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昔与未来：总统竞选期间与其后的美国对华态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时殷弘
　　本文节选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1期
　　应当肯定，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在颇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因而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与适当调整至关重要。
　　与彼此武力威慑升级、军事反应升级相伴，中美两国目前从各自完全相反的立场和“道德高地”出发强烈谴责对方，要求对方做整系列甚或全系列的根本让步。在拜登政府时期，应当争取停止这种状况，由中国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从事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谈判，并将大致一切可能的较小或微小的彼此妥协当作分支性努力，服务于维持这项根本的共同利益。
　　就中国而言，根本的目标至少须包括：第一，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军事收缩，在南海、台湾和军备竞争方面，以此作为较经久地摆在桌面上的、促使拜登政府迟早相应地收缩的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两国新的战略稳定，并且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争取国际社会其他尽可能多的国家的较多理解和同情；第二，总的来说，一段时期里坚决不与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发生对抗，对其反华行为一般需坚毅地忍耐，以利目前时期里特别重要的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争取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特别是经足够和及时的彼此妥协和具体安排，切实地维持和发展与欧盟、东盟及韩国的合作互利关系。
　　当前，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牢牢记住和反复提醒自己两条：中国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并且最惯于凶狠地以系列行动展示帝国主义霸权意志的美国，与之经久斗争和周旋实在殊为不易，因而这样的一线对手只能有一个；在当今和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中国和所有其余大国都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除了绝对必需和迫不得已都难以承担流血伤亡的高昂成本，而且各国都有大量国内困难和国内任务要优先处理，因而只要确信对方退一个台阶，就宁愿自己也退一个台阶。

小心翼翼的行动者：社区治理的内卷化叙事—以S市Y区“睦邻门”案例为例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韩志明本文节选自《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12期
　　在城市社区的舞台上，多元参与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常态。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小心翼翼已经成为多元行动者的基本特点，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卷化含义，兼具积极和消极的后果。

　　其次，“两论”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财政理论如何看待和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两论”争议皆直接间接地涉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公共财政论集中反映和研究了这一问题，诸如两者之间的边界划分等，则是其典型。在市场和政府关系中，政府失效是症结问题。就市場而言，真正对它具有致命和否定威胁的只有政府。换言之，政府对市场的危害，才是最大和最根本的“政府失效”。总之，没有“政府失效”的根本克服，就没有市场经济。即使这样，在市场经济不断健全完善的数百年中，政府挣脱市场束缚、违背市场意愿行事的事例仍然不是少数，即“政府失效”始终是一个现实存在，仍然需要市场去约束和控制。而中国正处于健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如何防止和避免政府失效，还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市场失效”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和症结，从来都是政府，都是政府是否愿意、是否能够按照市场的要求自我革命的问题。在中国，市场天生患有软骨病，缺乏自我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体制形态的能力与力量。计划经济时期对市场因素的否定是极为有力的，因为这是强大的政权力量的作用；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因素和市场体系的蓬勃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初步建立”，也完全是政府批准和支持的产物，或者说是政府对市场培育和推动的结果。4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能改什么，能走多远，从根本上看仍然是政府作用的结果，而健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政治决议的要求和决定。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制度，仍然有种种缺陷和不足。
　　再次，“两论”争议的深层问题是公共财政论是否成立的问题。“两论”是“公共财政论”的理论基石，对这两个理论的否定，就抽空了公共财政论的根基，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公共”财政论。西方财政学之所以一开始就全力以赴、一环扣一环地描述和论证市场失效、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问题，就因为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具体分析、概括与总结，系统地总结了财政的“公共性”，给出了市场经济下政府和财政的活动领域、作用范围、运行方式、运行机理以及基本特征等，对此时的财政是“公共”性质的财政做了最基础和系统的肯定与论证。一旦这几个理论被否定，也就谈不上什么“公共”财政及其理论了，由此形成的新理论，不管冠以什么名称，都不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和财政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