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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经济增速在近几年不能保持高速增长，表现为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本文就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做出解释，分析内生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不平衡所导致的低效率冲击，以及现有状态下经济转型需要做出的努力。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物质资本
一、引言
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曾达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上升阶段，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人们视其为常态。而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结束了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达到一种新的阶段。经济复苏比较微弱，地缘政治比较复杂，国际经济增长的轨道曲线有所下行，而金融市场的动荡在加剧，全球经济出现诸多的新挑战，也有一些新的机遇，相应的贸易和投资，也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这种新的局面，我们称为“新常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也毫不例外地进入了“新常态”。
习近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新常态的各个方面，即“三期叠加”，也就是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的“新常态”可以分为经济增速、结构调整和政策消化三个方面。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表现为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换挡。工业化前期92年以后经济增长保持高速并且于2006年一度逼近15%的增长率，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化中期2001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是10.4%，属于高速增长。这段时期内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大，在经济危机冲击的时候可能只有7%，2006年在高的时候达到14%。而工业化后期2012年至2013年这3年经济增速总体来看是中高速的。2012和2013年的增速都是7.7%，2014年为7.4%。近三年波动幅度很小，也就是说近期我国经济增速是中高速且有小幅波动。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诸多因素以某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经济放缓是结构变化导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我国结构变化：一是产业结构变化，二是生产要素结构变化。
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变化不能同步。Barro在经济增长的典型文献中研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比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在稳态条件下，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比例为常数，无论哪种类型的资本相对更加丰富，该比例都会偏离稳态值。也就是说最终产出是由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决定，这里所说的两种资本并不仅仅是指资本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更加确切地说，是指两种资本之间需要匹配，最大限度地大会两种资本能效，将经济效率的损失降到最低。
目前我国实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这里所说的投资拉动主要是指对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拉动，政策的倾斜导致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迅速；同时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使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贸易地区，低廉劳动力的好处使得人们并不那么注重人力资本投资，虽然我国人力资本村存量有所增加，但是仍然很难和物质资本存量相匹配。物质资本相对人力资本过多，物质资本的回报率逐渐减小，投资必然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对于我国产业结构来说，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增加，[原因在哪里，用生产要素结构和发展战略来解释。]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向第三产业转移。过去三十年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大量人力物力资本从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畜牧业等产业转移到制造业，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增加。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第一产业的生产率较低，而第二产业生产率较高，工业化也就意味着人力物力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大量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中，这种转移也就意味着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经济增长率也就处于较高的水平。近年来，第二产业已经趋于饱和，资本转向第三产业转移，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增加，而在这一次转移中，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基于这样的差异，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生产率高的制造业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时，总体生产率就会下降，经济增长率也就难以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
为稳定增长，政府逐步出台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主要涉及投资、外贸、金融和财税四个方面，经济确实在这些政策激励下逐步稳定。但是通过稳增长的措施认为拔高最终需求的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中国经济需要依靠自身内生动力来获得可持续增长。在经济逐步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宏观政策框架也要适应这种经济转型的新常态要求，重点在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以驱动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时期，考察我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匹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纠正要素匹配的扭曲，合理有效地完善资本结构，探究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基本认识是：（1）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的结构性加速自身，蕴含了经济减速的必然性，主要体现为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平衡的加剧。（2）问题的根源在于现阶段制度结构下两种资本配置的扭曲。因此，传统的赶超模式必须得到改革，让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模型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对扭曲进行市场化改革，通过减速治理加快对多余物质资本的清理，同时通过改革“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保护知识产权等，加快人力资本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环境，实现以存量调整推动经济从高速转向高效的目标。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使用的变量和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第三部分简要说明计量模型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测算
