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环滁皆山也……
　　欧阳修被贬到滁州1，涉嫌“生活作风”问题。
　　宋代多贬官，我想与“台谏”制度有关，因为御史台、知谏院，这一“台”一“谏”，就是用来监督和牵制行政官员权力的，免使“重文抑武”的宋朝出现相权专制，像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都曾做过谏官，欧阳修还是著名的“四谏”之一。但屁股决定脑袋，一俟他们进入行政团队（范仲淹曾任右司谏，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就知道了“台谏”官员手起刀落、用文字“杀”人的厉害。来自他们的“批判”火力，常让行政官员畏首畏尾，如临大敌。因此，一方面，宋代“台谏制度”可以制约权力;另一方面，又使宋代政治以求稳为主，不敢越雷池一步，稍有不慎就会受到贬谪。这就是宋代政治积弊难改的原因之一，所谓成也“台谏”，败也“台谏”。近读吴钩先生《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见有这样一段论述，颇得我心：“在庆历年间，即使仁宗与范仲淹想放手一搏，但制度终究会让他们束手束脚。更何况，仁宗并不是一名具有杀伐决断魄力的雄主，相反，他优柔寡断，虽然亲擢范仲淹、富弼等生力军执政，想要‘干一票大的’，但当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时，他又动摇了。庆历新政草草而终，是可以想象的。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四名新政主力纷纷“落马”，被轰出朝廷，“庆历新政”已经气息奄奄。支持新政的欧阳修，已在劫难逃。但谁也没想到，欧阳修被贬，是因为一则“桃色新闻”。
　　来说说这段八卦吧。欧阳修有一个妹妹，嫁与襄城张龟正做续弦。不幸张龟正去世，留下欧阳修的妹妹，还有他与前妻所生的七岁女儿张氏，孤苦无依，欧阳修便把她们接到汴京，与自己一家共同生活。十年过去了，张氏长大成人，出落得明眸皓齿、貌美如花——我们姑且称之为张美女吧，于是欧阳修做主，把张美女嫁给了远房堂侄欧阳晟，这样，欧阳修的外甥女（欧阳修妹妹的继女）又成了他的侄媳妇。自她远嫁，相隔千里，音讯杳然。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故事之所以成为故事，是因为故事里往往潜伏着某些事故，使本已尘埃落定的故事沉渣泛起。庆历五年六七月间，就在朝廷风声鹤唳、新政气息奄奄的敏感时刻，欧阳晟家出事了。他从虔州3司户卸任后，携妻子回汴京，随行的男仆生得俊俏，欧阳修的外甥女或曰侄媳妇张美女竟与他私通，被丈夫欧阳晟发现，送交开封府右军巡院处置。刚好开封府尹杨日严与欧阳修有仇（杨曾因贪污渎职被欧阳修弹劾），逼迫张美女供出在汴京居住时与欧阳修有染，“庆历新政”中曾被欧阳修批评的宰相贾昌朝、陈执中知晓此事，立刻如获至宝，命谏官钱明逸上书弹劾欧阳修与张美女有乱伦之情，而且图谋侵吞张家财产，还拿出欧阳修一首词做“证据”，词是这样写的：
　　江南柳，
　　叶小未成荫，
　　人为丝轻那忍折，
　　莺嫌枝嫩不胜吟。
　　留著待春深。
　　十四五，
　　闲抱琵琶寻。
　　阶上簸钱阶下走，
　　恁时相见早留心。
　　何况到如今。
　　有人说，这首词是后人附会的，但我在《全宋词》里找到了这首词，归在欧阳修名下。这首词，原本是描写少女情态的，那么单纯，那么优美，被生拉到案子里，怎么越看越“黄”？可见汉语本身有太强的多义性，像“你在干什么”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放在不同的语境里，用不同的语气去说，意思大相径庭，而宋词的含蓄凝练，又为读者留下了太多的“余白”，一旦得到某种心理暗示，就可能顺着暗示走，许多的想象空间会被开启，许多被“遮蔽”的“潜台词”会被瞬间“激活”。
　　这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比“桃色新闻”更吸引眼球，让人血压升高、肾上腺素飙升。对于“桃色新闻”的喜好，古今皆然。哪怕“桃色新闻”是假的，人们也大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这时几乎成为人的本能——以欧阳修而论，谁能相信面对着窈窕淑女，他会无动于衷呢？
　　尽管负责监勘此案的宦官张昭明没有认同这些七拼八凑的“证据”，认为欧阳修与张氏所谓的私通一事无从证实，但欧阳修还是受这件事的牵连，被解除河北路都转运按察使的职务，贬往滁州担任太守。
　　庆历五年秋，欧阳修离开镇阳，灰溜溜地赶往滁州贬所。渡汴河时，蓦然抬头，他看见青蓝的天空上，一行南飞的大雁与他同行，于是写下一首诗：
　　阳城淀里新来雁，
