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在北京接受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她在奖金支票背面亲笔批示：“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
　　10万卢布，在20世纪50年代，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一个中央机关干部工作160年的总收入。60多年过去了，当年宋庆龄捐出的10万卢布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宋庆龄主席家吃年夜饭

　　1979年1月26日，是小年夜。傍晚五点，我们一行来到宋庆龄寓所。我们站在进门的门厅里，只见宋庆龄从楼上下来，大家一起进入客厅，正副秘书长与宋庆龄一起在沙发坐下，其他人在吃饭的长桌边坐下，李家炽也在座。连宋庆龄一共10人。见面后没怎么寒暄，也未作介绍。宋庆龄与沈粹缜、陈维博、吴之恒早已认识，十分熟悉，只是第一次见我，但并没有初次见面的陌生感觉。我猜想，当初市委报给宋庆龄的履历里，可能附有我的照片。
　　入座后，我开门见山，汇报说，目前中国福利会职工住房困难，可否动用账户上剩余的约30万元捐款建造职工宿舍。宋庆龄听后立即点头答应，非常爽快地说，好的，你们打个报告，我批一下。然后就入座吃饭了。
　　宋庆龄家的客厅与餐厅连着，一边还连着厨房的小窗。入座后才发现坐不下，于是有两人坐在旁边的茶几边上就餐。好像是刘影与一个女同志，韩波还是何畏记不清了。饭很简单，没有酒和饮料，是厨房自做的，从小窗里传来。具体吃些什么已不记得，每人一份，类似西餐。吃饭时间不长，很早结束。 　　离开宋庆龄寓所，大家十分高兴。回去后很快起草报告送呈，宋庆龄也很快批准了报告。整个过程不到一周。
　　不久，宋庆龄主席派人送来四瓶葡萄酒分给我们四位秘书长。四瓶酒四个牌子，都不一样。我请其他三人先挑，剩下的一瓶给我。宋庆龄送的酒，我一直没舍得喝，精心珍藏至今。
　　回想起来，这是宋庆龄生前最后一次回上海，也是她最后一次在家招待中国福利会的工作班子。正是在此次便宴上，她为中国福利会职工解决了一件大难事。中国福利会有史以来自己造的第一幢职工宿舍楼，共6层，每层5户，总计30户，1500平方米，解决了一大批重要业务骨干的住房难题。
　　今天的老职工提及当年分得住房的情景还十分感慨。那时，保健院的主任级医生大多数一家四口挤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很多大龄青年职工，因为无房而不能结婚。不少业务骨干，也因为住房的问题而无法安心工作。保健院的妇科主任翁仲颖医生，一家四口，一双儿女都已成年，住房十分困难。多家医院来找他，承诺只要他调去工作，就给他一套住房。保健院的业务副院长、老专家陈美朴的住房也只有10平方米。因此，当建造职工宿舍的消息传开后，职工们十分兴奋。
　　那时上海的宿舍楼多为一居室，而我们决定超前设计建造，宿舍楼全部为两居室住房，每层还有一套为两室半住房，即两室一厅。记得设计图纸几经修改，力争让职工满意。这幢职工宿舍的地段也好，处于市中心，就在福利会托儿所与儿童艺术剧院之间的空地上，距离各基层单位都很近，多数职工可以步行上下班。当时距离最远的单位保健院，骑自行车也不过10分钟。

　　第一批入住的全部是中国福利会的业务骨干，有少年宫的正副主任，保健院的副院长、老专家和各科主任，以及儿童艺术剧院的院长及名演员刘安古、刘子枫、顾帼一、战车等，还有儿童时代社的画家、编辑与幼托单位的教师。
　　职工们入住时欢天喜地的情景令人难忘。但是直至今日，大家并不知道此楼所用的是什么款项，只知道是经宋庆龄主席批准为职工建造的令大家满意的宿舍楼。
　　可惜的是，建楼的过程过于漫长。当楼房竣工可以入住时，已是1983年的春天。宋庆龄却已于1981年5月永远离开了大家。
　　一笔国际和平奖金，宋庆龄总共派了两个用途，一大一小，解决的都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体现了宋庆龄对人民群众的关心与热爱。（编辑 姚建萍）
　　（作者朱可常曾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兼副秘书长，沈海平是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