本文样本时期为2005年-2012年，由于一些省份的数据有缺失，所以将重庆并入四川计算，各主要变量具体测算方法及数据处理如下：
（1）Y的取值：本文對Y的取值直接采用各年度个省份GDP，数据来源为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2）K的取值：对于物质资本存量的度量，目前国内学者一般采用的方法有永续盘存法和资本租赁价格法。参考国内学者的相关测量，本文采用更加普遍使用的永续盘存法来估计物质资本存量，其基本公式为Kt=Kt-1（1-δ）+It。Kt和Kt-1分别表示t年和t-1年物质资本存量，δ为资本折旧率，It为第t年净投资量。对此需要注意三个变量的选取：基年的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率以及净投资量。估计物质资本存量的基年选取一般为1952年和1978年，张军（2004）指出，如果选取基年的年份更早，那么几年资本存量估计得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响就更小，故本文选取1952年为基年，数据来源为张军（2004）；资本折旧率取为4%；It采用每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并根据相应的价格指数折算为基年的固定资本投资指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3）H的取值：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测算时，其方法可分为成本法、收入法、教育存量法、多指标综合法四类。出于计算的便捷性和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采用基于教育存量的测算方法。依据彭国华（2005），先计算平均教育年限，在通过分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估算出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为各省区全社会从业人员，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3年部分，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直接用“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我们把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并将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定为1.5、6、3、3、3.5，计算出各个省区平均受教育年数。引用文章中教育回报率估计，将教育年数在0-6年之间的系数确定为0.18，6-12年的系数为0.134，12年以上的为0.151。如果受教育年数平均为13.5，则人均人力资本的计算方法就为Lnh=0.18*6+0.134*6+0.151*1.5。最后我们就可以利用以上数据计算出人力资本H=exp（Lnh）*L。虽然这种方法只关注到教育、测度范围较窄，但是由于易于操作，而且变量也可以准确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也不失为好的选择。
下图显示了2005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东西部地区以及全国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结果及其对比。就物质资本而言，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还是占全国物质资本存量的大多数，增速也较为一致，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虽然也是一直有所增长，但是增速明显小于东部地区，东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差距越来越大；而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走势和物质资本存量的走势比较相似，东部地区的增速也明显大于西部地区。
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之比，见下图：
由图可知，相对而言东部地区物质资本明显偏高，存量之比一直都在上升。
三、计量模型及结果分析
建立多元模型检验我国物质资本和 人力资本之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方程：
lny =β1lnk+β2lnh+β3k/h +ξ
y表示总产出，采用各年实际GDP值；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表示人力资本存量，k/h表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比。文章选取2005-2012年作为研究区间，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将重庆并入四川计算。
实证结果如下：
由此可知，使用面板模型时，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仍然有较高的影响，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速的影响远远低于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减速是必然的。IMF、世界银行以及海外投行等国际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也都倾向于认为我国正在经历一种趋势性的减速，而且这种减速是任何一个后发赶超经济体都无法避免的自然减速。同时，由于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区域差异，那些率先进入赶超模式的东部地区应该已经早已经进入了这种新常态趋势性减速，而相对进入赶超模式较晚的西部地区可能這种趋势性减速就并没有那么明显。
为了避免经济减速过快，我们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避免物质资本增长过快，避免重量不重质；另一个方面是提升人力资本，正确引导人力资本的流动。
当今若要对物质资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调整，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入手，也就是减少无效投资和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如果经济中存在一定的无效投资，同时在经济核算中并没有详细区分有效投资和无效投资，将使得资本存量值K虚高。由于无效投资并不能形成生产能力，产出的增长率将会低于资本的增长率，经济增长迅速。但是这种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随着物质资本的增加，资本边际产出讲不断下降，最终经济增长将无法长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工业化时期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导致无效投资和过度投资“透支”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另一核心资源。就现状而言，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并没有优势。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尤为重要。政府在构建劳动力市场方面起主导作用，原来限制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法律、户籍制度等都需要调整以获得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充裕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和产业结构转变时企业的新需求进行匹配。（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靳卫东.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的动态匹配效应：就业、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的评述[J]经济评论：2010（06）
[2] 钱雪亚，王秋实，伊立夫.中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基于总资本框架的估算[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03）
[3] 李德煌，夏恩君.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08）
[4] 张帆.中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估算[J]经济研究：2000（08）
[5] 王弟海.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J]经济研究：2012（06）
[6] 姚先国，张海峰.教育、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差异[J]经济研究：2008（05）