　　趁伴南飞逐越船。
　　野岸柳黄霜正白，
　　五更惊破客愁眠。

二

　　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
　　欧阳修从帝王之都奔向闭塞荒凉的小城滁州，心情就像帝国的前景一样无比晦暗。此前，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知邠州;富弼罢枢密副使，知郓州;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韩琦罢枢密副使，知扬州。随着欧阳修被贬，虽然一些新政措施仍在帝国的土地上暗中发酵，被寄予厚望的“庆历新政”基本上成了秋風落叶，四散飘零，大好形势，毁于一旦。庆历五年的冬天，是他心里最寒冷的冬天，初到滁州，欧阳修的心情怎么也晴朗不起来，那基调就像他过汴河时写在诗里的，“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
　　欧阳修被贬的真实原因是他支持新政，却因这样一种道德“恶名”被政治对手收拾，这一定让他感到意外、窝囊、恶心。尽管所谓私通之事被认定子虚乌有，但这样的事，终究说不清道不明，别人不问，他也就没法说，即使说了，恐怕也是“越描越黑”，回应他的，只有“黑暗中的笑声”。直到今天，这段“私生活问题”仍然是史学家们聚讼纷纭的公案。这是他的尬尴处，也是私生活抹黑容易得手的原因。
　　我们常说恢复名誉，其实名誉是不可恢复的，因为毁誉犹如毁容，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一旦损毁，再难修复。一切尽在不言中，那不言中，又似乎含纳了无尽的深意。他被小人包围，被流言所伤，仿佛被成群的蚊虫围攻，“虽微无奈众，惟小难防毒”。一切都在暗地里运行，“在黑暗的时刻出现，在阴晦的角落聚集”，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要人命，纵想反抗，也无从下手，像欧阳修说的：“手足不自救，其能营背腹。 　　站在荒野上，犹如陷入“无物之阵”，欧阳修心里堵着一口闷气，他一定很想透气，想呐喊，想咆哮，但他的呼喊，很快被旷野吸纳，听不到任何回声。
　　只有少数人能理解他，远在江西的曾巩是少数的例外。他相信欧阳修的人格，他在给欧阳修的信中写：“至于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谤，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不顾四方人议论，不畏天地鬼神之临己，公然欺诬，骇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愤痛切，废食与寝，不知所为。噫！二公（指欧阳修、蔡襄——引者注）之不幸，实疾首蹙额之民之不幸也！”
　　曾巩的几行字，让他在悲凉中感到一丝暖意，却无法改变他的现实处境。他决定逃离那张由流言蜚语编织起来的大网，逃离那些闪烁着某种幸灾乐祸的、暧昧的眼神。他愿意去滁州，像他《滁州谢上表》所写：
　　论议多及于贵权，指目不胜于怨怒。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苟令谗巧之愈多，是速倾危于不保。必欲为臣明辩，莫若付于狱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虽臣善自为谋，所欲不过如此。
　　或许，只有远去滁州，才能平息这所有的非议。
　　所幸，他去的是滁州，地处长江下游北岸的一座小城。到了那里，他才发现这里竟是阳光明媚、雨水充沛、大地润泽、山峦起伏，滁河及清流河贯通境内，通江达海，让他的目光变得幽远而澄澈，连呼吸都一下子清朗起来。他千里迢迢奔波而来，抵达的，竟然是一块风水宝地。
　　就像他在《丰乐亭记》里写的，五代干戈扰攘之际，这里曾历经战火。公元956年，时任后周大将的宋太祖赵匡胤与南唐中主李璟的部将皇甫晖、姚凤会战于滁州清流山下，南唐军队败入滁州城。随后赵匡胤在东城门外亲手刺伤皇甫晖，生擒二将，攻占滁州。如今，百年已逝，但见山高水清，昔日战争的疮痍已经消泯无痕，滁州变成了一个封闭安定的世外桃源。由于不在水陆要冲之地，当地百姓基本不了解外界所发生的一切，安于耕田种地、自给自足，快乐恬适地度过一生。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吗？人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什么非知道它们不可呢？
