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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3岁的王芝良是蒲江县检察院的一名普通检察官，从事检察工作25年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多次被评为先进，受到嘉奖。2005年。他患了白血病后。对待工作没有丝毫懈怠，仍带病坚持上班，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眼前的王芝良，有些清瘦，脸色灰暗，但目光有神。
在一群检察官中，他显得与众不同，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帆布腰包，手里常拎一只绿色塑料瓶。同事们都知道那里面装的全是药。
“老王还来上班做什么，钓钓鱼、打打牌多好啊!”他却说：“呆在家里，没事可干闷得慌。”
是的，对事业的追求已经成为王芝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即使在他身患血癌的这四年，也未曾改变对事业的不倦追求。
执法为民 他是群众信得过的检察官
1984年，王芝良从农业系统调入检察机关。在蒲江县检察院，他的职位从书记员、助理检察员到检察员，岗位从反贪、公诉、民行到法律政策研究，遍及全院的主要业务科室。
25年间，虽然职位、岗位在变，但王芝良执法为民的追求没有变。
2005年8月，朝阳湖镇的曹永祥夫妇与人发生纠纷，双方互殴受伤。而曹永祥夫妇却被判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赔偿对方5∞0多元。夫妇俩认为不公，到处上访，希望讨回公道。家里的田地搁荒没有收入，穷得像被水冲洗过了一样，曹永祥带着“委屈”外出打工，希望挣了钱回来继续打官司。
看到这对老实夫妇的诉求后，作为民行科长的王芝良内心很是不安。他认真研究了法律法规和案情之后，依法提请市院抗诉。第一次，抗诉犹如泥牛入海没有音讯。“材料还不扎实，再准备!”王芝良和同事们几次三番走进曹永祥家调查，第二次抗诉成功了。当结果出来的时候，曹永祥夫妇泣不成声，往日的委屈被泪水冲刷得一干二净。
“我们终于可以在乡亲面前抬头做人、安心生活了。”曹永祥禁不住掩面而泣，“王检察官是我们家的恩人哟，可他连水也没有喝过我们一口。”
但有一个案子，却让王芝良至今都觉得有几分遗憾。
2005年12月，70多岁的老人杨光尊到法院、检察院上访，为了讨回那几年前借出的5000多元。
那是一个冬日的早上，杨光尊冒着呼呼冷风，在检察院的门前打着哆嗦。王芝良主动上前询问，并接待了他的上访。“放心!你的事情我们要管!”。
几经调查取证，王芝良向市检察院提起抗诉。但当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不久，杨光尊老人却因病离开了人世，没有能看到最后的审判结果，这成了王芝良心中的一个“结”。
“一些事情常人看来也许是小事，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作为检察官就应该尽最大可能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王芝良的话发自肺腑。他从小生长在崇州市九龙沟大山里，初中毕业回乡当过5年农民，种过地，做过小买卖，干过裁缝活，对农村的生活和百姓的疾苦有深切的体会。
在他看来，为老百姓讨回公道，就是要让他们更多地感受到法律的尊严和公正，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爱岗敬业 他在平凡岗位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住在鹤山镇西门沟里的高森，与别的孩子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14岁的他穿得干净整洁，做完一天的暑假作业，帮81岁的奶奶做一些扫地、煮饭、喂猪的家务后，和同村伙伴一起玩游戏、游泳。
