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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社会的教育是一种储才式的教育而非普及性质的，而现代社会是一个要求教育普及的社会.在清末民初这段由传统社会开始进入现代社会的时期中，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学塾也配合着新式的学堂为教育的普及贡献力量。清末我国社会遭遇了巨变，旧有的学校制度已不适应是时代的需要。新学制应运而生，在新旧交替中，传统教育资源（如学塾、书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关键词：学塾 学制 社会变迁 新旧交替
【中图分类号】D926.7；D929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直到今天，大部分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中。农村在我国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它与我国的现代化历程息息相关。本人原意是想探讨一下在我国由传统社会步入到现代社会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教育的状况，无奈能力有限，且材料不好找，加之所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太大。本文涉及的农村指的是县以下的行政机构，包括镇，乡，村。学塾包括家塾和私塾。社会变迁时期主要指的是清末民初这一阶段。以下为正文部分。
清代的学校制度为“府，州，县学为地方学，国子监为国学，二者构成了学校系统的主干，旗学，社学（义学）与书院为此系统的支派，但同受政府的管辖，监督和支持，与府，州，县学即国子监也尚有组织上的联系”。1在农村的学校制度中，很少有官学。大部分为学塾，为儿童启蒙之教。在有些巨乡大镇中设有义学，主要为了帮助刻苦学习而又家庭贫苦的学生。由于清代科举制度达到了鼎盛，那时候的教育机构也逐渐沦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如王德昭先生指出的“富家巨室固可在家设馆，延师为子弟教读，闾里也可有塾师设帐授徒，但除非所传授者为日常简单的识字书写，如受教者志在科举，则课程作业也须迎合学课士的规制。”2教育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和练习写八股文。对于这种教育内容，时人曾讽刺的说：“是以天下之习，不惟其教，而惟其所取，所取而为科举之文与，则其所学为科举之学，奚惑焉。”3
晚清时期，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一八四零年，来自另外一种文化形态的英国用它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可以看作是这个社会变革的开始。此后过了将近二十年，以奕、曾国藩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发起了一场洋务运动。当时与外国交往开始频繁和慑于外国的船坚炮利，运动的内容中包括了开设京师同文馆等这样的新式学堂。学堂的主要内容为语言的和技术方面的。这一时期中有感于外国势力的危险和人才的“所学非所用”，关于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的讨论又被一些士大夫提了出来。创办新式学堂是一种新的开端，但这只是先驱的人在讨论它，似乎并没有广泛地影响到当时的学校机构。如蒋梦麟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的蒋村，他的父亲在上海经商，接触过西方文化，还曾经试图制造轮船，但蒋梦麟所受的启蒙教育仍然是传统教育，先读启蒙书籍，如《三字经》等书，再读儒家经典。
到了甲午战后，中国被日本打败，这只熟睡的狮子似乎才被惊醒了。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新学堂的设立和变更科举制度了。一八九八年，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曾下诏废除科举考试。把各省的大小书院改办为各级学堂。但戊戌政变后又恢复了。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开始变法。新学制和科举制曾一度并存。其中，觉察到科举制度的存在，有碍于新学堂的设立，张之洞等人奏请渐废科举，而不是立废，因为他觉得“各省学堂，未能遍设，已设学堂，办理未尽合法”。大概内容为递减科举取士的名额，分给新学堂毕业的学生。以期“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一九零三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开始了一种新的学制。然而有感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张之洞等人奏请立废科举。在下面的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急切心理：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分，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需数十年之后，人才始盛。如在迟之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年之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5
在新学制下，传统的学校机构，如书院，学塾在新旧交替中发挥了作用。在农村中，除了传统的学塾外，有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新式的小学堂了。如茅盾，他的家乡不仅有初等小学堂，还有高等小学堂了。“后来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一立志小学，我就成为这个小学校的第一班学生…毕业后转入新办的植材高等小学…课程已经不是原来中西学堂的英文，国文两门，而是增加了算学，物理，化学，音乐，图画，体操等六七门课程。”（茅盾生于1896年，出生地为浙江省桐乡县乌镇，约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入小学读书，立志小学为民间创办的）。6
曹聚仁，于1900年出生，地点在浙江省浦江口南琴的一小村落里。他的父亲受到了康梁维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办学校。“他在光绪二十八年办了育才小学，那时，全乡就只我们这一家小学，可说是得风气之先了。”但这所小学可能由于地理条件或其他因素的限制，教学内容上仍比较接近于传统教育，到了后来，留住了几位好老师后，才开设了数学，文史课，学生开始接触到儒家经典以外的知识。7
沈宗瀚先生出生于1895年，地点为浙江省余姚县沈湾村。在他虚岁十五岁那年，入诚意学校读书，这所学校为旅沪富商捐款设立。这所学校教师水平颇好，教学内容也较丰富。8
