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世纪以来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除了承继我国几千年优秀的传统遗产外，还面临西方音乐文化不断东移的影响。特别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推动，到“清末民初”之后，这种“东西音乐文化交融”的发展，更日甚一日地影响着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前进航向。几乎所有中国的近代音乐家，都不同程度地对自己如何投入到国家的音乐文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历史抉择。如“辛亥革命”时期的沈心工、李叔同等对“学堂乐歌”的发展，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等对“五四新音乐文化”的建设，以及黄自、聂耳、冼星海等对“３０年代抗日救亡音乐运动和左翼音乐文化活动”的向前推进，不管自己有意无意都免不了要通过其音乐实践做出回答。整个世界的大变革和中国的大动荡，促使人类音乐文化的发展都在迅速加快其无可避免的“推陈出新”。
　　谭小麟的音乐生涯正处在这一中国音乐文化最动荡的年代。他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民乐十分爱好，同时也不缺乏从新型学校中对西洋音乐的了解。他与丁善德几乎同时以琵琶“主科”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师从浦东派琵琶名师朱英教授。入学不久，丁善德转入钢琴“主科”学习，仍保留琵琶作为“副科”；谭小麟虽“主科”未变，但主动选择了黄自教授的作曲理论作为自己的“副科”。尽管他们都以“国立音专”优秀的琵琶]奏成绩毕业，但后来均以作曲家的身份名闻乐坛。
　　１９３８年黄自逝世后，谭小麟毅然离开国立音专跨洋远赴美国?熏报考耶鲁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作曲方面获得进一步的深造。后来他有幸成为耶鲁音乐学院院长、世界闻名作曲大师欣德米特的爱徒，达成了自己有关作曲理论学习的愿望。因此，可以说对谭小麟作曲专业影响最深的教师，前为中国的黄自，后为美国的欣德米特。黄自为谭小麟继承１９世纪欧洲的古典、浪漫及民族乐派的成就奠定了最先的基础，也为他如何掌握“五四”以来中国音乐创作的“民族化”领进了门；而欣德米特对谭小麟进一步掌握２０世纪西方“现代派”的创作革新给予了重要的启发。值得指出的是，这两位优秀的老师都很看重谭小麟在民乐方面的深厚基础，而谭小麟虽然十分感激两位老师的培养，但也没有丝毫动摇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感情和对西方音乐成就的清醒认识。他后来多次表明：“我应该是我自己，不应该像欣德米特”、“我是中国人，不是西洋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民族性。”
　　从谭小麟的具体创作实践看，前期除了有一定数量的民族器乐作品外，他先后创作的艺术歌曲如《春风春雨》、《金陵城》、《清平调》、《江夜》等，均取自中国古代诗词题材；后期除了一定数量源自欧洲的室内重奏外，他所创作的声乐作品，如《自君之出矣》、《彭浪矶》、《正气歌》等也取材于中国古代诗词，尤其是《别离》、《小路》、《挂挂红灯哦》等则以中国现代诗词为题材（当然，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也创作了几首外文诗词的声乐作品）。由此可见，谭小麟的音乐创作体现了他既重视对中国传统精神的继承，又重视紧跟时代发展正确借鉴西方创作经验的艺术理想。其根本目的不是要将中国音乐的发展引向古代、引向外国，而是为了无愧于真正艺术家的历史使命、努力去开创一条能融合中西古今文化精粹的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新路。
　　遗憾的是，恶劣的社会环境和身体健康，使谭小麟经历长达２０年的国内外努力学习后，仅在上海国立音专工作了一年左右就过早离世。他那宏大的理想、他那对祖国命运的深情和对学生培养的赤诚，以及他那丰厚的学识修养和精湛的创作天资，都一一被无情地付之冥冥东海。谭小麟过早的离世，也使他失去了更深刻地体认当时中国旧社会日趋堕落的艺术时尚，转而坚定引领广大群众为夺取新中国而苦斗的光辉希望。他走了一条远离大众、远离现实的“独善其身”的窄路，以致他的作品暂时停留在难为大家所理解的孤傲隽秀的局限。但在谭小麟百年后的今天，我想我们一定会擦去这一切旧时代留给他的不幸，格外珍惜他那全身心为探索中国新音乐所付出的光辉艺术理想和一丝不苟地对技法更新的追求，以之为改变当前宣传舞台那日益走向低俗粉饰的邪风，引向真正符合大众命运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正道！我想这也许正是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谭小麟百年诞辰的共同宏愿！
　　
　　汪毓和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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