谁会想到就在三年前，他的父亲与母亲因闹离婚发生争执，盛怒之下的父亲将母亲杀害，随后被拘捕归案。家中78岁的老母亲和11岁的儿子失去了依靠。县检察院受理了该案后，他们及时联系了鹤山镇、教育局、民政局，对高家实施了救助，解决了一老一小的低保和小孩上学的“两免一补”等问题。高森的父亲得知此情后，在法庭上长跪不起，表示认罪伏法。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在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王芝良，刑事诉讼中受害人权益如何保护?如何避免受害人及其家庭受到“二次伤害”?他开始从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角度收集相关情况，向检察长邓贵杰作了汇报，提出了建立“受害人救助机制”的建议。他的建议被采纳，并被委以承担起草救助机制方案的任务。
这一救助机制2007年初开始试行，付某一家是第一个受到救助的对象。
当年3月，付某被人抢劫杀害，家庭失去经济支柱。付某年过花甲的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女儿只有5岁，妻子王某目睹当时案发经过，难以接受打击而精神恍惚。县检察院了解情况后，派王芝良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对其家庭实施救助：一家三口享受了低保，而女儿享受了“两补一免”，免费为其提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警车到哪家，就肯定出事了，但现在王检察官开着车来我家，街坊邻居都知道是他又来帮助我们了。”家住寿安镇的付某岳父王大爷逢人就夸。
同年底，“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在成都市全市范围内推广，至今全市已有113起案件中的169人得到了救助。这一机制在全国开了先河，被《成都晚报》评为“2007年度成都市十大法制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和广泛关注，全国不少媒体争相报道。
刑事救助机制的成功给了王芝良很大的信心，紧接着由他牵头起草的“民生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涉检维稳预警机制”、“干警执法档案和案件质量的考评机制”在蒲江县检察院相继出台，受到市检察院的充分肯定。
没有豪言壮语，王芝良用生活的点点滴滴，默默传递着人间的爱心、奉献和责任。
直面绝症 他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
王芝良被查出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2005年7月。看着丈夫化疗后，头发掉得厉害，没有胃口，人瘦了30来斤，妻子姚红伟心痛。但更让她心痛的是，王芝良不顾医生要他在家好好养病的叮嘱，照常上班，以工作忙为由婉言谢绝了朋友们陪他游玩散心的好意。
对于妻子，王芝良有些愧疚，他有一对龙凤胎孩子。孩子小时，他工作忙，外出办案经常十天半月不回家。料理家务、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只好甩给妻子。现在孩子长大了，自己却患上癌症，没有少让妻子操心，每一次都陪他到成都看病，想方设法给他买营养品，忍受他因病变坏的脾气。
其实，自从王芝良查出身患白血病后，检察院的领导就让他多在家休息好好养病。可是，一想到自己五十岁都不到，而且精通业务、知识比较全面，从此不工作，就此放弃多年心爱的检察事业，他不心甘呀。
有一次，他到成都看病后，应在都江堰市工作的弟弟邀请去散心。“好多绝症病人都是被吓倒的，一定要自己坚强起来。”弟弟的开导，更坚定了王芝良的信心。
从都江堰回来后，王芝良像获得了新生。学会对着镜子给自己打针，周末和妻子一起到山上挖紫花地丁熬水喝，与同事一起聚会还要喝点酒、抽些烟：每天8点过一刻就到单位，而且常常下班比别人晚，有时晚饭后还要到单位加班，照常下乡调研、办案，看上去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2005年是王芝良被查出身患白血病的头一年。他饱受病痛的折磨，每天打完针后，整个人像患重感冒一样，全身软弱无力，上个六樓要喘息上三四次。但他却带领民行科的干警们先后办理了抗诉案件5起，向市检察院提请抗诉5起，全部被采纳，民行工作被市院评为单项先进。
干警执法档案和案件质量考评是得罪人的活。刚开始，干警们有些不理解，“王老师你都生病了，还这么认真做什么，不就错几个标点符号么，都要挂在网上公示?”但现在，同事们的办案文书往往要检查好几遍才上交。2008年目标考核中，王芝良所负责的案件质量工作由全市第14名上升为第6名，检察委员会工作由全市第17名上升为第4名。