　　这是一块没有被政治污染的地方，政治如泰山压顶，让人去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滁州却让人的身体变爽，精神变轻，轻得可以飞起来，飞越屋顶，飞越田野，飞越山川河流。在滁州，连文字都是干净的，不再涉及党争、攻讦、表白、谩骂，不再有火气，要有，也只有烟火气。那是人世的气息、生命的气息、让内心安妥的气息。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无限地敞开了，犹如一棵树，在大地上默然生长，浑身通透地伸展着枝叶。他写《秋声赋》，其实他不仅听见了秋的声音，包含了风雨骤至的声音、草木凋零的声音、虫鸟唧唧的声音，他还听见了万物的声音——这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会说话的，但寻常人追名逐利，神经功能被遮蔽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10，才对它们闭目塞听。只有像欧阳修这样，把自己变成了零，才听得懂这所有的语言。他的语言，不过是复述了万物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滁州不仅抚慰了欧阳修，而且养育了欧阳修，让他的生命意义变大了，语言的世界也随之壮大。它让一个语言锐利的谏官，一步步成为文学史里的大家，变成世人皆知的“醉翁”。
　　他书写的神经被激活，让九百多年后的我们，在书页间读到了这样的文字：“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滁州给他的一切，朝廷不会给。朝廷可以给他官职，却从来不像这样让他的生命变得如此充沛和丰饶。

三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我一直很想去滁州，去拜会醉翁亭，看醉翁是否还在那里醉着，但又很怕去，担心看到另外一个滁州，一个现代的、拥挤的、充满商业趣味的滁州，把世界上所有的新鲜事物在城市里一一罗列，以彰显它的“与时俱进”，更担心看到滁州像许多地方一样，把“名人效应”发挥到无孔不入，让欧阳修成为无数品牌的代言人，说不定有各种以欧阳修命名的門票在等待着我。这几乎已经成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通病，在很远的距离之外，在抵达之前，我们就可以嗅到它的气息。
　　假如有时光飞船，我还是愿意回到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的滁州，去看欧阳修看见过的丰山，去饮欧阳修饮过的醴泉，“俯仰左右，顾而乐之”12。然后，摆酒，我们相对而坐。不是在什么华堂美厦，而就在山水林泉。据说，他在扬州任太守时，每年夏天，都会携客到平山堂，派人采来荷花，分别插于盆中，放在来客之间，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依次摘花瓣，谁摘掉最后一片，就罚酒一杯。
　　欧阳大人说了，他不善饮酒，“饮少辄醉”，估计不到半斤的量，所以我把他弄醉应当不是件什么难事。但欧阳修的魅力，正在于醉。没有醉，就没有“醉翁”了。醉是一种幸福，醉是一种境界，甚至，醉也是一种醒——你看，“醉”与“醒”，都是“酉”字边，都与酒有关。没有酒哪来的醉？没有酒哪来的醒？其实，醒就是醉，醉也是醒。该醒则醒，该醉则醉。世人皆醒我独醉，世人皆醉我独醒。只有真正的智者，能够在醉与醒之间自由地往返。
　　欧阳修的醉与醒，总让我想起苏东坡的那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
　　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
　　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醒复醉，就是醒来之后又醉，是一场接一场的醉，其后当然是一次接一次的醒。醉了又醒，醒了又醉，谁又能分清，他写词的当下是醒还是醉？就像我们常常把梦当作现实，或者把现实当作梦。我二十多年前读过史铁生先生的一个短篇小说，至今印象很深，名叫《往事》，就是讲述梦的。他在梦里回到了过去，当梦里发生的事情进行到最紧要的环节，他突然醒了，于是在“现实”中，开始“经历”另外一件事情，又到了关键时刻，他再一次醒了，发现那还是梦。他就这样，从一个梦跌入另一个梦，他已分不出梦与现实的区别，只能在不同的梦里徘徊，每一场梦都好似生命的一个轮回，以至于读到他最后终于醒来回到了“当下”，我忍不住要问：他还能不能再醒一次？ 　　古来卓越的艺术家，都是醉与醒之间的自由往返者。沒有醉，哪来王羲之的《兰亭序》，哪有曹孟德的《短歌行》？从商周青铜器到唐诗宋词，我从中国古代艺术里闻到了丝丝缕缕的酒精味儿。所以李白说了：“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14在李白老师看来，一个喝酒的人是可以成名的，成为天下人的偶像。《二十五史》里，有多少权贵出出进进，谁能说出几个宰相的名字？但像竹林七贤、饮中八仙的名字，却流传至今。到底谁寂寞呢？我看寂寞的是那些宰相权贵，他们权倾一时，前呼后拥，一旦他们丢失了权力，就门前冷落车马稀，淡出人们的视野，被历史遗忘。相比之下，倒是李白所说的饮者——实际上他们是贤者、智者，可能受到一时的冷落，却在后世迎得了成千上万的拥趸。