丰子恺先生的老家也出现了新式的小学堂。（他于1898年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17岁的时候毕业于石门湾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9
但这种新式学堂未如学塾一样的普及。如夏衍的家乡浙江杭州庆春门严家衙 “是个小村子，读书人很少，只有村东头有一个私塾。”10（他出生于1900年）
如李宗仁读完私塾后，“去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那时正值庚子八国联军之后，清廷正在废科举，兴学堂，办新政，我们的临桂县当时就办了这所小學。”11他的家乡就没有新式的小学校。
这段期间内，传统学塾的教育内容也有了一些变化.因为学塾“不是规范和划一的教育机构，也不属于官方学校系统”12，所以它具有灵活可变的特点.比如茅盾的父亲曾受过康梁思想的影响，所以他所受的学塾教育有所变化，“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三个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这类老书…因此，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让母亲来教我。”13 丰子恺先生的回忆中有“这时候学校初兴，先生忽然要把我们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买一架风琴来，自己先练习几天，然后教我们唱‘男儿志气高，年纪不妨小’的歌.又请一位朋友来教我们学体操，我们都很高兴。”14
沈宗瀚先生十四岁以前读的仍属于旧式教育，但十四岁之后“由伯父及吾父教授，…除经书外，吾父兼授地理，历史，算学理科等。”15
但仍有接受旧式教育的，如蒋廷黻，他所学的仍然为儒家经典和练习写作文16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这一社会的特点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7然而我国的传统社会中的教育是一种储才性质的教育，而非普及性质的。因为“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18
在科举制度盛行时，教育的内容局限在考试的内容上，也就是儒家的经典和
学习写八股文。徒空言而不实用。如王德昭先生所指出的：“但一种考试，其形式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范和限制，不得稍有逾越，而国家的教育和人才的进退即以此为转移，而其锢闭人的聪明，束缚其思想，而扼塞其知识，殆势所必至。”19
況且现代社会是一个需要教育普及的社会.在张之洞，赵尔巽等人奏请立停科举的奏折中有这么一段话：“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志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过国，下得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人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闲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不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致强奚不强？”20张百熙等人页以此为目标，参考日本和西方的教育制度，制定新的学制，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从中就可以看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富强中的地位。而且，在现代社会中的学校教育内容也不仅局限写儒家经典了。但当时清政府在财政方面已经捉襟见肘了，无法做到在全国各地都设立新式学校。还得借助于民间的力量。然而在有些农村中连私立的学堂都没有，普及教育的任务就得借助于学塾的力量了。传统的学塾是很普及的，如一个在十九世纪住了四十年的美国人亨特说：“在中国，每一个城市或城镇，以至最小的村庄，都有自己的学校，我们在广州一带走动时，对这一点印象很深。而调查表明整个帝国情况都是如此。”21而而且学塾教育的灵活可变，也使它不在仅仅只宣传儒家的经典，而包括了一些新的内容。罗兹曼说：“中国本土教育在模仿西方的教育引进中国之后还坚持了五十年之久。” 他认为这不是因为新派教育家对它关心，新派教育家跟学塾这五十年的存在没有什么关系。22 在新旧学制交替中，传统学塾经过改办，适应了新的学制，为教育的普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或许也是学塾能够持续那么久的原因吧。
参考书目：
1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104页
2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106页
3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108页
4蒋梦麟，《西潮·新潮》，2000年，岳麓书社
5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4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1页，第77页
7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上），张玉法，张瑞德主编《中国现代自转业书》，1989年，龙文出版社
8沈宗瀚，《耕耘岁月》，1993年，正中书局，第46页
9苑兴华编，《丰子恺自述》，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10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0年，第7页
1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1986年，南粤出版社，第20页
12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页
1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0页，
14苑兴华编，《丰子恺自述》，团结出版社，第66页
15沈宗瀚，《耕耘岁月》，正中书局，1993年，第45页
16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 2003年
17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5页
18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20页
19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123页
20转引自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第244页。
