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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近些年来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迅速发展。本文拟通过阿来研究史的个案，从三个方面分析文学人类学在我国文学研究中的现状与未来。首先，文学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体现了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其次，在研究阿来文学作品的学术史中，人们更能很好地发现这一转向。即使是在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在评论阿来作品时，人们也会自发地使用诸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概念。最后，通过一组案例的比较，人们可以更好地看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与文艺学研究方法之异同。二者并无优劣之分，都可根据具体的情况，为文学研究者所使用。
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一书对人类学的定义是“研究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人”。同样，文学这个学科也是把人作为中心的，从古至今它都离不开“人”，于是人们常说“文学即人学”。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即作品、宇宙、作家和读者。作家和读者都属于“人”的要素；而作品与宇宙分别在书里、书外为人类的活动提供场景，也是与人紧密联系的。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人类、人类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形成的。
在西方，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才获得科学的建制，文学与人类学学科的相互关系也就同时发生。然而，我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没有和西方保持同步，20世纪30年代后，它才逐渐在我国文学研究中悄然出现。该阶段，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冲击下，许多文学家纷纷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视角来书写和研究中国的文学。但是，这一时期，作为学科的文学人类学并未诞生，只是在革命浪潮和歌谣运动的推动下，以茅盾、闻一多、周作人等为代表的学者自发地运用西方的人类学知识去关注民间。直到1996年，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该学科在我国正是成立，并推动中国学者自觉地运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去重新阐释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因此，对阿来作品的人类学阐释也是从此之后才逐渐产生的。本文拟阐述阿来研究中的文学人类学视角，并通过具体的案例来分析该视角的独到之处。
一、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从古希腊柏拉图的时代开始，西方的文学研究就已经开始。同样，中国文论也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在成立之初，我国的文学人类学学科曾一度受到西方的影响，因此，人们有必要首先了解西方的相关动态。笔者拟以20世纪作为时间维度，对其间西方的文学研究进行简单梳理，以明确西方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受到其他外部学科的影响，先后发生了多次转向。正如马尔赫恩所说：“（20世纪文学批评的）这些含义对古老的文学批评世界是致命的。就其最一致的含义来说，它们瓦解了文学这一学科赖以建立的深层分类学和标准性原理，并以这一方式解构了文学全体的想象力。”20世纪上半叶，就曾经发生过心理学和语言学的革命。前者产生了超现实主义思潮和现代西方心理学文艺理论，后者则影响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20世纪下半叶，文学研究最主要的变革就是文化转向。笔者认为，这种文化转向主要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因此它就是人类学转向。例如，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构分析》一文就显示出将结构主义方法从语言学引入人类学研究的意向。在性别研究和女权主义批评、文化历史与新历史主义批评、种族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之间，人们都能清楚地发现，在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中，人类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并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认同文明，他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在这样一个大的思想史语境中，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范式也就应运而生。例如，1988年波亚托斯的《文学人类学：人、符号和文学的跨学科新方法》一书就不仅关注语言与副语言等的关联，还倡导跨入与文学叙事相关的种种文化现象中，如宗教思想、仪式、节庆以及社会关系模式、伦理价值等。
与此同时，随着少数族裔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黑人文学、华人文学、印第安文学等在西方文学评论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就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文学是特定文化发展的产物，如果要更好地研究少数族裔的文学创作，人们首先就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其次，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自诞生之初就把被精英文学和文字传统所忽视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乃至身体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因此这一研究传统更是反过来影响了西方的文学界，促使文学创作者和文学评论者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立场上看待不同族裔的文学。可以预见，在越来越重视人类生态文明的21世纪，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将会迎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二、阿来研究史中的文学人类学视角