　　李白喝酒厉害，“一日须倾三百杯”，我说的不是饮，是喝，像喝水那样地喝。那般豪饮，一般人跟不上节奏，不大工夫就会醉眼迷离——只要不是色眼迷离就好。欧阳修“饮少辄醉”，我猜他一定不是饮，而是小酌。宋代文人生活是优雅的、精致的、细腻的，不会像《水浒传》里写的，动不动就一壶烧酒，二斤牛肉，其他什么都没有。欧阳修饮酒，其实不是饮，更不是喝，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咂，一壶酒、几碟菜，可以“坚持”半天，让千种风景、万般思绪，都随着酒液，一点点地渗入身体，让灵魂变轻，一点点地飘浮到空中。
　　否则，以欧阳修那点酒量，不是分分钟就结束战斗了？
　　酒液也改变了他文字的酒精浓度，欧阳修的诗词，也总是带着微醺的感觉。他的词里，有“一片笙歌醉里归”15，有“稳泛平波任醉眠”16，有“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17，有“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18。他的诗里，有“野菊开时酒正浓”19，有“鸟啼花舞太守醉”20，有“酌酒花前送我行”21……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梦中作》：
　　夜凉吹笛千山月，
　　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
　　酒阑无奈客思家。
　　这是一首记梦诗，中国诗歌史上很少有一首诗像它这样魔幻，这样诡异，这样超现实。诗中有夜，有路，有月，有花，诗人须发飘逸，手持酒壶，不知穿越了几世几劫，从一个个轮回里醒来，在梦幻与现实间辗转……

四

　　其实，欧阳修不只因为酒而醉，因为酒而醒，真正让他沉醉的，是文字的世界、艺术的世界。他在王朝政治里丢失了自己，又在文化的世界里找回了自己。在那个世界里，他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体会到自己的强大。那是一种不在乎别人践踏，别人也无法践踏的强大。苏东坡自问：“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精神世界里的陶醉，才能让他真正为自己做主，忘却现实中的蝇营狗苟，自由自在地驰骋江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不是说他真的要跑（他这一句词曾令负责看守他的黄州知州徐君猷大惊失色，以为苏东坡要趁夜色潜逃），而是描述他想要的自由。那是另一个世界里的自由，可以抵消现实世界中“此身非我有”的不自由。
　　苏东坡不会跑，所以当徐君猷匆匆赶到苏东坡的家时，发现苏东坡正倒头大睡，鼾声如雷，“敲门都不应”的，不再是家童，而是变成了苏东坡自己。但他的身体里有一个魂魄，他的魂魄会跑。那是他的另一个自己，是世界上另一个我。当一个苏东坡被困在肉体中，另一个苏东坡却正在四处奔行，四海纵横。
　　许多现实中人，只看得见苏东坡的肉体，看不见苏东坡的魂魄。他四处奔走的魂魄，都在纸页间留下了雪泥鸿爪，变成《念奴娇·赤壁怀古》，变成《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变成《寒食帖》，纵千年之后仍然雄姿英发，神采奕奕。
　　苏东坡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读到《醉翁亭记》，不得而知。《醉翁亭记》没有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但自从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欧阳修的朋友陈知明将它勒刻石上，拓印者纷至沓来，“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23，传播的广度，堪比今天微信微博。只是这最早的《醉翁亭记》刻石，早已不在世间。
　　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前后，太常博士沈遵跑到滁州，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之外，亲眼见到了滁州的景色，心有所动，作了一支宫声三叠的琴曲《醉翁吟》，苏东坡听了，深爱这支琴曲，说它“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24，或许，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醉翁亭”。
