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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以为，娱乐化的史学叙事必定能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宫廷戏“正说”，有多正？
从前宫廷戏最喜欢拿清代说事。顺治因为汉族美女董小婉出家的故事，康熙的出身之谜，雍正帝位的合法性，他的暴死，乾隆下江南的风流韵事连带统治术（平衡以和珅、刘墉、纪晓岚为代表的臣子的技巧），光绪及其母亲慈禧太后的悲剧，末代皇帝宣统的前半生……戏说完了正说，正说完了戏说，产生了不计其数的电视剧。从娱乐匮乏到娱乐至死，都和清宫戏脱不了干系。老百姓津津乐道，到了21世纪，清代宫廷轶事普及的程度，和白蛇传这样的民间传说已差不多。
以“戏说”为特征的清宫戏，有一种低龄和反智的倾向。琼瑶女士的清宫剧《还珠格格》是最好的代表。低龄和反智也是眼下电视娱乐的一般特征，最火热的选秀节目都从琼瑶剧中吸收了营养，这是清宫戏对中国娱乐产业的巨大贡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戏说”突然从一个中性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宫廷戏，尤其是清宫戏太泛滥了，很多人，尤其是自认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一部分电视观众，腻歪坏了。电视剧编剧想出一辙。于是贬抑“戏说”，提倡“正说”，常常听到他们阐述编剧思路时，冒出一些讽世之说。好像人心大坏了，正需要电视剧的匡扶。宫廷戏的重点从爱情转移到了权力，挑选演员的趣味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一些大眼睛的男女小孩都渐渐销声匿迹，长胡子的形象渐渐占据了电视荧屏。
衡量宫廷戏匡扶人心的业绩标准，还是收视率。汉武帝的“盛世”和“武功”，正中愤青之意，有一段时间，网上常常看得到“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叫嚣。可惜生命力不长，甚至比不上唐宫廷戏的持久不衰。武则天的故事毕竟深入人心，她的权力生涯和后宫生活千百年来都是观众臆想的中心。围绕这一点，后来产生了《大明宫词》这样据说是莎剧风格的唐朝时装剧，还有狄仁杰探案一类的悬疑剧。前者满足了一小部分人对电视剧品位的苛求，后者满足了大部分人对剧情的渴望。
尽管“正说”了，我们都知道，宫廷戏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和所有电视剧一样，宫廷戏的本质是娱乐。低龄和反智是一种痒处，严肃和正说是另一种痒处。不看电视剧，对大多数温饱之后的国民追求的有品质的生活，并没有影响。更何况，古装泛滥的电视，总是让人沮丧的。从清宫到唐宫汉宫，到底有多少区别呢——这顶多说明我们的当代生活太紧张，太现实，缺乏可以娱乐的元素罢了。
娱乐化的票友史学
《大明王朝》是明朝宫廷戏，自然也是强调“正说”，据说在反腐方面还格外有道德寄托。我不知道有多少官员每夜守着湖南卫视接受道德教育，更不知道这种教育的成效如何。不出意外的话，我想，应该都很有限。
相比较而言，明史票友们治史的成果，比明朝宫廷戏的教诲价值要大得多。今时今日，但凡识几个字，还在追求上进的文科青年，大抵都知道“十年砍柴”、“当年明月”这样的网名，更努力时髦一点的，可能还读过他们的书。据说《明朝那些事》、《皇帝、文臣和太监》和《帝国政界往事》这些史学票友的著作，销量都颇可观——虽然赶不上《品三国》、《论语心得》一类大红大紫，和学院派明史著作而言，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票友治史渐成规模是这几年以来的事情。多年以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股市操盘手姜鸣写过一本晚清海军史——《龙旗飘扬的舰队》，曾经很是轰动。这部著作其实很专业，很学院；轰动之处在于票友操刀，而且有功力，有见地，出乎很多学院史学学者的意料。票友治史的另一个先行者是《炎黄春秋》的主编吴思，恰好也是颇有斩获的股民。记者出身的吴思不甘传统大报的沉闷生活，早早退出体制，一边炒股一边写小说，闲来写一些读史的心得，不管是《潜规则》还是《血酬定律》，都独辟蹊径，有所发现，激励了许多后学。
中国古代治史的主流是史官的著述。因为涉及到对权力的评价，著史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史官某种程度上有世袭的性质（司马迁的父亲也是史官），他们秉笔直书的动力，一部分来源于家族信誉。权力至高如皇帝者想干预历史的书写，有时候也不得不受到史官家族传统的抵制。因为这个原因，司马迁受了腐刑的羞辱，但不愿意自杀，他要完成《史记》。他笔下的汉武帝形象自然不大妙，但是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
治史从国家权力解放出来之后，民间学者也著史，然而危险的程度并没有稍减；清人治《明史》曾经引发了牵连广泛的文字狱，就是一例。皇权覆灭之后，治史的权力从国家机器过渡到了研究机构。史学在学科分类中属于基础性的人文学科。治史是一种专门的学问，需要长期的学术训练。政治权力变成了一种知识权力。平常人等，仍然被排除在了史学的门外。
