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在老照片中放飞思绪。有时候，哪怕是些本可以一瞥而过的照片，或者照片中某个不起眼的细节，都可能蕴含有很大的信息量。
　　眼前的这帧老照片便如此。
　　照片的背景应该是火车站。月台上，士兵列队，向首长行军礼，而那位首长一眼便可认出是蒋介石。他一身戎装，着黑色披风，戴黑色手套，留着标志性的八字须，面容有些瘦削，但精神饱满。军政要员一众人等，簇拥在他两侧，他边走，边向士兵还礼致意。
　　这帧照片能够提供给我的信息，大概就是这些。
　　照片已经泛黄，且影像模糊，甚至有些难辨人物表情，但反复凝视，我的心头禁不住蕩起一波微澜，倒不是因为照片中有蒋介石，也非欢迎的场面隆重热烈，而是在簇拥蒋介石的军政要员中，有国民革命军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赵承绶得到阎锡山的赏识，就任晋绥军第三集团军骑兵司令，设司令部于山西大同。由此推测，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大概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而地点或许是在大同火车站。
　　带着疑问，我查阅了大同文史专家姚斌先生撰写的《大同百年大事记》一书，方才知晓，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莅临大同，而这张老照片定格的，便是蒋乘坐的专列抵达大同火车站时，士兵在月台上欢迎的场景，证实了先前的推测。十一月，塞上初冬，天气已寒，故而列队欢迎的士兵皆着棉服，接受蒋介石的检阅。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47岁，人至中年，但照片中的他，戎装在身，显得英武逼人，而簇拥他的军政要员，也都军容严整，气度不凡。
　　《大同百年大事记》一书中，姚斌先生只提及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下午，蒋介石莅同，至于详情，却无记载，或许是当年的史料尚未公开的缘故吧。与这帧老照片相对，我的疑问接连生出——身为当时国民党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为什么在那一年来大同？行程如何安排？在同期间都做了什么？光阴流转，时代风云已过，那段往事很少再被提及，而蒋介石莅临大同的真实目的，恐怕也不是一张照片所能折射得了的。
　　我愈加好奇，便愈想解析照片背后的时代风云。然而，时间的尘封，让许多过往一时无从查找。关于蒋介石莅临大同，目前能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遗存，似乎只有这帧老照片了，而所能获取的信息又实在有限。那么，暂把思绪从照片中收回，民国二十三年前后的时代风云，或许能够提供某些解读那段历史的线索。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面临着被日本侵略的外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逐渐暴露，而蒋介石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和斥责。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1934年年初，大清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拥戴，在长春就任“满洲国”康德皇帝，并将“满洲国”改称为“大满洲帝国”，助纣为虐，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进程。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展现了空前的忧患意识，一致将矛头对准消极抵抗的蒋介石。
　　为平息舆论的不满，也为做出关心北方抗战局势的姿态，蒋介石决定展开一次北方之行。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经过周密安排，他偕夫人宋美龄等，开始了他们的北方之行，先后奔赴西北、华北的十余个省份，亲临十多座城市，就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视察一番，并会亲访友、联络感情，以增进私交，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那次北方之行，从十月初开始，到十一月上旬结束，历时一个多月，是蒋介石执政期间，对北方时间最长的一次视察，就包括大同之行。
　　关于蒋介石在大同的行程，鲜有史料公布。他本人虽半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但《蒋介石日记》一时尚难见到，不便揣测。在史海里搜罗，终于，我找到了文史学家赵荣达先生所撰《1934年蒋介石北方之行》一文，详述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的北方之行，还提及在大同参观了云冈石窟，但只有一句话：