21《旧中国印象记》，沈正邦译，转引自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页
21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转引自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页
关键词：学塾 学制 社会变迁 新旧交替
【中图分类号】D926.7；D929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直到今天，大部分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中。农村在我国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它与我国的现代化历程息息相关。本人原意是想探讨一下在我国由传统社会步入到现代社会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教育的状况，无奈能力有限，且材料不好找，加之所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太大。本文涉及的农村指的是县以下的行政机构，包括镇，乡，村。学塾包括家塾和私塾。社会变迁时期主要指的是清末民初这一阶段。以下为正文部分。
清代的学校制度为“府，州，县学为地方学，国子监为国学，二者构成了学校系统的主干，旗学，社学（义学）与书院为此系统的支派，但同受政府的管辖，监督和支持，与府，州，县学即国子监也尚有组织上的联系”。1在农村的学校制度中，很少有官学。大部分为学塾，为儿童启蒙之教。在有些巨乡大镇中设有义学，主要为了帮助刻苦学习而又家庭贫苦的学生。由于清代科举制度达到了鼎盛，那时候的教育机构也逐渐沦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如王德昭先生指出的“富家巨室固可在家设馆，延师为子弟教读，闾里也可有塾师设帐授徒，但除非所传授者为日常简单的识字书写，如受教者志在科举，则课程作业也须迎合学课士的规制。”2教育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和练习写八股文。对于这种教育内容，时人曾讽刺的说：“是以天下之习，不惟其教，而惟其所取，所取而为科举之文与，则其所学为科举之学，奚惑焉。”3
晚清时期，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一八四零年，来自另外一种文化形态的英国用它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可以看作是这个社会变革的开始。此后过了将近二十年，以奕、曾国藩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发起了一场洋务运动。当时与外国交往开始频繁和慑于外国的船坚炮利，运动的内容中包括了开设京师同文馆等这样的新式学堂。学堂的主要内容为语言的和技术方面的。这一时期中有感于外国势力的危险和人才的“所学非所用”，关于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的讨论又被一些士大夫提了出来。创办新式学堂是一种新的开端，但这只是先驱的人在讨论它，似乎并没有广泛地影响到当时的学校机构。如蒋梦麟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的蒋村，他的父亲在上海经商，接触过西方文化，还曾经试图制造轮船，但蒋梦麟所受的启蒙教育仍然是传统教育，先读启蒙书籍，如《三字经》等书，再读儒家经典。
到了甲午战后，中国被日本打败，这只熟睡的狮子似乎才被惊醒了。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新学堂的设立和变更科举制度了。一八九八年，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曾下诏废除科举考试。把各省的大小书院改办为各级学堂。但戊戌政变后又恢复了。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开始变法。新学制和科举制曾一度并存。其中，觉察到科举制度的存在，有碍于新学堂的设立，张之洞等人奏请渐废科举，而不是立废，因为他觉得“各省学堂，未能遍设，已设学堂，办理未尽合法”。大概内容为递减科举取士的名额，分给新学堂毕业的学生。以期“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一九零三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开始了一种新的学制。然而有感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张之洞等人奏请立废科举。在下面的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急切心理：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分，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需数十年之后，人才始盛。如在迟之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年之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5
在新学制下，传统的学校机构，如书院，学塾在新旧交替中发挥了作用。在农村中，除了传统的学塾外，有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新式的小学堂了。如茅盾，他的家乡不仅有初等小学堂，还有高等小学堂了。“后来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一立志小学，我就成为这个小学校的第一班学生…毕业后转入新办的植材高等小学…课程已经不是原来中西学堂的英文，国文两门，而是增加了算学，物理，化学，音乐，图画，体操等六七门课程。”（茅盾生于1896年，出生地为浙江省桐乡县乌镇，约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入小学读书，立志小学为民间创办的）。6
曹聚仁，于1900年出生，地点在浙江省浦江口南琴的一小村落里。他的父亲受到了康梁维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办学校。“他在光绪二十八年办了育才小学，那时，全乡就只我们这一家小学，可说是得风气之先了。”但这所小学可能由于地理条件或其他因素的限制，教学内容上仍比较接近于传统教育，到了后来，留住了几位好老师后，才开设了数学，文史课，学生开始接触到儒家经典以外的知识。7
沈宗瀚先生出生于1895年，地点为浙江省余姚县沈湾村。在他虚岁十五岁那年，入诚意学校读书，这所学校为旅沪富商捐款设立。这所学校教师水平颇好，教学内容也较丰富。8
丰子恺先生的老家也出现了新式的小学堂。（他于1898年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17岁的时候毕业于石门湾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9
