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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位朋友姓馀，有人将他的姓氏字“馀”写作“余”。他不意，指出：“我姓这个ｙú，不姓那个ｙú，两字同音不同姓。”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馀”是“餘”的简体，从食，余声，《说文解字》：“饶也。”本义是丰足。作剩解，作后解，作数量零头解，简化字以同音字代替写作“余”。由于“馀”与“余”词义本不相同，在使用上，在理解上，往往混淆。比如，毛泽东《沁园春·雪》词：“望长城内外唯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如果将“馀”写成“余”，岂不大谬。因此，《简化字总表》在“余”字下加了一条注释：“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馀。”作为姓氏字，“馀”与“余”有区别，不可以“余”代“馀”。“余”是常见姓氏字，《百家姓》收录，“馀”是罕见姓氏字，《续百家姓》收录。晋有馀頠；后燕有馀蔚。
由此，笔者想到，在同音(或音近)代替的简化字中，作为姓氏字使用时，如果繁简二体是不同姓，应该区别，避免混淆。仅举几例：
“於”简化以“于”代替。这两个字历史久远，甲骨文中均已出现，只是古音不同——“於”与“乌”同字。作为虚词，古今通用，都读ｙú。作为姓氏字，“於”读ｙū，“于”读ｙú。《百家姓》收录“於”和“于”这两个不同姓氏字。明代有於竹屋、于谦，二人不同姓。
“範”简化以“范”代替。这两个字读音虽相同，本义却不同，而且是两个不同的姓氏字。汉代有範依、范滂，二人不同姓；宋代有範显、范仲淹，二人不同姓。“範”作姓氏字用，部件“車”可简化为“车”。
“幹”简化以“干”代替。这两个字不仅本义不同，读音也不同。作为姓氏字，“幹”读ɡàｎ，宋代有幹道冲，元代有幹勒忠；“干”读ɡāｎ，东晋有干宝。
属于上述情况的还有：“後”简化以同音字“后”代替；“後”与“后”不同姓。“徵”简化以同音字“征”代替；“徵”与“征”不同姓。“醜”简化以同音字“丑”代替；“醜”与“丑”不同姓。“鬥”简化以音近字“斗”代替；“鬥”(ｄòｕ)与“斗”(ｄǒｕ)不同姓。等等。
还有一种情况更值得一说，这就是违背国家公布的简化字使用的规范性，随意以同音字代替姓氏字，名为“俗写”，实为误写。比如：
以“付”代“傅”。这是两个不同的姓氏字，以明代为例，御史付吉与颖国公傅友德，二人不同姓。
以“肖”代“萧”。“萧”是“蕭”的简化字，读ｘｉāｏ，本义植物艾蒿。“肖”读ｘｉàｏ，从肉，小声，本义形体容貌相似。这是两个不同姓氏字。“萧”是常见姓氏字，《百家姓》收录；“肖”是另一个姓氏字，《续百家姓》收录。明代有人名肖靖，“褒城人，宣德中解元。”(见明凌迪知《万姓统谱》)
以“豆”代“窦”。“窦”是“竇”的简化字，作为姓氏字，《百家姓》收录。“豆”是另一个姓氏字，《续百家姓》收录。东汉外戚窦武与关内侯豆如意，二人不同姓。
以“兰”代“蓝”。“兰”是“蘭”的简化字；“蓝”是“藍”的简化字。这两个形声字的本义是指两种不同类的植物。作为姓氏不同源，“蓝”，《百家姓》收录，“兰”，《续百家姓》收录。
以上仅是举例。在姓氏字中，随意以同音字代替，这在诸多媒体上屡见不鲜。2007年4月25日，某报披露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对全国户籍人口的一项统计，我国姓氏排座次前100位中有“肖”、“付”两姓而无“萧”、“傅”两姓。同版“相关连接”又刊登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研究资料，我国姓氏排座次前100位中有“萧”、“傅”两姓而无“肖”、“付”两姓。这实在令人迷惑不解。
也许有人会说，姓，只不过是某一氏族或家族共同使用的标志性符号，何必如此咬文嚼字斤斤计较？其实不然。
我国是世界最早使用姓的国家，大约在5000年前，姓就被确定为世袭，由男系传递(自然是进入父系社会，至于有人从母姓另当别论)。这比“老外”早多了，比如，日本，公元5世纪晚期才产生姓，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至今不足500年。有些国家使用姓更晚，拿土耳其来说吧，1935年才以法律形式规定人人必须有姓。
国家为什么要以法律形式规定公民使用姓？为什么不准随便改变姓？为什么书写姓氏字要准确无误？这不单纯如古人所说是为了“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班固《白虎通·姓名》)，而是文明社会使然。理由有二：
一、姓氏，涉及多边科学，如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等等。就拿遗传学来说吧，现在中国人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这种源远流长的姓氏，包含了丰富的群体遗体学信息。
二、姓氏字是否准确无误，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关系重大，如户籍管理、刑案侦破、人名检索、史地考查、出版印刷、社会交际等，无一不与姓氏字有关。