　　11月5日下午，蒋一行乘专车赴大同游览了云岗（那时，“云冈”多写为“云岗”，笔者注）石窟。在大同停靠一夜后，6日，专列驶往归绥……
　　按赵荣达先生的记载，原来，蒋介石在大同只停留了半日，真可谓来去匆匆。
　　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日的呐喊声在长城内外回荡，塞北大同同样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烽烟漫卷，同仇敌忾。尽管如此，蒋介石的大同之行，却以半日告终，而且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云冈石窟参观游览。由此我想，大同之行，本不在他的北方之行计划内，之所以会来，恐怕主要是因为大同当地的军政官员极力邀请吧。到大同前，蒋介石从北平乘车抵达了张家口，张家口和大同毗邻，面对邀请，实在盛情难却，况且，北方之行确实有会亲访友、联络感情的目的，便抵达了大同。
　　于是，大同火车站，欢迎蒋介石来同的场面，被一张照片定格了，而这，也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唯一一张蒋介石在塞北大同的旧照。
　　正如赵荣达先生在文中所言，蒋介石一行在当日下午抵达大同后，便驱车前往云冈石窟参观。如果说，视察军务是他北方之行的主要目的，那么，参观云冈则属于忙里偷闲了。
　　那时的云冈，因战乱和人为，草木衰颓，饱经沧桑，窟寺多数破败不堪。伟大的艺术之花，面临凋朽，但武周山的苍凉和雄浑依旧，还是展现了石窟昔日的恢弘。蒋介石深谙中华传统文化，自然明白眼前这精美绝伦的石窟艺术的价值，而且，从小在江浙的青山绿水间长大，对于塞北山川的苍劲和雄浑，定会有别样的感慨吧。不过，想必他更多的还是思虑着北方之行的军政要务，倒是与他相伴的夫人宋美龄，面对北魏王朝留下的雕刻艺术，欣赏得仔细投入，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频频发出赞叹。


　　民国二十三年，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第七个年头。身为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一些重要活动，几乎都离不开他的这位“第一夫人”。云冈之宏伟，让宋美龄感到震撼，参观间隙，或许会有人告诉她，就是这年夏天，冰心、郑振铎、雷洁琼等北平的几位文化界名人，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专程到此游览考察过，说不定会激起她更大的游兴呢。
　　宋美龄比冰心大两岁，是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校友。这两位二十世纪杰出的女性，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书写了不一样的精彩，但面对云冈，想必会发出一样的赞叹吧。不过，虽为校友，但二人入校时间相差十余年，且抗战前无甚交往。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冰心应宋美龄之邀，曾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的妇女救亡运动工作，后来写有多篇关于宋美龄的文章，印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形影不离……读书时一起，休息时也在一起……所有旅行也是一同前往（冰心：《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发表于1948年1月日本《淑女》杂志第1卷第1号）”的事实。
　　对蒋介石而言，北方之行如此重要的政务活动，自然少不了宋美龄的陪伴，参观云冈也如此。然而，我请教过云冈石窟的研究专家，皆说没有见过蒋宋夫妇当年参观石窟时的留影。我想，他们二位虽笃信基督，但面对伟大的佛国艺术，该会留下些影像记忆吧，遗憾的是，目前尚未见到。据说，参观云冈石窟后，蒋介石和宋美龄还视察了附近学校的办学情况，之后便返回大同市内，当晚，下榻在城内的赵承绶官邸，或宴饮、或会晤、或商谈，但莫知详情。赵的官邸位于大同古城内偏西北，院落布局严整、景色清幽，一定让蒋宋夫妇有宾至如归之感吧。
　　结束了在大同半日的行程，蒋介石第二天便去了归绥（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之后飞赴太原，紧接着又去了太谷，造访孔祥熙府邸，和他的这位富商连襟把酒言欢。北方之行虽仍在进行，却与大同无关了，而在大同那半日，后人也只能通过一张照片得以遥想。
　　从民国二十三年到如今，八十余载光阴流逝，蒋介石当年来同的亲历者，恐怕都已故去了吧，只有一张老照片记录了时代风云，用一个定格了的瞬间，回放着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往事重提，人世变迁岂是“沉浮”二字能诉得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