　　故宫博物院藏有同样署款“眉山苏轼”的草书《醉翁亭记》明拓本，熟悉苏东坡书风的人一看便知其假，经专家鉴定，它真正的书写者是金代翰林学士赵秉文，在故宫博物院藏金代赵霖《昭陵六骏图》后，有赵秉文跋，赵秉文的书法长什么样，一望而知。作伪者是在去掉了赵秉文款之后，将这卷伪托“眉山苏轼”的草书《醉翁亭记》勒刻上石的。在中国文物交流协调中心，还藏有一件纸本的“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是明人根据拓本临写的。但苏东坡爱酒，也爱《醉翁亭记》，这一点无可置疑。
　　除了《醉翁亭记》，欧阳修还写过一首五言诗，可以与《醉翁亭记》形成互文关系，叫《题滁州醉翁亭》。诗的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
　　所以屡携酒，
　　远步就潺湲。
　　野鸟窥我醉，
　　溪云留我眠。
　　山花徒能笑，
　　不解与我言。
　　惟有岩风来，
　　吹我还醒然。
　　“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这是何等的快意与潇洒;“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他又是何等的孤独。他的醉，他的眠，终被山风吹醒，“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又让我想起苏东坡的“料峭春风吹酒醒”。这不是“醒复醉”，而是“醉复醒”。“醉复醒”，就是一次死复生，就是托尔斯泰描述过的复活，是一次灵魂的再生，醒来后他见到的世界，已经与他醉之前迥然不同。
　　欧阳修也好，苏东坡也罢，当酒液一点点地渗入他们的身体，他的世界不是醉去了，而是一点点地醒来。我在《永和九年的那场醉》里不是写了吗：“艺术是一种醉，不是麻醉，而是能让死者重新醒来的那种醉。”26或者说，是一个世界醉去了，另一个世界正在苏醒。那是一个惊风雨的世界，那是一个通鬼神的世界。与那个醉去的世界相比，醒来的世界更深广，更立体，更威风八面、不可一世。

五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宋代文人大面积的贬谪，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贬谪文化。这个文化，别的朝代没有。宋代是真正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但这群星中的大部分人都没逃过贬谪。对于宋代文人来说，贬谪似乎已不是“无妄之灾”，而几乎成为必须接受的命运，成了他们官场生涯的必修课，让他们在政治梦想中断的地方，生长出新的生命意义。他们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儒家文化为他们设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程序，假若没有贬谪，政治生涯没有突如其来的中断，他们一定会按既定方针办，将已经设定好的程序进行到底。但贬谪来了，他们的政治梦想无以为继了，他们一下子被逐出朝廷，被发往老少边穷之地，纵然“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但他们的身份、地位、现实处境都发生了变化，有些人（像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还要自己开荒种地，才能养活全家，他们的地位已然介于官员与百姓之间，这不仅让他们经历了一份“计划外”的艰辛，也让他们的生命更多与土地、人民相连。尤其是屡次变法失败，让他们更加清醒地打量民间社会。他们从中央走到地方，官变小了，世界却变大了。他们被贬谪到帝国的远方，这让他们不仅能“居庙堂之高”，更能“处江湖之远”，去近距离地打量城郭人民，像帝国中枢分蘖出的神经末梢，更真实地体验他们的悲欢苦乐。这一“高”一“远”，拉开了他们生命的纵深，使他们的世界，不再只容得下策论、上疏、廷辩，更装下了风雪冰霜、江湖夜雨，也让他们的文字里，不再只有画船载酒、急管繁弦的风雅浪漫，而是变得连天接地、惊鬼通神。
　　于是，贬谪就成为一个自我转型、自我重塑的机会。他们从政治中来，经过这样的历练、这样的转型，他们的生命意义已经大于了政治，超越了政治，包括且不限于政治。他们或许还要回到政治中去，但他们的政治，已经是高于政治的政治，不再是天子的政治，而是天下的政治。