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个大潮中，除了文学理论的建构之外，文学个案的研究也不可缺少。因此，笔者试图把学者徐新建的《流动的歌者：阿来创作论——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切入》（以下簡称《流动的歌者》）一文放在阿来研究史中，分析该文作为一个文学人类学个案研究的意义与地位。
据统计（以知网、万方、维普等学术期刊网上的搜索结果为依据），在《流动的歌者》发表之前（即2001年5月前），篇名中包含“阿来”的学术论文有十五篇（包括徐新建本人的《权力、族别、时间：小说虚构中的历史与文化——阿来和他的〈尘埃落定〉》）。在早期研究阿来的论文中，徐新建的两篇论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1998年《尘埃落定》发表前，对阿来作品的研究只有四篇重要论文。其中，白崇人的《大变革中的心灵颤抖——读阿来的〈奥达的马队〉》以读后感的形式，解读了《奥达的马队》中驮脚汉对自己民族、故土和历史文化的爱，这种爱在奔腾向前的历史洪流面前也许显得渺小和可怜，却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心声，具有催人泪下的民族精神和巨大的感召力量；周克芹的《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序阿来小说集〈远方的地平线〉》是阿来第一部作品集的序言，它敏锐地指出“他（指阿来）给自己选择了一条艰苦的路：直面现实人生，直视社会变革大潮，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去透视他本民族同胞的心路历程”；杨德华的《诗人的小说与小说的诗情——读阿来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也是一篇读后感，其中不仅指出阿来小说具有一种诗情画意，还极注意表现自己民族的历史，并在历史的这张竖琴上不断弹奏出具有现代意味的音响；冯宪光的《现实与传统幻想与梦境的交织——评阿来的短篇小说》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分析了阿来十篇短篇小说的艺术个性、日常生活行为描写、叙事艺术和运用语言的艺术等特点。该文可以说是文学评论的典范之作，字里行间处处提及阿来的民族性，并极为先见地指出“阿来的小说在传统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去透视他本民族的文化世界，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从这里，我们可以触摸到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的心路历程”。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从传统的文学评论角度对阿来的早期中短篇小说进行评述。这些传统类型的文学评论亦非常重视阿来创作中的民族特色，这些学者也自发地运用一些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概念去解读阿来的作品。 而徐新建的《流动的歌者》一文则在两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一是率先关注阿来的早期诗歌创作；二是首次自觉地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阿来的创作。从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个案研究史的角度来看，《流动的歌者》也具有里程碑意义。截至目前，文学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领域：第一，早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案例主要运用原型批评、象征等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如《方克强的文学人类学批评（二）——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第二，运用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对民间口头文学的整理研究，如徐新建的《苗族传统：从古歌传唱到剧本制作——〈仰阿瑟〉改编的文化意义》；第三，就是《流动的歌者》一文开创的，以文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如仪式、族群等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模式。
三、《流动的歌者》中的文学人类学方法
在《流动的歌者》中，徐新建从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分别是作家、诗人、歌者；文明、异域、对话；历史、叙述、歌唱；地域、族群、文化）对阿来的诗歌和中短篇小说创作进行综合研究。总的来说，这四个维度分别可以从个人与文明、历史与地域两组概念来考察。从个人身份角度来看，诗人是他表述的执行者，歌者是自表述的实践者；从文明身份角度来看，阿来处在因异域而对话的“多重的‘文明混合’当中”；从时间角度看，口头歌唱是对历史叙述的想象；从空间角度看，高原与平原的差别决定了族群和文化的差异。
在该文中，徐新建还重点分析了《老房子》的故事。无独有偶，冯宪光在《现实与传统幻想与梦境的交织——评阿来的短篇小说》一文中也对该故事进行了评析。笔者把这两段精彩的、类型不同的案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其目的不在于分出高下，而在于更好地呈现二者的优点。徐新建运用人类学家的视角去处理这一故事，阐述了口传民歌的非历史性，然而这种“口头文学的力量超过文字，因此其往往就是一个完整的地区历史”。而冯宪光作为我国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主要从文艺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环境描写和小说叙事的风格。例如，对莫多仁钦模糊意境的分析，徐新建从人类学角度得出了其中民歌的特点，因为“民歌是说唱出来的故事。在其中，你见不到干瘪的逻辑或抽象的规律，见到的是人物事件的展现过程，还有歌手在其中的悲喜慨叹”；而冯宪光则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认为“《老房子》用了一些意识流手法来表现老迈衰退的看门人莫多仁钦恍惚的思绪”。
四、結语
文学批评具有多元性，正如笔者所言，多元不是优劣之分，而是更好地呈现各自的特点。传统的文学评论往往运用文艺学的相关理论来解读文字文学、精英文学。可是，当这样的方法遇到了民间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甚至是口头文学、身体文学时，尽管不能说失去效力，至少人们运用时会多少感觉到畏手畏脚。2016年，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现象证明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多样性，即除了文字之外，口头和身体亦是文学的载体。因此，笔者提倡使用一种文学人类学的视角，这并非说这种方法优于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而是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在今天的文学批评领域的具体运用仍相对较少，要实现文学的人类学转向仍需更多学者在个案领域勇于尝试和探索。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基础部）