患病至今已经四年，王芝良的病情越来越稳定：白血球指数从6万多下降到了1万多，而且血色素也从6克上升到10克。给他看病的华西医院李教授惊叹，还是第一次看到康复得这么好的病人。与他同期患病的病友好多都离开了人世。
人活精神。王芝良正是依靠对工作满腔的热忱，对检察事业不倦的追求，创造了与绝症斗争的奇迹。
眼前的王芝良，有些清瘦，脸色灰暗，但目光有神。
在一群检察官中，他显得与众不同，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帆布腰包，手里常拎一只绿色塑料瓶。同事们都知道那里面装的全是药。
“老王还来上班做什么，钓钓鱼、打打牌多好啊!”他却说：“呆在家里，没事可干闷得慌。”
是的，对事业的追求已经成为王芝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即使在他身患血癌的这四年，也未曾改变对事业的不倦追求。
执法为民 他是群众信得过的检察官
1984年，王芝良从农业系统调入检察机关。在蒲江县检察院，他的职位从书记员、助理检察员到检察员，岗位从反贪、公诉、民行到法律政策研究，遍及全院的主要业务科室。
25年间，虽然职位、岗位在变，但王芝良执法为民的追求没有变。
2005年8月，朝阳湖镇的曹永祥夫妇与人发生纠纷，双方互殴受伤。而曹永祥夫妇却被判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赔偿对方5∞0多元。夫妇俩认为不公，到处上访，希望讨回公道。家里的田地搁荒没有收入，穷得像被水冲洗过了一样，曹永祥带着“委屈”外出打工，希望挣了钱回来继续打官司。
看到这对老实夫妇的诉求后，作为民行科长的王芝良内心很是不安。他认真研究了法律法规和案情之后，依法提请市院抗诉。第一次，抗诉犹如泥牛入海没有音讯。“材料还不扎实，再准备!”王芝良和同事们几次三番走进曹永祥家调查，第二次抗诉成功了。当结果出来的时候，曹永祥夫妇泣不成声，往日的委屈被泪水冲刷得一干二净。
“我们终于可以在乡亲面前抬头做人、安心生活了。”曹永祥禁不住掩面而泣，“王检察官是我们家的恩人哟，可他连水也没有喝过我们一口。”
但有一个案子，却让王芝良至今都觉得有几分遗憾。
2005年12月，70多岁的老人杨光尊到法院、检察院上访，为了讨回那几年前借出的5000多元。
那是一个冬日的早上，杨光尊冒着呼呼冷风，在检察院的门前打着哆嗦。王芝良主动上前询问，并接待了他的上访。“放心!你的事情我们要管!”。
几经调查取证，王芝良向市检察院提起抗诉。但当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不久，杨光尊老人却因病离开了人世，没有能看到最后的审判结果，这成了王芝良心中的一个“结”。
“一些事情常人看来也许是小事，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作为检察官就应该尽最大可能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王芝良的话发自肺腑。他从小生长在崇州市九龙沟大山里，初中毕业回乡当过5年农民，种过地，做过小买卖，干过裁缝活，对农村的生活和百姓的疾苦有深切的体会。
在他看来，为老百姓讨回公道，就是要让他们更多地感受到法律的尊严和公正，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爱岗敬业 他在平凡岗位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住在鹤山镇西门沟里的高森，与别的孩子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14岁的他穿得干净整洁，做完一天的暑假作业，帮81岁的奶奶做一些扫地、煮饭、喂猪的家务后，和同村伙伴一起玩游戏、游泳。
谁会想到就在三年前，他的父亲与母亲因闹离婚发生争执，盛怒之下的父亲将母亲杀害，随后被拘捕归案。家中78岁的老母亲和11岁的儿子失去了依靠。县检察院受理了该案后，他们及时联系了鹤山镇、教育局、民政局，对高家实施了救助，解决了一老一小的低保和小孩上学的“两免一补”等问题。高森的父亲得知此情后，在法庭上长跪不起，表示认罪伏法。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在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王芝良，刑事诉讼中受害人权益如何保护?如何避免受害人及其家庭受到“二次伤害”?他开始从法律政策研究工作的角度收集相关情况，向检察长邓贵杰作了汇报，提出了建立“受害人救助机制”的建议。他的建议被采纳，并被委以承担起草救助机制方案的任务。