　　宋代是中国艺术的黄金时代，许多艺术家同时是政治家，他们的政治生涯和艺术生涯是重合的。政治是压抑人性的，他们却在政治体制内保留了自我，保留了天性，保留了属于孩童的那一份烂漫，政治的黑暗从来不曾阻断梦想的光源，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在自然、民间、社会中汲取的精神能量。他们的人生，也不再只是政治的人生，更是艺术的人生、审美的人生。他们让后人们知道，不仅自然可以审美，艺术可以审美，人生，也是可以审美的。就像我曾经多次引用过的顾城的那首诗“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纵然生命如蚂蚁般卑微，只要人格精神是美的，人就是美的。黄庭坚称之为“不俗”，这“不俗”，就是平心静气地面对日常生活，但不被日常生活所隐没，那未曾沉没、未被隐没的部分，就是一个士人的精神理想、气质人格。
　　假如我们的眼光能够超越政治的实用主义去看待晏殊、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这一干人等，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他们的命运如何大起大落、现实处境何等不堪，像苏东坡《寒食帖》里写的“泥污燕支雪”，像陆游《卜算子·咏梅》里写的“零落成泥碾作尘”，他们的生命境界都是那么美，不只美在他们的诗词、书法，他们的衣食住行、举手投足都是美的。江湖苦难中生长出的美也是美，而且比庙堂广厦中的美还要美。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宋代文人贬谪的高峰，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和艺术史创作的高峰。范仲淹被贬知邓州，写下了《岳阳楼记》;苏舜钦被开除公职，扁舟南游，旅于吴中，写下《沧浪亭记》;欧阳修被贬知滁州，写下了《醉翁亭记》。《岳阳楼记》《沧浪亭记》《醉翁亭记》，中国散文史上这著名的“三记”，居然都写于同一时期，而且都与贬谪、削籍这些倒霉的事有关。
　　他们的贬谪之地，也因此不再是他们临时待过的一个地方，而是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再生之地。欧阳修自号“醉翁”，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黄庭坚自号“涪翁”（黄庭坚另一号为“山谷道人”，是他在赴任太和知县时取的），都是以贬谪之地为自己命名，以此来表达对它们的纪念。这些贬谪之地、流放之所，也成了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圣地。对中国现代作家，故乡是最重要的，无论来自绍兴的鲁迅，来自湘西的沈从文，来自呼兰河的萧红，故乡都是最重要的文学背景。宋代艺术家一生创作的原动力则来自贬谪之地，他们的故乡，如欧阳修的庐陵、苏东坡的眉山、黄庭坚的修水，却很少受到注意，对他们政治和艺术生涯的影响，也不及贬谪之地。故乡是他们生命的原发地，贬谪之地却成了他们生命的“二级火箭”，直接决定了他们飞行的高度。
　　在贬谪之地，他们脱胎换骨，变成了那个最好的自己。这是贬谪之地的风水所养，是艰苦的环境所炼，也是他们的内心所修。欧阳修在醉翁亭里饮酒，与此同时，在长江中下游的姑苏城里，他的好友苏舜钦也在沧浪亭里饮酒。那时没有手机，不通微信，他们却在酒的倒影里看见了彼此。这是一种别样的相逢，酒液琼浆，让他们身隔万里却心神相通。所以苏舜钦说：“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觞是酒器，用来指代饮酒）;所以欧阳修说：“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所以苏舜钦把《沧浪亭记》寄给欧阳修，欧阳修写下七言古体诗《沧浪亭》回应，最后几句，我以为是对他们心路历程的极佳总结：
　　崎岖世路欲脱去，
　　反以身试蛟龙渊。
　　岂如扁舟任飘兀，
　　红蕖渌浪摇醉眠。
　　丈夫身在岂长弃？
　　新诗美酒聊穷年。
　　虽然不许俗客到，
　　莫惜佳句人间传。

六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此等绝美文字，是欧阳修在滁州“修”来的。欧阳修不只“修”身、“修”心，还“修”亭。没有滁州，欧阳修就不会修醉翁亭;修了醉翁亭，欧阳修才会写下《醉翁亭记》;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才真正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欧阳修”。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修要感谢宋仁宗，感谢贬谪，感谢他生命中所有的挫折，当然，他最该感谢的，是滁州。 　　假若站在文学的领奖台上，他还要感谢自己，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已经随着命运的变化发生了变化。滁州的欧阳修，已不再是汴京的欧阳修。艺术犹如谈恋爱，在适合的地点，在最适合的时机，遇到了最适合的人，才孕育出了这样适合的文字。
