子，而不是上面钦定；如何把官员从选举到履职都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民众只有举手的份儿。试想，如果将该市长在“6·27”特大事故处理中的弄虚作假，掩盖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并使之受到惩罚，他这一次还有机会这么做吗?
我们对待从政的官员就应该像国外银行对待借贷人那样，如果该人有诚信不佳的记录，就不予借贷；同样，如果一个官员有诚信不佳的记录，就不能从政。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医务工作者的齐心努力下，现在非典已经真的“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必将战胜这场灾难。阴霾终将过去，我们必将迎来一片湛蓝的晴空。可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如何消除导致北京这次疫病大流行的社会中的病毒，将比这次战胜SARS更有意义。
在这场国人和非典的遭遇战中，数以千计的人和数以百计的医务工作者都被病魔击倒。同时被击倒的还有两位高官，他们不是感染上了SARS病毒，而是因为领导不力，弄虚作假，隐瞒疫情被罢免了职务，这两个人一个是卫生部部长，一个是刚履职两个多月的北京市市长。
当疫情正在全国蔓延并在北京呈急剧上升态势时，那位卫生部长却在电视上信誓旦旦地讲“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4月20日前，北京的非典患者已有数百人之多，而当时北京市却谎报疫情，公布的数字为非典患者37例，死亡4例。当疫情急剧袭来，大敌当前之际，这两位官员却轻描淡写，用谎言编造出天下无忧的康乐景象。这些谎言麻痹了人们的神经，解除了人们的武装，使大家毫无防范，该访友的访友，该聚会的聚会，该旅行的旅行，为非典的蔓延创造了条件。
这种做法贻误了战机，失去了北京把非典控制在始发期的最佳时机，使抗击非典工作陷入严重的被动局面，给人民生命，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严重败坏了政府形象。
这是又一起官出数字闹剧的荒唐上映。
那位曾当过医生的卫生部长因官位而泯灭了一个医生的良知。而那位市长在遭遇重大事件时弄虚作假，隐瞒实情也绝非第一次。
1997年6月27日，也就是香港回归的前3天，北京东方化工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死9人，伤39人，直接经济损失3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几十亿元。由于这起事故发生的时间敏感，且损失巨大，影响极其恶劣。由有关人员组成的专家组经过40多天的调查，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起事故是一起由于错误操作导致的责任事故。然而，当专家组的调查材料呈报到事故调查组组长(就是刚刚丢掉市长乌纱帽的官员，当时的副市长)面前时，这位组长却不同意这个结论，随后，专家组接到上头通知，说专家组的任务只是对乙烯罐进行调查，别的不用管了。
随后，北京市又自己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在有关领导授意下，只用6天的工夫就把一次典型的责任事故变成了设备事故。第一调查组当然不承认这个结论，双方争执不下，一年半后，又成立了第三调查组，对两个调查组的结论进行评判，这个由中科院院士等几位著名专家组成的调查组经过详细的论证后，认为第一调查组的结论是正确的，第二专家组的结论缺乏起码的科学依据，并有作伪证之嫌。然而，那位市长对这个结论仍不认可，最后，在国务院领导干预下，北京市才同意以第一调查组的结论结案，但提出有关人员不再重新处理(此前，有关人员按设备事故进行了处理自然轻得多)。至此，这个拖了三年半的特大事故才终于结案。而那副市长却步步高升，继而任常务副市长，2003年换届时又成为市长。
中国的不少官员都尝到过弄虚作假的甜头并乐此不疲。而中国的老百姓也多次吃过弄虚作假的苦头并对此深恶痛绝。这次北京非典的蔓延再一次充分显示政府提高透明度，使人民享有知情权的重要性，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官员因为缺乏诚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当今社会，不仅需要商业上的诚信，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同样需要政府官员的诚信，只有诚信的官员才会有一个诚信的政府，只有诚信的政府才会有一个诚信的社会。而一个诚信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次北京市市长的落马也反映出我们用人体制和如何建立一个诚信机制的问题如何体现人民的意志，把一个真正对人民负责而具有诚信品质的人选入到领导班子，而不是上面钦定；如何把官员从选举到履职都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民众只有举手的份儿。试想，如果将该市长在“6·27”特大事故处理中的弄虚作假，掩盖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并使之受到惩罚，他这一次还有机会这么做吗?
我们对待从政的官员就应该像国外银行对待借贷人那样，如果该人有诚信不佳的记录，就不予借贷；同样，如果一个官员有诚信不佳的记录，就不能从政。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医务工作者的齐心努力下，现在非典已经真的“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必将战胜这场灾难。阴霾终将过去，我们必将迎来一片湛蓝的晴空。可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如何消除导致北京这次疫病大流行的社会中的病毒，将比这次战胜SARS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