这一救助机制2007年初开始试行，付某一家是第一个受到救助的对象。
当年3月，付某被人抢劫杀害，家庭失去经济支柱。付某年过花甲的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女儿只有5岁，妻子王某目睹当时案发经过，难以接受打击而精神恍惚。县检察院了解情况后，派王芝良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对其家庭实施救助：一家三口享受了低保，而女儿享受了“两补一免”，免费为其提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警车到哪家，就肯定出事了，但现在王检察官开着车来我家，街坊邻居都知道是他又来帮助我们了。”家住寿安镇的付某岳父王大爷逢人就夸。
同年底，“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在成都市全市范围内推广，至今全市已有113起案件中的169人得到了救助。这一机制在全国开了先河，被《成都晚报》评为“2007年度成都市十大法制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和广泛关注，全国不少媒体争相报道。
刑事救助机制的成功给了王芝良很大的信心，紧接着由他牵头起草的“民生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涉检维稳预警机制”、“干警执法档案和案件质量的考评机制”在蒲江县检察院相继出台，受到市检察院的充分肯定。
没有豪言壮语，王芝良用生活的点点滴滴，默默传递着人间的爱心、奉献和责任。
直面绝症 他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
王芝良被查出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2005年7月。看着丈夫化疗后，头发掉得厉害，没有胃口，人瘦了30来斤，妻子姚红伟心痛。但更让她心痛的是，王芝良不顾医生要他在家好好养病的叮嘱，照常上班，以工作忙为由婉言谢绝了朋友们陪他游玩散心的好意。
对于妻子，王芝良有些愧疚，他有一对龙凤胎孩子。孩子小时，他工作忙，外出办案经常十天半月不回家。料理家务、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只好甩给妻子。现在孩子长大了，自己却患上癌症，没有少让妻子操心，每一次都陪他到成都看病，想方设法给他买营养品，忍受他因病变坏的脾气。
其实，自从王芝良查出身患白血病后，检察院的领导就让他多在家休息好好养病。可是，一想到自己五十岁都不到，而且精通业务、知识比较全面，从此不工作，就此放弃多年心爱的检察事业，他不心甘呀。
有一次，他到成都看病后，应在都江堰市工作的弟弟邀请去散心。“好多绝症病人都是被吓倒的，一定要自己坚强起来。”弟弟的开导，更坚定了王芝良的信心。
从都江堰回来后，王芝良像获得了新生。学会对着镜子给自己打针，周末和妻子一起到山上挖紫花地丁熬水喝，与同事一起聚会还要喝点酒、抽些烟：每天8点过一刻就到单位，而且常常下班比别人晚，有时晚饭后还要到单位加班，照常下乡调研、办案，看上去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2005年是王芝良被查出身患白血病的头一年。他饱受病痛的折磨，每天打完针后，整个人像患重感冒一样，全身软弱无力，上个六樓要喘息上三四次。但他却带领民行科的干警们先后办理了抗诉案件5起，向市检察院提请抗诉5起，全部被采纳，民行工作被市院评为单项先进。
干警执法档案和案件质量考评是得罪人的活。刚开始，干警们有些不理解，“王老师你都生病了，还这么认真做什么，不就错几个标点符号么，都要挂在网上公示?”但现在，同事们的办案文书往往要检查好几遍才上交。2008年目标考核中，王芝良所负责的案件质量工作由全市第14名上升为第6名，检察委员会工作由全市第17名上升为第4名。
患病至今已经四年，王芝良的病情越来越稳定：白血球指数从6万多下降到了1万多，而且血色素也从6克上升到10克。给他看病的华西医院李教授惊叹，还是第一次看到康复得这么好的病人。与他同期患病的病友好多都离开了人世。
人活精神。王芝良正是依靠对工作满腔的热忱，对检察事业不倦的追求，创造了与绝症斗争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