作者简介：胡娴（1982-），女，四川广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一书对人类学的定义是“研究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人”。同样，文学这个学科也是把人作为中心的，从古至今它都离不开“人”，于是人们常说“文学即人学”。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即作品、宇宙、作家和读者。作家和读者都属于“人”的要素；而作品与宇宙分别在书里、书外为人类的活动提供场景，也是与人紧密联系的。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人类、人类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形成的。
在西方，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才获得科学的建制，文学与人类学学科的相互关系也就同时发生。然而，我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没有和西方保持同步，20世纪30年代后，它才逐渐在我国文学研究中悄然出现。该阶段，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冲击下，许多文学家纷纷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视角来书写和研究中国的文学。但是，这一时期，作为学科的文学人类学并未诞生，只是在革命浪潮和歌谣运动的推动下，以茅盾、闻一多、周作人等为代表的学者自发地运用西方的人类学知识去关注民间。直到1996年，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该学科在我国正是成立，并推动中国学者自觉地运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去重新阐释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因此，对阿来作品的人类学阐释也是从此之后才逐渐产生的。本文拟阐述阿来研究中的文学人类学视角，并通过具体的案例来分析该视角的独到之处。
一、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从古希腊柏拉图的时代开始，西方的文学研究就已经开始。同样，中国文论也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在成立之初，我国的文学人类学学科曾一度受到西方的影响，因此，人们有必要首先了解西方的相关动态。笔者拟以20世纪作为时间维度，对其间西方的文学研究进行简单梳理，以明确西方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受到其他外部学科的影响，先后发生了多次转向。正如马尔赫恩所说：“（20世纪文学批评的）这些含义对古老的文学批评世界是致命的。就其最一致的含义来说，它们瓦解了文学这一学科赖以建立的深层分类学和标准性原理，并以这一方式解构了文学全体的想象力。”20世纪上半叶，就曾经发生过心理学和语言学的革命。前者产生了超现实主义思潮和现代西方心理学文艺理论，后者则影响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20世纪下半叶，文学研究最主要的变革就是文化转向。笔者认为，这种文化转向主要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因此它就是人类学转向。例如，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构分析》一文就显示出将结构主义方法从语言学引入人类学研究的意向。在性别研究和女权主义批评、文化历史与新历史主义批评、种族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之间，人们都能清楚地发现，在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中，人类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并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认同文明，他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在这样一个大的思想史语境中，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范式也就应运而生。例如，1988年波亚托斯的《文学人类学：人、符号和文学的跨学科新方法》一书就不仅关注语言与副语言等的关联，还倡导跨入与文学叙事相关的种种文化现象中，如宗教思想、仪式、节庆以及社会关系模式、伦理价值等。
与此同时，随着少数族裔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黑人文学、华人文学、印第安文学等在西方文学评论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就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文学是特定文化发展的产物，如果要更好地研究少数族裔的文学创作，人们首先就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其次，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自诞生之初就把被精英文学和文字传统所忽视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乃至身体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因此这一研究传统更是反过来影响了西方的文学界，促使文学创作者和文学评论者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立场上看待不同族裔的文学。可以预见，在越来越重视人类生态文明的21世纪，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将会迎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二、阿来研究史中的文学人类学视角
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个大潮中，除了文学理论的建构之外，文学个案的研究也不可缺少。因此，笔者试图把学者徐新建的《流动的歌者：阿来创作论——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切入》（以下簡称《流动的歌者》）一文放在阿来研究史中，分析该文作为一个文学人类学个案研究的意义与地位。