票友治史的出现，说明跻身学院不再是研究历史必不可缺的条件。史学票友们自然是很强调写作的娱乐性的，和学院史学相比，这是票友们的强项。他们用娱乐化的叙事赢得了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说，票友治史和百家讲坛属于同一种性质。票友们的成果大抵类似读史心得一类，也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但对有些温饱之余仍在追求有品质的生活的读者来说，他们打算增进一点历史知识的时候，总算是多了一种选择。
票友为何热衷明史？
清宫戏在宫廷戏里面一枝独秀，票友治史也有侧重，明史就是眼下的热点。
从前的知识分子，对明朝向来是不大佩服的，尽管文官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朝代，但一般认为，流民建立的明朝，其统治者也有鲜明的反智倾向。
朱元璋发明了一种羞辱性的刑罚，大臣触怒皇帝，动辄被扒去官服，交由太监打屁股，称作“廷杖”。明太祖“以重典驭臣下”，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他为了“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不惜采取“恐怖政治”：“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4次，时在公元1376年至1393年之间，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地……”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称明太祖其人“自私惨刻”，“不仅大权独揽，而且小权也要独揽”。为了巩固皇权，对开国功臣大加杀戮。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以“擅权植党”被处死，“胡党”被安上“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开国功臣及其家属前后被株连有3万多人。
樊树志认为，特务政治也是朱元璋的一大创举。尽管有都察院负责监察官员，明太祖又另设检校和锦衣卫，直接对皇帝负责，监视官员一举一动。“胡惟庸案”之后13年，锦衣卫指认大将军蓝玉谋反，连坐处死者达1．5万人之多，将朝中将领几乎一网打尽。
明太祖的残忍刻毒，一部分变成了朱氏王朝的集体性格。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中说，“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所有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必要时也可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朝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很多谏言的大臣是被廷杖而死的。受刑者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毙命，朱元璋和他的子孙最喜用廷杖来惩治违背皇帝意志的官员。明武宗朱厚照一次廷杖大臣30名，打死或伤重不治者11人之多。他的堂弟、《大明王朝》的主角嘉靖皇帝朱厚熜也曾一次拘禁大臣134名，其中16人死于廷杖。
对历史学家来说，明朝皇帝不仅凶残，而且喜欢毁灭历史证据，掩盖真相。黄仁宇又说，但凡牵连广泛的大案，“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明代的专制尽管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但惨案发生的时候，史官不敢实录，法令严峻，民间也不敢记载，历史的真相就渐渐消埋。
明代的历史因此极其曲折。从皇室到文官集团，常有血腥的权力斗争。黄仁宇称明代治国重道德而不重技术，尽管有郑和下南洋的壮举，但是整体却停滞不前。令人扼腕的是，这个时代的欧洲正经历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浪潮，欧洲海洋国家控制世界的历史格局，正在形成。
明代成为票友治史的第一选择，曲折的宫廷政治是一方面，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变化是另一方面，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大流行，是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清宫戏实在是太多太滥了。
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宫廷戏普及之前，皇帝家族的生活在普通人看来，是很神秘的，现在固然毫无神秘感可言，但我们又知晓了一些什么呢？电视剧提供的常常是错漏百出的历史知识。对于票友治史，我们也应该留一个心眼，千万不要以为市场利润必然带来学术自由，千万不要以为，娱乐化了的史学叙事，就必定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宫廷戏“正说”，有多正？
