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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必须遵照原作者的思想意图，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内容与风格，且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解构主义概念的提出，彻底颠覆了这一理论传统。本文通过对解构主义理论的阐述，总结了其对传统翻译理论三个方面的影响，并结合这些影响，进一步探讨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进步性与不足之处。
【关键词】解构主义 传统翻译理论 影响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也谓之后结构主义，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思想动荡的法国，其反传统、反权威、反结构、反理性的观点一经提出，便深入人心，从哲学领域发展到政治、文化、文学、艺术乃至翻译等诸多领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构主义运动。
之前，结构主义者主张有一个超然结构决定符号的意义，作为意义的根据或中心，也就是说语言表达之前先有已预设的内在意义，其先于语言并通过语言这种外在形式得以表达，这就是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主义对其进行了批判，否认了“逻各斯中心”的存在和意义的确定性，并要求解构这种封闭的“以意义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结构。1967年，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语音与现象》、《文字与差异》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解构主义理论正式确立起来。之后，他把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并认为两者密切关联，在他看来，语言符号内部的所指或能指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并且是分裂的，符号的意义就在这种差异中体现进而不断扩张，导致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意义就是开放的、多元而不确定的无中心的系统。
一、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影响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以“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和反中心”的特点完全颠覆了传统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和主张，对原文与译文及作者与译者关系、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等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对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关系的影响。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原作者是主宰作品文本意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赋予文本一个固定不变的、超验的意义，译者必须严格遵循原作者的思想意图，且准确无误地将原作的内容传达到译文中。当时，英国翻译理论家德莱顿就把译者比作奴隶，认为奴隶只能为作者主人而劳作。然而，这种作者和原作的权威性却遭到了解构主义的质疑和挑战。解构主义最早阐述者德国翻译理论家本雅明在其著作《译者的任务》中用容器的碎片的比喻来阐述作者与译者、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他认为原作和译作犹如容器的碎片，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碎片粘合成容器，此时并不是要找相同的碎片，而是要让其彼此相互吻合。可见，形式大于意义，译文不再是原文的附庸，译作与原作享有同样的地位。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阅读中读者与文本不断接触、碰撞的产物，因此他们宣称作者已经死了，是译者和译文不断赋予原文生命，使其得以延续下去。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下，译文不再屈从于原文，且获得与原文同等的地位和待遇，作者的权威也就此消解，长久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打破，由此，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处在一种共生、平等的关系之中。
2.对翻译标准的影响。传统翻译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有一个终极意义，译文必须完全忠实于原文，完全复写出原作思想，对翻译者来说，就是将原文所承载的意义尽可能完整地转换到译文中。解构主义对这一“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其中德里达创造性的发明了一些术语，如“延异”、“播撒”等。以“延异”为例，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区别、区分、差异；二是指拖延、推迟。前者着重指空间上的不同，而后者则侧重时间上的差异。一个词意的产生不在于该词本身，而在于它与其它词对比后所产生的差异，而它词作为一词对比的参照物是无限多样的，它们的差异关系也是多样的，因此，一词的意义是不确定性，即最终意义处在不断被拖延的状态。“播撒”是指意义就像播种人抓起一把种子，可以向四处播撒，没有统一的方向，也没有固定的意义。按此推论，原作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的范围，不断变动，没有终极意义，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忠实的翻译标准。
3.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传统的翻译采用的一直是通顺的翻译策略，“归化”占主导地位，随着解构主义理论的兴起，这种归化式翻译理论遭到了以韦努蒂为代表的一批深受解构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的批判。他认为归化翻译就是把英语中透明话语的限制强加在每一种外国文化上，以符合英语文化的规范。这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其目的是对外国文本进行文化侵略。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韦努蒂认为译者隐身的实质是自我消灭，译者自觉地按照译文流畅透明的要求看待并从事翻译，则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经过归化翻译这一改写，让译文产生透明的幻觉，似乎译文具有和原文等值的效果，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塞入外来文本，让本国读者产生一见如故的感觉，自我陶醉在本国文化的优越感之中。因此，韦努蒂提倡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意识地采取不通顺的“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保留原文的他国文化，以此来抵御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弱势文化的侵略。只有这样，外国文本才会受到尊重，处于边缘地位的思想文化才会从译语文化中解放出来，促进各种文化的交流。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解构主义者的观点，即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
二、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启示与反思
解构主义翻译观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已成定势的认识，带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首先，解构主义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翻译理论中，忠实于作者及原作的思想内容是至高无上的准则，而解构主义翻译观不唯“忠实”而论，提倡要将更多其它因素考虑在内，从而引发了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我们要学习的正是解构主义这种开放性的思维。其次，它为弱势文化争取了话语权。如今，英语和英语国家文化在世界语言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迫使其它语言和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和边缘化。而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提出鼓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竭力降低英语对其它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促进弱势语言和文化的输出及发展。最后，为改善翻译和译者的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解构主义翻译观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翻译的作用和影响显著增强，并且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译者的地位提高，带动了他们翻译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优秀译文的产生。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质疑和挑战虽有合理之处，但也有一些偏颇与不足。解构主义翻译观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必然导致翻译的标准多元化，给那些乱译、滥译提供理由和借口。而且，解构主义者宣称要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但是他们却在翻译策略中推崇异化，这是不是有些自相矛盾。直到最后，解构主义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无法指导翻译实践。
