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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是一股野蛮生长的力量,具有奇招迭出的创造力。随着市场环境的恶化,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开始笼罩在山寨厂商头顶。
从2007年开始走红,“山寨”这个词,已经被IT产业连续热议了3年。
每当IT产业出现新的产品形态时,媒体总要去深圳华强北摸个底,并且很快会惊奇地发现:这个产品已经被山寨了。
2009年,金融危机肆虐下,山寨笔记本电脑厂商虽然豪言要将洋品牌“赶尽杀绝”,却无法逃脱上游厂商的“锁喉之痛”,运营商对3G的推广和对上网本的钟爱,给山寨笔记本电脑又烧了一把虚火——3G上网本的蓝图终以失败告终。最终,山寨本并未重现山寨机的辉煌时代。
对于“销量至上”、“有量才有市场”的山寨产业而言,在手机之后,已经找不到具有强烈更新换代需求的产品形态,也不再有如联发科般提供廉价而开放的解决方案的上游厂商。2009年山寨本玩家大量出逃的现实,已经足以证明,山寨机模式不能被简单复制——2009年的山寨本不能,2010年正在被看好的电纸书、平板电脑,也不能。
山寨主慌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里,在尔虞我诈的江湖中,在品牌厂商的合力围攻下,他们头顶笼罩着一股巨大的不确定阴影,这种不确定性犹如一个垂向颈部的绞绳,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也仿佛成了刑场的踏板,不知道何时会被突然抽走。
内外交困的山寨主
最近一段时间,是刘平(化名)做山寨机5年来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从3月中旬开始,这个山寨机方案公司的市场营销负责人突然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在深圳市华强北振华路一间10多平米的办公室里,刘平站在一堆随意堆放的手机板卡中间,持续拨打着一些国内经销商朋友的电话,寻找可能的销路。
3月16日,泰国红衫军开始举行示威活动,向当局施压,促使流亡的前泰国总理他信重新掌权。持续的动荡重创了泰国经济,也重创了刘平的生意——他所在公司的主要市场就在泰国,他们长期与泰国、印度的几家运营商合作,向对方提供低端的手机方案,生意一向稳定。但是,“泰国政局这一动荡,和我们合作的当地运营商没法找我们进货,通道一关闭,国外的生意一下减少了将近一半。”无奈之下,刘平只能试图在国内寻找一些订单,弥补在海外的损失。
“现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刘平苦笑道。
2009年12月,包括山寨机在内的一批产自深圳的手机,在印度、利比亚等国家遭到严厉封杀。海外山寨机市场的风云突变,也殃及了山寨笔记本电脑。各国的山寨本经销商嗅到风声后,都明显收缩了山寨笔记本电脑的进口和销售业务。在国内,今年1月,一个位于深圳华强北的涉嫌生产、销售假冒iPhone手机的窝点被打掉,千余台高仿iPhone手机和6000余枚手机电池被缴获; 广电总局对山寨锅市场不断升级的打击也已经传导到终端市场,很多山寨设备的经销商开始将价格从每套200元下调到每套80元来清货……
低价与劣质的怪圈
从山寨机开始,山寨厂商从未摆脱“扎堆进、再扎堆死”的生存怪圈。
杨乐清(化名)在龙胜手机城4层有一个专营山寨本的柜台,这是他在去年4月承租下来的。在山寨本被爆炒的去年3、4月份,杨乐清在华强北一口气租了3个柜台,分别在赛格数码广场、国际电子城和龙胜手机城。但现在,赛格数码广场和国际电子城的柜台早已被他退掉,惟一保留的龙胜手机城的柜台,主要业务也不再是柜台销售——杨乐清在淘宝开了一家网店,每天他和两个手下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淘宝上发帖推广、回答买家提问、处理网络订单。
“我们还活着,这已经相当难得了。”原本希望借柜台招徕国内外经销商加盟的杨乐清,现在对网店每天十几台的销量很知足。
