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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共“一大”十二位代表中，李达、李汉俊二人为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他俩在“一大”召开过程中发挥了会议组织、场地提供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二李”虽因种种原因曾脱党，但并没有背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李达是中共创建时期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也是极其重要的组织者，“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1927年，李汉俊为保护共产党员被军阀胡宗铎杀害。然而，在展示“一大”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会址纪念馆，参观者却长期见不到“二李”照片，名字也鲜有提及。
一、前三十年：政治挂帅“二李”缺席
1952年初，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当时分第一、二、三馆，第一馆为“一大”会址，后命名为“一大会址纪念馆”）筹备处成立后，如何选择、展陈与表述参会代表成为重大问题。经筹备处数会讨论，制订以全景油画形式展现“一大”开会场景的方案。1952年11月，筹委会将画好的油画送中央审阅。中宣部很快明确批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六个在后来叛党或脱党;出席大会的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后来成了托派;尼可洛夫后来如何，现在也不知道。因此……我们以为，只画毛主席及董必武同志等五人在大会期间的谈话情形，是比较适当的办法”。 1同时附上王朝闻（著名雕塑家）在艺术方面的指导意见，“我很同意不全面记录大会的场面，改画毛主席和董老等五同志谈话的场面”。2
故此，整个50年代，一大会址纪念馆对一大代表的经典表述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1日在这里召开，由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等十二个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57个党员，当时第三国际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3
1957年和1960年，纪念馆两次向上级集中反映“二李”等参会人员的缺席，给展览解说工作带来的困扰。例如有观众问解说员：“为什么不把十二个代表的照片一齐挂出来？”对这类问题，讲解人员只能解释：“这十二个代表也不是每个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参观者追问“现在还有别的人在吗？”，就答“还有李达同志，现在武汉大学任校长，有的代表早已病亡，有的后来政治上有变化”，或干脆答“不清楚”。4另一个经常问到的是会址房屋的来历。“一大”会址是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寓所。因外办指示“不必再对李汉俊的情况作答复”，以致讲解员只能含糊其词;外宾追问，则改答“当时是居民的住宅，是借来开会的”。5这样解释表面上应对过去了，其实与史实不符。延展至整个六七十年代，李达、李汉俊的形象始终无缘与观众见面。
二、拨乱反正：还原历史“二李”出席
1980年新年伊始，上海市文化宣传部门部署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的修改工作时明确指示，“根据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精神，吸收了目前史学界对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又学习了中央‘少宣传个人’的文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陈列，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反映建党过程与党的历史作用”。 6
同年5月，一大会址纪念馆把收集到的观众意见向上级领导机关做了一次集中汇报，其中代表的选择是意见焦点。例如上海住宅总公司第一期党训班学员表示，“首次来馆深受教育，但感到党史要把当时参加的人员照片一同挂出来，更能体现党的实事求是”。河南新郑县农业局朱子春认为，“应从尊重历史本来面目出发，参加‘一大’的代表都应挂张照片，因为它是事实，你不挂，不等于没有此人”。署名“一个青年团员”的观众建议，“本馆的领导同志应解放思想，恢复历史真相”。7
1980年下半年，党中央就李达同志的问题作出决定：“‘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李达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8同时，党史学界对李达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对李达在中共创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卓越贡献取得共识。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先陈列了李达照片。一大会址纪念馆成立时，重大问题的口径和标准一直参照“中革”做法，因此在1981年建党60周年修改陈列内容时，也增放了李达的照片，中外观众反响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展陈顺序排于第7位，即排在毛泽东等6位代表之后，未能如实反映上海早期党组织在建党过程中的作用。