据统计（以知网、万方、维普等学术期刊网上的搜索结果为依据），在《流动的歌者》发表之前（即2001年5月前），篇名中包含“阿来”的学术论文有十五篇（包括徐新建本人的《权力、族别、时间：小说虚构中的历史与文化——阿来和他的〈尘埃落定〉》）。在早期研究阿来的论文中，徐新建的两篇论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1998年《尘埃落定》发表前，对阿来作品的研究只有四篇重要论文。其中，白崇人的《大变革中的心灵颤抖——读阿来的〈奥达的马队〉》以读后感的形式，解读了《奥达的马队》中驮脚汉对自己民族、故土和历史文化的爱，这种爱在奔腾向前的历史洪流面前也许显得渺小和可怜，却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心声，具有催人泪下的民族精神和巨大的感召力量；周克芹的《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序阿来小说集〈远方的地平线〉》是阿来第一部作品集的序言，它敏锐地指出“他（指阿来）给自己选择了一条艰苦的路：直面现实人生，直视社会变革大潮，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去透视他本民族同胞的心路历程”；杨德华的《诗人的小说与小说的诗情——读阿来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也是一篇读后感，其中不仅指出阿来小说具有一种诗情画意，还极注意表现自己民族的历史，并在历史的这张竖琴上不断弹奏出具有现代意味的音响；冯宪光的《现实与传统幻想与梦境的交织——评阿来的短篇小说》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分析了阿来十篇短篇小说的艺术个性、日常生活行为描写、叙事艺术和运用语言的艺术等特点。该文可以说是文学评论的典范之作，字里行间处处提及阿来的民族性，并极为先见地指出“阿来的小说在传统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去透视他本民族的文化世界，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从这里，我们可以触摸到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的心路历程”。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从传统的文学评论角度对阿来的早期中短篇小说进行评述。这些传统类型的文学评论亦非常重视阿来创作中的民族特色，这些学者也自发地运用一些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概念去解读阿来的作品。 而徐新建的《流动的歌者》一文则在两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一是率先关注阿来的早期诗歌创作；二是首次自觉地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阿来的创作。从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个案研究史的角度来看，《流动的歌者》也具有里程碑意义。截至目前，文学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领域：第一，早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案例主要运用原型批评、象征等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如《方克强的文学人类学批评（二）——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第二，运用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对民间口头文学的整理研究，如徐新建的《苗族传统：从古歌传唱到剧本制作——〈仰阿瑟〉改编的文化意义》；第三，就是《流动的歌者》一文开创的，以文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如仪式、族群等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模式。
三、《流动的歌者》中的文学人类学方法
在《流动的歌者》中，徐新建从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分别是作家、诗人、歌者；文明、异域、对话；历史、叙述、歌唱；地域、族群、文化）对阿来的诗歌和中短篇小说创作进行综合研究。总的来说，这四个维度分别可以从个人与文明、历史与地域两组概念来考察。从个人身份角度来看，诗人是他表述的执行者，歌者是自表述的实践者；从文明身份角度来看，阿来处在因异域而对话的“多重的‘文明混合’当中”；从时间角度看，口头歌唱是对历史叙述的想象；从空间角度看，高原与平原的差别决定了族群和文化的差异。
在该文中，徐新建还重点分析了《老房子》的故事。无独有偶，冯宪光在《现实与传统幻想与梦境的交织——评阿来的短篇小说》一文中也对该故事进行了评析。笔者把这两段精彩的、类型不同的案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其目的不在于分出高下，而在于更好地呈现二者的优点。徐新建运用人类学家的视角去处理这一故事，阐述了口传民歌的非历史性，然而这种“口头文学的力量超过文字，因此其往往就是一个完整的地区历史”。而冯宪光作为我国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主要从文艺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环境描写和小说叙事的风格。例如，对莫多仁钦模糊意境的分析，徐新建从人类学角度得出了其中民歌的特点，因为“民歌是说唱出来的故事。在其中，你见不到干瘪的逻辑或抽象的规律，见到的是人物事件的展现过程，还有歌手在其中的悲喜慨叹”；而冯宪光则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认为“《老房子》用了一些意识流手法来表现老迈衰退的看门人莫多仁钦恍惚的思绪”。
四、結语
文学批评具有多元性，正如笔者所言，多元不是优劣之分，而是更好地呈现各自的特点。传统的文学评论往往运用文艺学的相关理论来解读文字文学、精英文学。可是，当这样的方法遇到了民间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甚至是口头文学、身体文学时，尽管不能说失去效力，至少人们运用时会多少感觉到畏手畏脚。2016年，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现象证明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多样性，即除了文字之外，口头和身体亦是文学的载体。因此，笔者提倡使用一种文学人类学的视角，这并非说这种方法优于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而是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在今天的文学批评领域的具体运用仍相对较少，要实现文学的人类学转向仍需更多学者在个案领域勇于尝试和探索。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基础部）
作者简介：胡娴（1982-），女，四川广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