被称为“山寨2.0时代”的山寨本,并没有成功复制山寨手机曾有的辉煌。去年山寨上网本刚刚蔚为风潮时,因单机销售利润往往达到200元以上,至少一半以上的深圳山寨从业者改行进入上网本的生产行列。但随着供应商的增多,同业间开始出现杀价竞争。随后,面板、内存、硬盘等山寨上网本的其他关键零部件也跟着出现缺货与涨价问题,销售一台山寨上网本的利润从最初的200多元压缩到仅仅20多元。
事实上,从山寨机开始,山寨厂商从未摆脱“扎堆进、再扎堆死”的生存怪圈。山脊咨询首席分析师谭贻国表示,去年80%的山寨手机厂商亏损,除了几家出口较好的企业之外,剩下的20%绝大部分也不赚钱。
投机、亏损、危机
“其实,我们不怕外部环境的恶化,只怕产业内部的搅局者。”在深圳市万科富春东方大厦写字楼内,深圳吉祥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坤说,“去年,我们卖出了18万台爱立顺上网本,发展了60多家省级代理商,开了47家终端形象店,今年计划把形象店扩到100家。”
但是,行业内投机取巧、破坏山寨本声誉的山寨主,却给洪坤发展新的代理商造成了很大难题,这让洪坤头疼不已。洪坤透露,2009年,大约60%的山寨本制造工厂处于亏损状态,“很多出于投机目的的厂家一看到市场不行了,就卷款跑路了。”
2009年5月,位于宝安区福永街道骏丰工业园的昌联数码(深圳)有限公司老板,赶在供应商结账日的前夜卷款潜逃。这家企业拖欠了40余位供货商货款共计1200多万元,还有百余名工人的工资;同期,深圳数星科技公司欠下上游供应商上百万元的货款,并骗走了下游不少渠道经销商的“加盟费”。
即使是现在剩下的山寨本厂商,也有一些每天想着投机取巧的把戏。有的山寨本作坊为了降低成本,采购来上网本的各种套件后,“用一把螺丝刀拧巴拧巴就拿到市场上卖去了,没有任何的产品检测环节。”洪坤说。
虽然山寨产业从未放弃对新产品形态的探索,但下一步该怎么踏出去,大部分人心中还没有答案。
“2004年,我们进入数码产品;2006年,我们进入手机行业;2008年,我们进入笔记本行业;2009年,我们进入微型投影机行业;2010年,我们进入……”深圳市源海微电子有限公司主页上的这段自我介绍,折射出这家产品研发、设计公司重心不断转移的轨迹。
源海微是深圳大部分山寨从业者的一个缩影。虽然山寨产业从未放弃对新产品形态的探索,但走过山寨本遇冷、市场集体低落的2009年,山寨主的探索正变得畏手畏脚。下一步该怎么踏出去,大部分人心中还没有答案。
从2007年开始走红,“山寨”这个词,已经被IT产业连续热议了3年。
每当IT产业出现新的产品形态时,媒体总要去深圳华强北摸个底,并且很快会惊奇地发现:这个产品已经被山寨了。
2009年,金融危机肆虐下,山寨笔记本电脑厂商虽然豪言要将洋品牌“赶尽杀绝”,却无法逃脱上游厂商的“锁喉之痛”,运营商对3G的推广和对上网本的钟爱,给山寨笔记本电脑又烧了一把虚火——3G上网本的蓝图终以失败告终。最终,山寨本并未重现山寨机的辉煌时代。
对于“销量至上”、“有量才有市场”的山寨产业而言,在手机之后,已经找不到具有强烈更新换代需求的产品形态,也不再有如联发科般提供廉价而开放的解决方案的上游厂商。2009年山寨本玩家大量出逃的现实,已经足以证明,山寨机模式不能被简单复制——2009年的山寨本不能,2010年正在被看好的电纸书、平板电脑,也不能。
山寨主慌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里,在尔虞我诈的江湖中,在品牌厂商的合力围攻下,他们头顶笼罩着一股巨大的不确定阴影,这种不确定性犹如一个垂向颈部的绞绳,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也仿佛成了刑场的踏板,不知道何时会被突然抽走。
内外交困的山寨主
最近一段时间,是刘平(化名)做山寨机5年来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从3月中旬开始,这个山寨机方案公司的市场营销负责人突然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在深圳市华强北振华路一间10多平米的办公室里,刘平站在一堆随意堆放的手机板卡中间,持续拨打着一些国内经销商朋友的电话,寻找可能的销路。