但这种新式学堂未如学塾一样的普及。如夏衍的家乡浙江杭州庆春门严家衙 “是个小村子，读书人很少，只有村东头有一个私塾。”10（他出生于1900年）
如李宗仁读完私塾后，“去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那时正值庚子八国联军之后，清廷正在废科举，兴学堂，办新政，我们的临桂县当时就办了这所小學。”11他的家乡就没有新式的小学校。
这段期间内，传统学塾的教育内容也有了一些变化.因为学塾“不是规范和划一的教育机构，也不属于官方学校系统”12，所以它具有灵活可变的特点.比如茅盾的父亲曾受过康梁思想的影响，所以他所受的学塾教育有所变化，“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三个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这类老书…因此，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让母亲来教我。”13 丰子恺先生的回忆中有“这时候学校初兴，先生忽然要把我们的私塾大加改良了。他买一架风琴来，自己先练习几天，然后教我们唱‘男儿志气高，年纪不妨小’的歌.又请一位朋友来教我们学体操，我们都很高兴。”14
沈宗瀚先生十四岁以前读的仍属于旧式教育，但十四岁之后“由伯父及吾父教授，…除经书外，吾父兼授地理，历史，算学理科等。”15
但仍有接受旧式教育的，如蒋廷黻，他所学的仍然为儒家经典和练习写作文16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这一社会的特点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7然而我国的传统社会中的教育是一种储才性质的教育，而非普及性质的。因为“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18
在科举制度盛行时，教育的内容局限在考试的内容上，也就是儒家的经典和
学习写八股文。徒空言而不实用。如王德昭先生所指出的：“但一种考试，其形式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范和限制，不得稍有逾越，而国家的教育和人才的进退即以此为转移，而其锢闭人的聪明，束缚其思想，而扼塞其知识，殆势所必至。”19
況且现代社会是一个需要教育普及的社会.在张之洞，赵尔巽等人奏请立停科举的奏折中有这么一段话：“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志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过国，下得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人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闲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不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致强奚不强？”20张百熙等人页以此为目标，参考日本和西方的教育制度，制定新的学制，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从中就可以看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富强中的地位。而且，在现代社会中的学校教育内容也不仅局限写儒家经典了。但当时清政府在财政方面已经捉襟见肘了，无法做到在全国各地都设立新式学校。还得借助于民间的力量。然而在有些农村中连私立的学堂都没有，普及教育的任务就得借助于学塾的力量了。传统的学塾是很普及的，如一个在十九世纪住了四十年的美国人亨特说：“在中国，每一个城市或城镇，以至最小的村庄，都有自己的学校，我们在广州一带走动时，对这一点印象很深。而调查表明整个帝国情况都是如此。”21而而且学塾教育的灵活可变，也使它不在仅仅只宣传儒家的经典，而包括了一些新的内容。罗兹曼说：“中国本土教育在模仿西方的教育引进中国之后还坚持了五十年之久。” 他认为这不是因为新派教育家对它关心，新派教育家跟学塾这五十年的存在没有什么关系。22 在新旧学制交替中，传统学塾经过改办，适应了新的学制，为教育的普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或许也是学塾能够持续那么久的原因吧。
参考书目：
1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104页
2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106页
3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108页
4蒋梦麟，《西潮·新潮》，2000年，岳麓书社
5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4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1页，第77页
7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上），张玉法，张瑞德主编《中国现代自转业书》，1989年，龙文出版社
8沈宗瀚，《耕耘岁月》，1993年，正中书局，第46页
9苑兴华编，《丰子恺自述》，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10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0年，第7页
1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1986年，南粤出版社，第20页
12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页
1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0页，
14苑兴华编，《丰子恺自述》，团结出版社，第66页
15沈宗瀚，《耕耘岁月》，正中书局，1993年，第45页
16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 2003年
17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5页
18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20页
19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123页
20转引自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第244页。
21《旧中国印象记》，沈正邦译，转引自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页
21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转引自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