　　唐宋八大家，是散文的八大家。若说词，欧阳修不如他的晚辈苏东坡、辛弃疾有浩荡之气;若说书法，也比不上苏黄米蔡。但欧阳修的散文绝对可以纵横四海、笑傲古今。唐宋八大家中，唐朝占两位，即韩愈、柳宗元;宋朝占六位，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这八位中，欧阳修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一个关键性的枢纽。在他的前面，站着韩愈、柳宗元，他们破骈为散，“文起八代之衰”，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和“词必己出”的独创精神。欧阳修则把这样一种文体精神带入宋代，醉心于清新流畅、平易自然的风格，一个写作者内心世界的丰赡与深厚，是从文字里流出来的，无须靠艰涩古奥、装腔作势的文句来吓唬人。写作者的内心深厚了，表达反而云淡风轻。
　　《醉翁亭记》里，我们看见了滁州的山、水、云、树，也看见了欧阳修自己。
　　郑骞先生说：“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而到了宋朝，这个湖才完全汇聚成功，唐时还未完备。
　　假如宋代是一个大湖，欧阳修就是湖边的一个池塘，平静、深厚，不浮躁，不喧嚣，无风不起浪，有风也不起什么大浪，但韩愈、柳宗元的文脉流过来，汇聚到他这里，与山水风物相结合，与他的魂魄精气相结合，自成了一种气派，又经过他，分蘖出许多支流，让后人在最大的面积上得到恩惠。宋朝的“六大家”，乃至宋初的文坛，欧阳修无疑是核心，是盟主，是灵魂人物。有他的召引，散文“六大家”才能齐聚北宋文坛，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最辉煌的记忆。
　　南宋时，曾有人买到《醉翁亭记》手稿，发现文章开头曾用几十字描写滁州四面有山的环境气氛，最后全部涂抹掉，只留“环滁皆山也”五字29，极其简洁有力，可见欧阳修把“务去陈言”落到了实处。
　　也正因如此，当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入汴京应试，謁见当时已是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欧阳修一见苏洵文章，就心生欢喜。第二年苏轼、苏辙、曾巩参加科举考试，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见到苏轼的试卷（因糊名制，阅卷时还不知考生名字），就眼前一亮，心中一喜。那一年，苏轼第二、曾巩第三、苏辙第五，苏轼考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还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意思是三十年后就没人知道我，只知道苏轼了。而王安石，是曾巩介绍给欧阳修，才步入北宋政坛的，王安石也说：“非先生（指欧阳修）无足知我也。
　　可惜的是，欧阳修的墨迹，南宋人看得到，如今可见的，却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灼艾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集古录跋》《上恩帖》《局事帖》，辽宁省博物馆藏《自书诗文手稿》等，屈指可数了。
　　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灼艾帖》，是欧阳修给长子欧阳发的信札。帖中“见发言”，不是他看见了什么，要发言，这“发”，就是欧阳发，“发言”，就是欧阳发说的话;“灼艾”，是艾灸，中医疗法之一，通过燃烧艾绒熏灸人体一定的穴位。《宋史》曰：“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31彼时，他听长子欧阳发说，故人有恙，曾经灼艾治疗，便书帖询问身体近况如何，并邀故人相见，当面一起聊聊天。
　　这一卷《灼艾帖》，想必也是带着酒意写下来的。顿挫起伏，转折迂回，像风一样无形，像水一样波浪，绵如虬枝，细如卧蚕，豪气里带着柔情，从容里带着迫切，思相见，思相见，不知故人何时来。