同时，一大会址纪念馆为争取展出李汉俊照片做了大量工作。早在60年代，就曾派人到武汉了解李汉俊的情况。“文革”期间又向中央档案馆询查李汉俊在一大后与党的关系，以及在武汉牺牲时的具体情形等问题。9一大会址纪念馆内部亦曾屡次讨论增放李汉俊的照片，并数次向中国革命博物馆提出此問题。所得到的回复是：因对李汉俊没有研究，所以未放，并不是肯定不能放，并且各地纪念馆应有自己的特色，可以因地制宜，放不放李汉俊照片，一大会址纪念馆可以自己研究。有了“中革”的这个答复，随着党史学界对李汉俊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他入党、建党、脱党、牺牲等重大问题渐渐水落石出，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展示李汉俊照片的时机越来越成熟。1983年和1984年，纪念馆两次向上级领导机关发出增放李汉俊照片的请求。
据一大会址纪念馆与武汉方合撰的李汉俊传记[刊载于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1983年11月公开出版）]，李汉俊是早期建党成员，对党的创立有过贡献。他虽于1924年脱党，但在武汉仍为党的统一战线做过有益的工作，支持董必武同志，掩护地下党员，最终遭军阀以“附共”罪名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为其家属颁发“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故李汉俊是革命烈士。1969年在党的“九大”回顾建党历史时，毛泽东说：“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在董必武、茅盾等人的回忆文献中，也有对李汉俊的怀念与追思。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申请报告还认为：“一大”会址是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之家，向参观者如实说明这一点，却不放屋主的照片，“也是有欠缺的”。报告中特别提到，1981年，湖北省博物馆在庆祝建党60周年的陈列中，展示了李汉俊照片。湖北省博物馆介绍，该馆根据三中全会精神修改陈列，增放李汉俊照片，征求熟悉李汉俊的老同志夏之栩（时任中顾委委员）意见，她表示同意，省委审查也未反对。综合上述理由，一大会址纪念馆认为，“我馆为‘一大’会址，当年借李汉俊的寓所供党开会，增放李汉俊的照片是必要的”。 10 时隔半年后的1985年6月21和24日，纪念馆两次主持召开了观众代表和党史、美术设计工作者座谈会，会议中专门谈到了“一大”代表照片的陈列问题。座谈中，增加李汉俊的照片意见比较一致。参会者普遍认为：建党初期，李汉俊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以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其家庭颁发了烈属证，因此对李汉俊应该基本肯定。11
有了兄弟场馆的先期陈列，以及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基础，一大会址纪念馆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送呈报告。1985年12月，中宣部复函上海市委宣传部，“同意对出席‘一大’人员照片采取‘全部展出，尺寸和布置地位、方式有所不同’的做法”。上级领导的指示扫清了增放李汉俊照片的最后障碍。
在1986年庆祝建党65年的展览中，包括李达、李汉俊十三位中方参会者照片得以全部展出，尽管两名共产国际代表照片还未予陈列，“二李”照片和文字排序还是在第七、八位。
三、首席展示：肯定“二李”建党功绩
时代浪潮滚滚向前。
经上领导机关批准，1999年，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中，将李达、李汉俊首位展出和表述;15名参会者根据个人的历史情况分为两排，第一排依次为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第二排依次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2016年，在一大会址纪念馆推出的新版陈列《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中，李达和李汉俊二人仍是首位展示和说明，这说明17年前的修改经受住了检验，得到了认可。引人注目的是，15名参会者不再分排展出，而是各有独立位置，头像规格也完全一致，排序则依据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和作用大小，李达、李汉俊依然排在前两位。
2021年3月9日，笔者在首都博物馆参观了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协办的《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对“一大”参会者的文字表述为：“出席党的一大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文字上方则是中方参会者们的单人头像。
纵观“一大”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展陈的过程，证明展览是一种历史再现的方式。只有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才能真正起到引导和教育的作用。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
注釋：
1.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A22—1—66—35，第2页。
2.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A22—1—66—35，第4页。
3.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B172—5—240—18，第1页。
4.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A22—1—307—6，第2页、第3页。
5.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B172—5—240—24，第1页。
6.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A22—4—541—38，第2页。