从前宫廷戏最喜欢拿清代说事。顺治因为汉族美女董小婉出家的故事，康熙的出身之谜，雍正帝位的合法性，他的暴死，乾隆下江南的风流韵事连带统治术（平衡以和珅、刘墉、纪晓岚为代表的臣子的技巧），光绪及其母亲慈禧太后的悲剧，末代皇帝宣统的前半生……戏说完了正说，正说完了戏说，产生了不计其数的电视剧。从娱乐匮乏到娱乐至死，都和清宫戏脱不了干系。老百姓津津乐道，到了21世纪，清代宫廷轶事普及的程度，和白蛇传这样的民间传说已差不多。
以“戏说”为特征的清宫戏，有一种低龄和反智的倾向。琼瑶女士的清宫剧《还珠格格》是最好的代表。低龄和反智也是眼下电视娱乐的一般特征，最火热的选秀节目都从琼瑶剧中吸收了营养，这是清宫戏对中国娱乐产业的巨大贡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戏说”突然从一个中性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宫廷戏，尤其是清宫戏太泛滥了，很多人，尤其是自认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一部分电视观众，腻歪坏了。电视剧编剧想出一辙。于是贬抑“戏说”，提倡“正说”，常常听到他们阐述编剧思路时，冒出一些讽世之说。好像人心大坏了，正需要电视剧的匡扶。宫廷戏的重点从爱情转移到了权力，挑选演员的趣味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一些大眼睛的男女小孩都渐渐销声匿迹，长胡子的形象渐渐占据了电视荧屏。
衡量宫廷戏匡扶人心的业绩标准，还是收视率。汉武帝的“盛世”和“武功”，正中愤青之意，有一段时间，网上常常看得到“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叫嚣。可惜生命力不长，甚至比不上唐宫廷戏的持久不衰。武则天的故事毕竟深入人心，她的权力生涯和后宫生活千百年来都是观众臆想的中心。围绕这一点，后来产生了《大明宫词》这样据说是莎剧风格的唐朝时装剧，还有狄仁杰探案一类的悬疑剧。前者满足了一小部分人对电视剧品位的苛求，后者满足了大部分人对剧情的渴望。
尽管“正说”了，我们都知道，宫廷戏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和所有电视剧一样，宫廷戏的本质是娱乐。低龄和反智是一种痒处，严肃和正说是另一种痒处。不看电视剧，对大多数温饱之后的国民追求的有品质的生活，并没有影响。更何况，古装泛滥的电视，总是让人沮丧的。从清宫到唐宫汉宫，到底有多少区别呢——这顶多说明我们的当代生活太紧张，太现实，缺乏可以娱乐的元素罢了。
娱乐化的票友史学
《大明王朝》是明朝宫廷戏，自然也是强调“正说”，据说在反腐方面还格外有道德寄托。我不知道有多少官员每夜守着湖南卫视接受道德教育，更不知道这种教育的成效如何。不出意外的话，我想，应该都很有限。
相比较而言，明史票友们治史的成果，比明朝宫廷戏的教诲价值要大得多。今时今日，但凡识几个字，还在追求上进的文科青年，大抵都知道“十年砍柴”、“当年明月”这样的网名，更努力时髦一点的，可能还读过他们的书。据说《明朝那些事》、《皇帝、文臣和太监》和《帝国政界往事》这些史学票友的著作，销量都颇可观——虽然赶不上《品三国》、《论语心得》一类大红大紫，和学院派明史著作而言，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票友治史渐成规模是这几年以来的事情。多年以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股市操盘手姜鸣写过一本晚清海军史——《龙旗飘扬的舰队》，曾经很是轰动。这部著作其实很专业，很学院；轰动之处在于票友操刀，而且有功力，有见地，出乎很多学院史学学者的意料。票友治史的另一个先行者是《炎黄春秋》的主编吴思，恰好也是颇有斩获的股民。记者出身的吴思不甘传统大报的沉闷生活，早早退出体制，一边炒股一边写小说，闲来写一些读史的心得，不管是《潜规则》还是《血酬定律》，都独辟蹊径，有所发现，激励了许多后学。
中国古代治史的主流是史官的著述。因为涉及到对权力的评价，著史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史官某种程度上有世袭的性质（司马迁的父亲也是史官），他们秉笔直书的动力，一部分来源于家族信誉。权力至高如皇帝者想干预历史的书写，有时候也不得不受到史官家族传统的抵制。因为这个原因，司马迁受了腐刑的羞辱，但不愿意自杀，他要完成《史记》。他笔下的汉武帝形象自然不大妙，但是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
治史从国家权力解放出来之后，民间学者也著史，然而危险的程度并没有稍减；清人治《明史》曾经引发了牵连广泛的文字狱，就是一例。皇权覆灭之后，治史的权力从国家机器过渡到了研究机构。史学在学科分类中属于基础性的人文学科。治史是一种专门的学问，需要长期的学术训练。政治权力变成了一种知识权力。平常人等，仍然被排除在了史学的门外。