　　书法上，他称不上大家。但年少时芦荻做笔，在地上习字，笃之弥深，也有独到见解：不能专师一家，模拟古人，而贵在得意忘形，自成一家之体，否则沦为书奴。欧阳修书法，敦厚中见凌厉，练达中见机趣，苏东坡评说欧阳修书法时用了八个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32，一如他的散文，更如他的本人。所以见欧阳修的书法，就像看见了欧阳修，苍颜白发，清眸丰颊，手执酒壶，坐在众人中间，一杯复一杯地畅饮，那么的烂漫自由，等酒壶里空了，起身欲寻，一个趔趄，碰落一树梨花雪。

七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在滁州酒坛上，欧阳修也是天然的盟主，所以无论在林中奔走，还是宴酣之乐，欧阳修也都是前呼后应的核心人物。
　　他号称“六一居士”。他藏书一万卷、集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桌、酒一壶，加上他自己——一个“既老而衰且病”的破老头，刚好是六个“一”。
　　但这是一个好玩的老头，好乐的老头，好酒的老头。这样的一个老头，归根结底是强大的，老、衰、病都打不垮他。寒风吹彻头顶，他心中存满暖意。那份暖，是那壶酒带给他的，不仅暖身体，更加暖精神。所以他心甘情愿，“老于此五物（书、金石遗文、琴、棋、酒）之间”，因“得意于五物”，所以“太（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33。
　　以后的岁月里，对他的攻击指责依然不断重演，甚至于，他晚年失去了第四个孩子，自己也“衰病交攻，心力疲耗”，却再度遭到“生活作风问题”（和长儿媳关系暧昧）的诋毁，他像一粒微小的尘埃，被风吹到不同的地方，但只要心里有书，身边有酒，他就可以找到可以安眠的地方。
　　宋神宗即位，王安石变法，神宗要请欧阳修做宰相，但欧阳修看惯了这些“正义”的把戏，全不当回事了，一再要求致仕还乡，终于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65岁上得到皇帝恩准，他选择了他当过太守的颍州34作为他终老之地，“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烹混沌以调羹，竭沧溟而反爵”35，不再想主宰社稷，只想当风月主人。 　　苏东坡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苏东坡知他，说：“琅琊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
　　苏轼、苏辙兄弟一起来颍州看他。那时，“乌台诗案”还没有发生，苏轼还没有被贬去黄州，没有“东坡居士”这个号，世界上还没有“苏东坡”，只有苏轼。欧阳修与苏轼、苏辙泛舟西湖，赋诗饮酒。西湖、美酒、“二苏”，他最喜爱的人与事，此刻都聚齐了，天下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吗？
　　欧阳修说：从前有人乘船遇狂风，大惊成病，医生从船舵上刮下一些粉末，与丹砂、茯苓等一起煎成汤药，给受惊者服下，竟然痊愈。
　　苏东坡说：以此类推，喝伯夷的洗脸水可以治贪，吃比干的剩饭可以治佞，舔樊哙的盾牌可以治怯，嗅西施的耳坠可以治丑……
　　说罢，三人大笑。
　　这是现实，还是梦境？
　　是醉，还是醒？
　　但无论如何，他都知足了。
　　知足者常乐，子非鱼，安知魚之乐？
　　欧阳修是知足者，所以他常乐。
　　苏轼、苏辙兄弟走了，但他的乐还在。
　　有酒，就有醉;有醉，就有醉翁;有醉翁，就有醉翁之乐。

八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第二年，欧阳修在颍州溘然长逝。十年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东坡已在黄州度过了三年的贬谪时光。这一年，庐山的玉涧道人崔闲带着《醉翁吟》琴谱来“雪堂”看望苏东坡，为苏东坡抚琴扣曲，“恨此曲之无词”，于是请苏东坡倚声填词，写下这首《醉翁操》。词中写：
　　醉翁去后，
　　空有朝吟夜怨。
　　山有时而童颠，
　　水有时而回川。
　　思翁无岁年，
　　翁今为飞仙。
　　此意在人间，
　　试听徽外三两弦。
　　醉翁走了，又没有走。因为酒还在，醉还在，亭还在，《记》还在，拓还在，曲还在。
　　有它们在，醉翁就在。
　　他的欢喜，他的洒脱，留在亭里、《记》里、拓里、曲里、酒里、醉里、风里、雨里、泪里、笑里。此意，在人间。
　　我还是没去滁州，但每读《醉翁亭记》，我都觉得自己去过了一次。
　　读着，读着，滁州就近了，变得无比熟悉。
　　我甚至相信，当夕阳在山，人影散乱，跟随醉翁的宾客中，有我一个。
　　他写《醉翁亭记》的时候，我隐在众人中，隐在他的醉与醒之外，听见了他在黑暗中发出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