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去缅甸仰光，作为职业习惯，我早上特意早起，观察了一下仰光的报纸批销市场。离我住的宾馆不远，有一处稍大规模的仰光的报章杂志批销市场，在立交桥下，看着一个个摊点，堆放的报纸，乱停的摩托车，一簇簇的人，平静地交涉，交钱取报。
　　这场景我依稀有些熟悉。
　　2000年9月，我离开新闻出版署，到一张叫《信息早报》的报纸工作，当副总编辑。这张报纸与另一份杂志《证券市场周刊》，号称“一报一刊”，当年在股民中享有盛誉。《信息早报》以刊登K线图闻名，发行量相当的大，最多时全国发行高达百万，北京市场也超过20万份。
　　我当时根本不懂股票，看不懂K线图，因为特别的关系到了这张报纸工作—当时很少有人像我那样，愿意挑选这样一张在体制内的人看来一点都不正规的报纸工作。
　　我最初的工作，便是跟着发行和广告的同事，熟悉市场。发行是当时这张报纸收入的重中之重，但发行是有固定套路的，我其实插不上手。不过，因为挂了个副总编的名头，又暂时安排我联系发行部门，我自然会跟着发行部同事去熟悉市场了。
　　當时在长椿街和宣武门间，新华社《中国证券报》的印刷厂在那，那里形成了北京证券类报刊最重要的批销市场，不管是《证券市场周刊》，还是《信息早报》、《中国证券报》，或者其他不合规的证券类媒体的专版专刊，都集中在《中国证券报》印刷厂边上批销，场景就跟不久前我在仰光看到的类似。
　　所谓批销，就是北京零售市场的大小“报头”将报纸从报社手中批发走，再分发给手下的报摊摊主—当时北京的报刊零售市场还是群雄争霸、诸侯割据的时代。当时北京零售市场最有势力的人，来自安徽，姓史，兄弟仨。
　　每周周六的凌晨，天还没亮时，印刷厂边上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若是夏天，这日子还好过，最怕天寒地冻，下雨下雪，艰苦可想而知。
　　当时《信息早报》的北京印点在《工人日报》印刷厂。报纸快印出来时，发行部的员工就会开上车，带上发行部的发行员、财务、库管等，坐着车到《中国证券报》印刷厂附近的小马路上，占个好位置，等着印厂把印好的报纸送过来。
　　我到《信息早报》时，已经是秋天，我第一次去了解这个市场，就在2000年的冬天。
　　那一次，我盯完版，在办公室稍微眯了会。到凌晨，发行部的同事叫醒我。我一看，不过四点多，跟着发行部的同事来到《中国证券报》印刷厂附近，也还是月黑风高，天寒地冻。印厂的车还没到，同事叫我在车上休息一会。待我醒来，风吹树摆，昏黄的路灯下，有些人声鼎沸的模样，各色人等，各自找自己想要的报纸杂志，一边热情地打骂，一边付钱取货。我们发行部的财务库管忙着收钱记账，而其他人则负责分发报纸。
　　也不过就半小时四十分钟左右，一个热闹的报摊批销自由市场，便复归于平静。路灯越来越暗，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
　　虽然辛劳，但能把报纸批销出去，有收获，心情还是不错的。于是，一碗馄饨，几个包子，算是加班的早点，犒劳大家了。
　　山东的发行商后来就曾跟我回忆过当年印一报一刊的黄金时代，“简直就是印钞票啊，印出来，在厂门口直接就卖掉了！”
　　我后来在上海、在南京、在广州等地，都曾在凌晨去看印刷厂边上自发形成的证券类报刊批销市场，那真是当年的独特风景。
　　2000年之后，电脑和网络迅速开始流行普及，原来报纸印刷K线图的垄断的独特价值，迅速被电脑软件和网络取代。发行量不断下滑，证券类报刊的黄金时代很快就消失了。
　　自然，一起消失的，还有印刷厂边上的证券类报刊批销市场，以及散户的暴富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