7. 上海市档馆馆馆藏号 B172—7—266—45，第11页至第14页。
8.《人民日报》1980年11月6日。
9.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B244—3—531—21，第2页。
10.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B172—7—927—33。
11.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B172—7—1151—3，第10页。
一、前三十年：政治挂帅“二李”缺席
1952年初，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当时分第一、二、三馆，第一馆为“一大”会址，后命名为“一大会址纪念馆”）筹备处成立后，如何选择、展陈与表述参会代表成为重大问题。经筹备处数会讨论，制订以全景油画形式展现“一大”开会场景的方案。1952年11月，筹委会将画好的油画送中央审阅。中宣部很快明确批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六个在后来叛党或脱党;出席大会的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后来成了托派;尼可洛夫后来如何，现在也不知道。因此……我们以为，只画毛主席及董必武同志等五人在大会期间的谈话情形，是比较适当的办法”。 1同时附上王朝闻（著名雕塑家）在艺术方面的指导意见，“我很同意不全面记录大会的场面，改画毛主席和董老等五同志谈话的场面”。2
故此，整个50年代，一大会址纪念馆对一大代表的经典表述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1日在这里召开，由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等十二个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57个党员，当时第三国际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3
1957年和1960年，纪念馆两次向上级集中反映“二李”等参会人员的缺席，给展览解说工作带来的困扰。例如有观众问解说员：“为什么不把十二个代表的照片一齐挂出来？”对这类问题，讲解人员只能解释：“这十二个代表也不是每个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参观者追问“现在还有别的人在吗？”，就答“还有李达同志，现在武汉大学任校长，有的代表早已病亡，有的后来政治上有变化”，或干脆答“不清楚”。4另一个经常问到的是会址房屋的来历。“一大”会址是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寓所。因外办指示“不必再对李汉俊的情况作答复”，以致讲解员只能含糊其词;外宾追问，则改答“当时是居民的住宅，是借来开会的”。5这样解释表面上应对过去了，其实与史实不符。延展至整个六七十年代，李达、李汉俊的形象始终无缘与观众见面。
二、拨乱反正：还原历史“二李”出席
1980年新年伊始，上海市文化宣传部门部署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的修改工作时明确指示，“根据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精神，吸收了目前史学界对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又学习了中央‘少宣传个人’的文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陈列，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反映建党过程与党的历史作用”。 6
同年5月，一大会址纪念馆把收集到的观众意见向上级领导机关做了一次集中汇报，其中代表的选择是意见焦点。例如上海住宅总公司第一期党训班学员表示，“首次来馆深受教育，但感到党史要把当时参加的人员照片一同挂出来，更能体现党的实事求是”。河南新郑县农业局朱子春认为，“应从尊重历史本来面目出发，参加‘一大’的代表都应挂张照片，因为它是事实，你不挂，不等于没有此人”。署名“一个青年团员”的观众建议，“本馆的领导同志应解放思想，恢复历史真相”。7
1980年下半年，党中央就李达同志的问题作出决定：“‘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李达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8同时，党史学界对李达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对李达在中共创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卓越贡献取得共识。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先陈列了李达照片。一大会址纪念馆成立时，重大问题的口径和标准一直参照“中革”做法，因此在1981年建党60周年修改陈列内容时，也增放了李达的照片，中外观众反响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展陈顺序排于第7位，即排在毛泽东等6位代表之后，未能如实反映上海早期党组织在建党过程中的作用。
同时，一大会址纪念馆为争取展出李汉俊照片做了大量工作。早在60年代，就曾派人到武汉了解李汉俊的情况。“文革”期间又向中央档案馆询查李汉俊在一大后与党的关系，以及在武汉牺牲时的具体情形等问题。9一大会址纪念馆内部亦曾屡次讨论增放李汉俊的照片，并数次向中国革命博物馆提出此問题。所得到的回复是：因对李汉俊没有研究，所以未放，并不是肯定不能放，并且各地纪念馆应有自己的特色，可以因地制宜，放不放李汉俊照片，一大会址纪念馆可以自己研究。有了“中革”的这个答复，随着党史学界对李汉俊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他入党、建党、脱党、牺牲等重大问题渐渐水落石出，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展示李汉俊照片的时机越来越成熟。1983年和1984年，纪念馆两次向上级领导机关发出增放李汉俊照片的请求。