总之，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既要走出传统框架的束缚，超越和发展前人的观点，又要吸取传统中有价值的思想作为营养，不能完全舍弃传统。而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的影响为我们今后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因此，在肯定解构主义为传统翻译理论带来新鲜活力，提供崭新思维角度的同时，我们也要避免解构主义的消极影响，冷静对待，切莫一味追随，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能不断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Culler， Jonathan.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关键词】解构主义 传统翻译理论 影响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也谓之后结构主义，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思想动荡的法国，其反传统、反权威、反结构、反理性的观点一经提出，便深入人心，从哲学领域发展到政治、文化、文学、艺术乃至翻译等诸多领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构主义运动。
之前，结构主义者主张有一个超然结构决定符号的意义，作为意义的根据或中心，也就是说语言表达之前先有已预设的内在意义，其先于语言并通过语言这种外在形式得以表达，这就是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主义对其进行了批判，否认了“逻各斯中心”的存在和意义的确定性，并要求解构这种封闭的“以意义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结构。1967年，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语音与现象》、《文字与差异》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解构主义理论正式确立起来。之后，他把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并认为两者密切关联，在他看来，语言符号内部的所指或能指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并且是分裂的，符号的意义就在这种差异中体现进而不断扩张，导致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意义就是开放的、多元而不确定的无中心的系统。
一、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影响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以“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和反中心”的特点完全颠覆了传统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和主张，对原文与译文及作者与译者关系、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等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对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关系的影响。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原作者是主宰作品文本意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赋予文本一个固定不变的、超验的意义，译者必须严格遵循原作者的思想意图，且准确无误地将原作的内容传达到译文中。当时，英国翻译理论家德莱顿就把译者比作奴隶，认为奴隶只能为作者主人而劳作。然而，这种作者和原作的权威性却遭到了解构主义的质疑和挑战。解构主义最早阐述者德国翻译理论家本雅明在其著作《译者的任务》中用容器的碎片的比喻来阐述作者与译者、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他认为原作和译作犹如容器的碎片，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碎片粘合成容器，此时并不是要找相同的碎片，而是要让其彼此相互吻合。可见，形式大于意义，译文不再是原文的附庸，译作与原作享有同样的地位。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阅读中读者与文本不断接触、碰撞的产物，因此他们宣称作者已经死了，是译者和译文不断赋予原文生命，使其得以延续下去。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下，译文不再屈从于原文，且获得与原文同等的地位和待遇，作者的权威也就此消解，长久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打破，由此，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处在一种共生、平等的关系之中。
2.对翻译标准的影响。传统翻译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有一个终极意义，译文必须完全忠实于原文，完全复写出原作思想，对翻译者来说，就是将原文所承载的意义尽可能完整地转换到译文中。解构主义对这一“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其中德里达创造性的发明了一些术语，如“延异”、“播撒”等。以“延异”为例，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区别、区分、差异；二是指拖延、推迟。前者着重指空间上的不同，而后者则侧重时间上的差异。一个词意的产生不在于该词本身，而在于它与其它词对比后所产生的差异，而它词作为一词对比的参照物是无限多样的，它们的差异关系也是多样的，因此，一词的意义是不确定性，即最终意义处在不断被拖延的状态。“播撒”是指意义就像播种人抓起一把种子，可以向四处播撒，没有统一的方向，也没有固定的意义。按此推论，原作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的范围，不断变动，没有终极意义，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忠实的翻译标准。
3.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传统的翻译采用的一直是通顺的翻译策略，“归化”占主导地位，随着解构主义理论的兴起，这种归化式翻译理论遭到了以韦努蒂为代表的一批深受解构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的批判。他认为归化翻译就是把英语中透明话语的限制强加在每一种外国文化上，以符合英语文化的规范。这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其目的是对外国文本进行文化侵略。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韦努蒂认为译者隐身的实质是自我消灭，译者自觉地按照译文流畅透明的要求看待并从事翻译，则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经过归化翻译这一改写，让译文产生透明的幻觉，似乎译文具有和原文等值的效果，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塞入外来文本，让本国读者产生一见如故的感觉，自我陶醉在本国文化的优越感之中。因此，韦努蒂提倡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意识地采取不通顺的“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保留原文的他国文化，以此来抵御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弱势文化的侵略。只有这样，外国文本才会受到尊重，处于边缘地位的思想文化才会从译语文化中解放出来，促进各种文化的交流。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解构主义者的观点，即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
二、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启示与反思
解构主义翻译观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已成定势的认识，带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首先，解构主义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翻译理论中，忠实于作者及原作的思想内容是至高无上的准则，而解构主义翻译观不唯“忠实”而论，提倡要将更多其它因素考虑在内，从而引发了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我们要学习的正是解构主义这种开放性的思维。其次，它为弱势文化争取了话语权。如今，英语和英语国家文化在世界语言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迫使其它语言和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和边缘化。而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提出鼓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竭力降低英语对其它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促进弱势语言和文化的输出及发展。最后，为改善翻译和译者的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解构主义翻译观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翻译的作用和影响显著增强，并且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译者的地位提高，带动了他们翻译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优秀译文的产生。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质疑和挑战虽有合理之处，但也有一些偏颇与不足。解构主义翻译观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必然导致翻译的标准多元化，给那些乱译、滥译提供理由和借口。而且，解构主义者宣称要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但是他们却在翻译策略中推崇异化，这是不是有些自相矛盾。直到最后，解构主义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无法指导翻译实践。
总之，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既要走出传统框架的束缚，超越和发展前人的观点，又要吸取传统中有价值的思想作为营养，不能完全舍弃传统。而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的影响为我们今后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因此，在肯定解构主义为传统翻译理论带来新鲜活力，提供崭新思维角度的同时，我们也要避免解构主义的消极影响，冷静对待，切莫一味追随，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能不断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Culler， Jonathan.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