[7] 魏下海，李树培.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经验研究[J]-财贸研究：2009（05）
[8] 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J]经济学（季刊）：2002（01）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物质资本
一、引言
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曾达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上升阶段，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人们视其为常态。而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结束了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达到一种新的阶段。经济复苏比较微弱，地缘政治比较复杂，国际经济增长的轨道曲线有所下行，而金融市场的动荡在加剧，全球经济出现诸多的新挑战，也有一些新的机遇，相应的贸易和投资，也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这种新的局面，我们称为“新常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也毫不例外地进入了“新常态”。
习近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新常态的各个方面，即“三期叠加”，也就是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的“新常态”可以分为经济增速、结构调整和政策消化三个方面。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表现为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换挡。工业化前期92年以后经济增长保持高速并且于2006年一度逼近15%的增长率，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化中期2001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是10.4%，属于高速增长。这段时期内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大，在经济危机冲击的时候可能只有7%，2006年在高的时候达到14%。而工业化后期2012年至2013年这3年经济增速总体来看是中高速的。2012和2013年的增速都是7.7%，2014年为7.4%。近三年波动幅度很小，也就是说近期我国经济增速是中高速且有小幅波动。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诸多因素以某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经济放缓是结构变化导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我国结构变化：一是产业结构变化，二是生产要素结构变化。
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变化不能同步。Barro在经济增长的典型文献中研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比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在稳态条件下，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比例为常数，无论哪种类型的资本相对更加丰富，该比例都会偏离稳态值。也就是说最终产出是由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决定，这里所说的两种资本并不仅仅是指资本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更加确切地说，是指两种资本之间需要匹配，最大限度地大会两种资本能效，将经济效率的损失降到最低。
目前我国实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这里所说的投资拉动主要是指对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拉动，政策的倾斜导致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迅速；同时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使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贸易地区，低廉劳动力的好处使得人们并不那么注重人力资本投资，虽然我国人力资本村存量有所增加，但是仍然很难和物质资本存量相匹配。物质资本相对人力资本过多，物质资本的回报率逐渐减小，投资必然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对于我国产业结构来说，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增加，[原因在哪里，用生产要素结构和发展战略来解释。]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向第三产业转移。过去三十年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大量人力物力资本从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畜牧业等产业转移到制造业，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增加。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第一产业的生产率较低，而第二产业生产率较高，工业化也就意味着人力物力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大量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中，这种转移也就意味着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经济增长率也就处于较高的水平。近年来，第二产业已经趋于饱和，资本转向第三产业转移，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增加，而在这一次转移中，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基于这样的差异，当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生产率高的制造业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时，总体生产率就会下降，经济增长率也就难以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
为稳定增长，政府逐步出台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主要涉及投资、外贸、金融和财税四个方面，经济确实在这些政策激励下逐步稳定。但是通过稳增长的措施认为拔高最终需求的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中国经济需要依靠自身内生动力来获得可持续增长。在经济逐步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宏观政策框架也要适应这种经济转型的新常态要求，重点在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以驱动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时期，考察我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匹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纠正要素匹配的扭曲，合理有效地完善资本结构，探究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基本认识是：（1）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的结构性加速自身，蕴含了经济减速的必然性，主要体现为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平衡的加剧。（2）问题的根源在于现阶段制度结构下两种资本配置的扭曲。因此，传统的赶超模式必须得到改革，让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模型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对扭曲进行市场化改革，通过减速治理加快对多余物质资本的清理，同时通过改革“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保护知识产权等，加快人力资本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环境，实现以存量调整推动经济从高速转向高效的目标。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使用的变量和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第三部分简要说明计量模型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测算
本文样本时期为2005年-2012年，由于一些省份的数据有缺失，所以将重庆并入四川计算，各主要变量具体测算方法及数据处理如下：