3月16日,泰国红衫军开始举行示威活动,向当局施压,促使流亡的前泰国总理他信重新掌权。持续的动荡重创了泰国经济,也重创了刘平的生意——他所在公司的主要市场就在泰国,他们长期与泰国、印度的几家运营商合作,向对方提供低端的手机方案,生意一向稳定。但是,“泰国政局这一动荡,和我们合作的当地运营商没法找我们进货,通道一关闭,国外的生意一下减少了将近一半。”无奈之下,刘平只能试图在国内寻找一些订单,弥补在海外的损失。
“现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刘平苦笑道。
2009年12月,包括山寨机在内的一批产自深圳的手机,在印度、利比亚等国家遭到严厉封杀。海外山寨机市场的风云突变,也殃及了山寨笔记本电脑。各国的山寨本经销商嗅到风声后,都明显收缩了山寨笔记本电脑的进口和销售业务。在国内,今年1月,一个位于深圳华强北的涉嫌生产、销售假冒iPhone手机的窝点被打掉,千余台高仿iPhone手机和6000余枚手机电池被缴获; 广电总局对山寨锅市场不断升级的打击也已经传导到终端市场,很多山寨设备的经销商开始将价格从每套200元下调到每套80元来清货……
低价与劣质的怪圈
从山寨机开始,山寨厂商从未摆脱“扎堆进、再扎堆死”的生存怪圈。
杨乐清(化名)在龙胜手机城4层有一个专营山寨本的柜台,这是他在去年4月承租下来的。在山寨本被爆炒的去年3、4月份,杨乐清在华强北一口气租了3个柜台,分别在赛格数码广场、国际电子城和龙胜手机城。但现在,赛格数码广场和国际电子城的柜台早已被他退掉,惟一保留的龙胜手机城的柜台,主要业务也不再是柜台销售——杨乐清在淘宝开了一家网店,每天他和两个手下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淘宝上发帖推广、回答买家提问、处理网络订单。
“我们还活着,这已经相当难得了。”原本希望借柜台招徕国内外经销商加盟的杨乐清,现在对网店每天十几台的销量很知足。
被称为“山寨2.0时代”的山寨本,并没有成功复制山寨手机曾有的辉煌。去年山寨上网本刚刚蔚为风潮时,因单机销售利润往往达到200元以上,至少一半以上的深圳山寨从业者改行进入上网本的生产行列。但随着供应商的增多,同业间开始出现杀价竞争。随后,面板、内存、硬盘等山寨上网本的其他关键零部件也跟着出现缺货与涨价问题,销售一台山寨上网本的利润从最初的200多元压缩到仅仅20多元。
事实上,从山寨机开始,山寨厂商从未摆脱“扎堆进、再扎堆死”的生存怪圈。山脊咨询首席分析师谭贻国表示,去年80%的山寨手机厂商亏损,除了几家出口较好的企业之外,剩下的20%绝大部分也不赚钱。
投机、亏损、危机
“其实,我们不怕外部环境的恶化,只怕产业内部的搅局者。”在深圳市万科富春东方大厦写字楼内,深圳吉祥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坤说,“去年,我们卖出了18万台爱立顺上网本,发展了60多家省级代理商,开了47家终端形象店,今年计划把形象店扩到100家。”
但是,行业内投机取巧、破坏山寨本声誉的山寨主,却给洪坤发展新的代理商造成了很大难题,这让洪坤头疼不已。洪坤透露,2009年,大约60%的山寨本制造工厂处于亏损状态,“很多出于投机目的的厂家一看到市场不行了,就卷款跑路了。”
2009年5月,位于宝安区福永街道骏丰工业园的昌联数码(深圳)有限公司老板,赶在供应商结账日的前夜卷款潜逃。这家企业拖欠了40余位供货商货款共计1200多万元,还有百余名工人的工资;同期,深圳数星科技公司欠下上游供应商上百万元的货款,并骗走了下游不少渠道经销商的“加盟费”。
即使是现在剩下的山寨本厂商,也有一些每天想着投机取巧的把戏。有的山寨本作坊为了降低成本,采购来上网本的各种套件后,“用一把螺丝刀拧巴拧巴就拿到市场上卖去了,没有任何的产品检测环节。”洪坤说。
虽然山寨产业从未放弃对新产品形态的探索,但下一步该怎么踏出去,大部分人心中还没有答案。
“2004年,我们进入数码产品;2006年,我们进入手机行业;2008年,我们进入笔记本行业;2009年,我们进入微型投影机行业;2010年,我们进入……”深圳市源海微电子有限公司主页上的这段自我介绍,折射出这家产品研发、设计公司重心不断转移的轨迹。
源海微是深圳大部分山寨从业者的一个缩影。虽然山寨产业从未放弃对新产品形态的探索,但走过山寨本遇冷、市场集体低落的2009年,山寨主的探索正变得畏手畏脚。下一步该怎么踏出去,大部分人心中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