票友治史的出现，说明跻身学院不再是研究历史必不可缺的条件。史学票友们自然是很强调写作的娱乐性的，和学院史学相比，这是票友们的强项。他们用娱乐化的叙事赢得了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说，票友治史和百家讲坛属于同一种性质。票友们的成果大抵类似读史心得一类，也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但对有些温饱之余仍在追求有品质的生活的读者来说，他们打算增进一点历史知识的时候，总算是多了一种选择。
票友为何热衷明史？
清宫戏在宫廷戏里面一枝独秀，票友治史也有侧重，明史就是眼下的热点。
从前的知识分子，对明朝向来是不大佩服的，尽管文官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朝代，但一般认为，流民建立的明朝，其统治者也有鲜明的反智倾向。
朱元璋发明了一种羞辱性的刑罚，大臣触怒皇帝，动辄被扒去官服，交由太监打屁股，称作“廷杖”。明太祖“以重典驭臣下”，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他为了“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不惜采取“恐怖政治”：“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4次，时在公元1376年至1393年之间，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地……”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称明太祖其人“自私惨刻”，“不仅大权独揽，而且小权也要独揽”。为了巩固皇权，对开国功臣大加杀戮。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以“擅权植党”被处死，“胡党”被安上“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开国功臣及其家属前后被株连有3万多人。
樊树志认为，特务政治也是朱元璋的一大创举。尽管有都察院负责监察官员，明太祖又另设检校和锦衣卫，直接对皇帝负责，监视官员一举一动。“胡惟庸案”之后13年，锦衣卫指认大将军蓝玉谋反，连坐处死者达1．5万人之多，将朝中将领几乎一网打尽。
明太祖的残忍刻毒，一部分变成了朱氏王朝的集体性格。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中说，“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所有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必要时也可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朝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很多谏言的大臣是被廷杖而死的。受刑者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毙命，朱元璋和他的子孙最喜用廷杖来惩治违背皇帝意志的官员。明武宗朱厚照一次廷杖大臣30名，打死或伤重不治者11人之多。他的堂弟、《大明王朝》的主角嘉靖皇帝朱厚熜也曾一次拘禁大臣134名，其中16人死于廷杖。
对历史学家来说，明朝皇帝不仅凶残，而且喜欢毁灭历史证据，掩盖真相。黄仁宇又说，但凡牵连广泛的大案，“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明代的专制尽管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但惨案发生的时候，史官不敢实录，法令严峻，民间也不敢记载，历史的真相就渐渐消埋。
明代的历史因此极其曲折。从皇室到文官集团，常有血腥的权力斗争。黄仁宇称明代治国重道德而不重技术，尽管有郑和下南洋的壮举，但是整体却停滞不前。令人扼腕的是，这个时代的欧洲正经历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浪潮，欧洲海洋国家控制世界的历史格局，正在形成。
明代成为票友治史的第一选择，曲折的宫廷政治是一方面，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变化是另一方面，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大流行，是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清宫戏实在是太多太滥了。
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宫廷戏普及之前，皇帝家族的生活在普通人看来，是很神秘的，现在固然毫无神秘感可言，但我们又知晓了一些什么呢？电视剧提供的常常是错漏百出的历史知识。对于票友治史，我们也应该留一个心眼，千万不要以为市场利润必然带来学术自由，千万不要以为，娱乐化了的史学叙事，就必定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