由此论断，有些姓氏字由于采用同音替代方式简化从而造成异姓混乱，这种现象，理应杜绝。姓氏字准确性、规范性关系重大，不可等闲视之。
(通讯地址：054000 河北邢台市达活泉东园林小区馨园16-301)
“馀”是“餘”的简体，从食，余声，《说文解字》：“饶也。”本义是丰足。作剩解，作后解，作数量零头解，简化字以同音字代替写作“余”。由于“馀”与“余”词义本不相同，在使用上，在理解上，往往混淆。比如，毛泽东《沁园春·雪》词：“望长城内外唯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如果将“馀”写成“余”，岂不大谬。因此，《简化字总表》在“余”字下加了一条注释：“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馀。”作为姓氏字，“馀”与“余”有区别，不可以“余”代“馀”。“余”是常见姓氏字，《百家姓》收录，“馀”是罕见姓氏字，《续百家姓》收录。晋有馀頠；后燕有馀蔚。
由此，笔者想到，在同音(或音近)代替的简化字中，作为姓氏字使用时，如果繁简二体是不同姓，应该区别，避免混淆。仅举几例：
“於”简化以“于”代替。这两个字历史久远，甲骨文中均已出现，只是古音不同——“於”与“乌”同字。作为虚词，古今通用，都读ｙú。作为姓氏字，“於”读ｙū，“于”读ｙú。《百家姓》收录“於”和“于”这两个不同姓氏字。明代有於竹屋、于谦，二人不同姓。
“範”简化以“范”代替。这两个字读音虽相同，本义却不同，而且是两个不同的姓氏字。汉代有範依、范滂，二人不同姓；宋代有範显、范仲淹，二人不同姓。“範”作姓氏字用，部件“車”可简化为“车”。
“幹”简化以“干”代替。这两个字不仅本义不同，读音也不同。作为姓氏字，“幹”读ɡàｎ，宋代有幹道冲，元代有幹勒忠；“干”读ɡāｎ，东晋有干宝。
属于上述情况的还有：“後”简化以同音字“后”代替；“後”与“后”不同姓。“徵”简化以同音字“征”代替；“徵”与“征”不同姓。“醜”简化以同音字“丑”代替；“醜”与“丑”不同姓。“鬥”简化以音近字“斗”代替；“鬥”(ｄòｕ)与“斗”(ｄǒｕ)不同姓。等等。
还有一种情况更值得一说，这就是违背国家公布的简化字使用的规范性，随意以同音字代替姓氏字，名为“俗写”，实为误写。比如：
以“付”代“傅”。这是两个不同的姓氏字，以明代为例，御史付吉与颖国公傅友德，二人不同姓。
以“肖”代“萧”。“萧”是“蕭”的简化字，读ｘｉāｏ，本义植物艾蒿。“肖”读ｘｉàｏ，从肉，小声，本义形体容貌相似。这是两个不同姓氏字。“萧”是常见姓氏字，《百家姓》收录；“肖”是另一个姓氏字，《续百家姓》收录。明代有人名肖靖，“褒城人，宣德中解元。”(见明凌迪知《万姓统谱》)
以“豆”代“窦”。“窦”是“竇”的简化字，作为姓氏字，《百家姓》收录。“豆”是另一个姓氏字，《续百家姓》收录。东汉外戚窦武与关内侯豆如意，二人不同姓。
以“兰”代“蓝”。“兰”是“蘭”的简化字；“蓝”是“藍”的简化字。这两个形声字的本义是指两种不同类的植物。作为姓氏不同源，“蓝”，《百家姓》收录，“兰”，《续百家姓》收录。
以上仅是举例。在姓氏字中，随意以同音字代替，这在诸多媒体上屡见不鲜。2007年4月25日，某报披露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对全国户籍人口的一项统计，我国姓氏排座次前100位中有“肖”、“付”两姓而无“萧”、“傅”两姓。同版“相关连接”又刊登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研究资料，我国姓氏排座次前100位中有“萧”、“傅”两姓而无“肖”、“付”两姓。这实在令人迷惑不解。
也许有人会说，姓，只不过是某一氏族或家族共同使用的标志性符号，何必如此咬文嚼字斤斤计较？其实不然。
我国是世界最早使用姓的国家，大约在5000年前，姓就被确定为世袭，由男系传递(自然是进入父系社会，至于有人从母姓另当别论)。这比“老外”早多了，比如，日本，公元5世纪晚期才产生姓，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至今不足500年。有些国家使用姓更晚，拿土耳其来说吧，1935年才以法律形式规定人人必须有姓。
国家为什么要以法律形式规定公民使用姓？为什么不准随便改变姓？为什么书写姓氏字要准确无误？这不单纯如古人所说是为了“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班固《白虎通·姓名》)，而是文明社会使然。理由有二：
一、姓氏，涉及多边科学，如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等等。就拿遗传学来说吧，现在中国人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这种源远流长的姓氏，包含了丰富的群体遗体学信息。
二、姓氏字是否准确无误，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关系重大，如户籍管理、刑案侦破、人名检索、史地考查、出版印刷、社会交际等，无一不与姓氏字有关。
由此论断，有些姓氏字由于采用同音替代方式简化从而造成异姓混乱，这种现象，理应杜绝。姓氏字准确性、规范性关系重大，不可等闲视之。
(通讯地址：054000 河北邢台市达活泉东园林小区馨园16-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