据一大会址纪念馆与武汉方合撰的李汉俊传记[刊载于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1983年11月公开出版）]，李汉俊是早期建党成员，对党的创立有过贡献。他虽于1924年脱党，但在武汉仍为党的统一战线做过有益的工作，支持董必武同志，掩护地下党员，最终遭军阀以“附共”罪名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为其家属颁发“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故李汉俊是革命烈士。1969年在党的“九大”回顾建党历史时，毛泽东说：“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在董必武、茅盾等人的回忆文献中，也有对李汉俊的怀念与追思。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申请报告还认为：“一大”会址是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之家，向参观者如实说明这一点，却不放屋主的照片，“也是有欠缺的”。报告中特别提到，1981年，湖北省博物馆在庆祝建党60周年的陈列中，展示了李汉俊照片。湖北省博物馆介绍，该馆根据三中全会精神修改陈列，增放李汉俊照片，征求熟悉李汉俊的老同志夏之栩（时任中顾委委员）意见，她表示同意，省委审查也未反对。综合上述理由，一大会址纪念馆认为，“我馆为‘一大’会址，当年借李汉俊的寓所供党开会，增放李汉俊的照片是必要的”。 10 时隔半年后的1985年6月21和24日，纪念馆两次主持召开了观众代表和党史、美术设计工作者座谈会，会议中专门谈到了“一大”代表照片的陈列问题。座谈中，增加李汉俊的照片意见比较一致。参会者普遍认为：建党初期，李汉俊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以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其家庭颁发了烈属证，因此对李汉俊应该基本肯定。11
有了兄弟场馆的先期陈列，以及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基础，一大会址纪念馆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送呈报告。1985年12月，中宣部复函上海市委宣传部，“同意对出席‘一大’人员照片采取‘全部展出，尺寸和布置地位、方式有所不同’的做法”。上级领导的指示扫清了增放李汉俊照片的最后障碍。
在1986年庆祝建党65年的展览中，包括李达、李汉俊十三位中方参会者照片得以全部展出，尽管两名共产国际代表照片还未予陈列，“二李”照片和文字排序还是在第七、八位。
三、首席展示：肯定“二李”建党功绩
时代浪潮滚滚向前。
经上领导机关批准，1999年，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中，将李达、李汉俊首位展出和表述;15名参会者根据个人的历史情况分为两排，第一排依次为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第二排依次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2016年，在一大会址纪念馆推出的新版陈列《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中，李达和李汉俊二人仍是首位展示和说明，这说明17年前的修改经受住了检验，得到了认可。引人注目的是，15名参会者不再分排展出，而是各有独立位置，头像规格也完全一致，排序则依据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和作用大小，李达、李汉俊依然排在前两位。
2021年3月9日，笔者在首都博物馆参观了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协办的《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对“一大”参会者的文字表述为：“出席党的一大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文字上方则是中方参会者们的单人头像。
纵观“一大”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展陈的过程，证明展览是一种历史再现的方式。只有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才能真正起到引导和教育的作用。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
注釋：
1.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A22—1—66—35，第2页。
2.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A22—1—66—35，第4页。
3.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B172—5—240—18，第1页。
4.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A22—1—307—6，第2页、第3页。
5.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B172—5—240—24，第1页。
6.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A22—4—541—38，第2页。
7. 上海市档馆馆馆藏号 B172—7—266—45，第11页至第14页。
8.《人民日报》1980年11月6日。
9.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B244—3—531—21，第2页。
10.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B172—7—927—33。
11.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B172—7—1151—3，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