（1）Y的取值：本文對Y的取值直接采用各年度个省份GDP，数据来源为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2）K的取值：对于物质资本存量的度量，目前国内学者一般采用的方法有永续盘存法和资本租赁价格法。参考国内学者的相关测量，本文采用更加普遍使用的永续盘存法来估计物质资本存量，其基本公式为Kt=Kt-1（1-δ）+It。Kt和Kt-1分别表示t年和t-1年物质资本存量，δ为资本折旧率，It为第t年净投资量。对此需要注意三个变量的选取：基年的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率以及净投资量。估计物质资本存量的基年选取一般为1952年和1978年，张军（2004）指出，如果选取基年的年份更早，那么几年资本存量估计得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响就更小，故本文选取1952年为基年，数据来源为张军（2004）；资本折旧率取为4%；It采用每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并根据相应的价格指数折算为基年的固定资本投资指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3）H的取值：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测算时，其方法可分为成本法、收入法、教育存量法、多指标综合法四类。出于计算的便捷性和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采用基于教育存量的测算方法。依据彭国华（2005），先计算平均教育年限，在通过分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估算出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为各省区全社会从业人员，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3年部分，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直接用“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我们把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并将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定为1.5、6、3、3、3.5，计算出各个省区平均受教育年数。引用文章中教育回报率估计，将教育年数在0-6年之间的系数确定为0.18，6-12年的系数为0.134，12年以上的为0.151。如果受教育年数平均为13.5，则人均人力资本的计算方法就为Lnh=0.18*6+0.134*6+0.151*1.5。最后我们就可以利用以上数据计算出人力资本H=exp（Lnh）*L。虽然这种方法只关注到教育、测度范围较窄，但是由于易于操作，而且变量也可以准确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也不失为好的选择。
下图显示了2005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东西部地区以及全国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结果及其对比。就物质资本而言，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还是占全国物质资本存量的大多数，增速也较为一致，而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虽然也是一直有所增长，但是增速明显小于东部地区，东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差距越来越大；而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走势和物质资本存量的走势比较相似，东部地区的增速也明显大于西部地区。
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之比，见下图：
由图可知，相对而言东部地区物质资本明显偏高，存量之比一直都在上升。
三、计量模型及结果分析
建立多元模型检验我国物质资本和 人力资本之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方程：
lny =β1lnk+β2lnh+β3k/h +ξ
y表示总产出，采用各年实际GDP值；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表示人力资本存量，k/h表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比。文章选取2005-2012年作为研究区间，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将重庆并入四川计算。
实证结果如下：
由此可知，使用面板模型时，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仍然有较高的影响，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速的影响远远低于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减速是必然的。IMF、世界银行以及海外投行等国际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也都倾向于认为我国正在经历一种趋势性的减速，而且这种减速是任何一个后发赶超经济体都无法避免的自然减速。同时，由于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区域差异，那些率先进入赶超模式的东部地区应该已经早已经进入了这种新常态趋势性减速，而相对进入赶超模式较晚的西部地区可能這种趋势性减速就并没有那么明显。
为了避免经济减速过快，我们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避免物质资本增长过快，避免重量不重质；另一个方面是提升人力资本，正确引导人力资本的流动。
当今若要对物质资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调整，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入手，也就是减少无效投资和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如果经济中存在一定的无效投资，同时在经济核算中并没有详细区分有效投资和无效投资，将使得资本存量值K虚高。由于无效投资并不能形成生产能力，产出的增长率将会低于资本的增长率，经济增长迅速。但是这种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随着物质资本的增加，资本边际产出讲不断下降，最终经济增长将无法长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工业化时期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导致无效投资和过度投资“透支”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另一核心资源。就现状而言，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并没有优势。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尤为重要。政府在构建劳动力市场方面起主导作用，原来限制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法律、户籍制度等都需要调整以获得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充裕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和产业结构转变时企业的新需求进行匹配。（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靳卫东.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的动态匹配效应：就业、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的评述[J]经济评论：2010（06）
[2] 钱雪亚，王秋实，伊立夫.中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基于总资本框架的估算[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03）
[3] 李德煌，夏恩君.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08）
[4] 张帆.中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估算[J]经济研究：2000（08）
[5] 王弟海.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J]经济研究：2012（06）
[6] 姚先国，张海峰.教育、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差异[J]经济研究：2008（05）
[7] 魏下海，李树培.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经验研究[J]-财贸研究：2009（05）
[8] 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J]经济学（季刊）：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