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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的天空好像是属于男性的,极少数的女性作品只是寥落点缀的晨星。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女子在文化上没有地位,女子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女论语》、《女诫》、《女范》之类,不属于文化教育的范畴。在父权文化体制下,女性被剥夺了各种权力,她们不能大声说话,不能自由行动,在深深的庭院里锁尽了自己的才华和青春。在文学上女性也只能亦步亦趋,追随和模仿男性。但是,女性并不是生来就这样的,最初的那朵美丽的文学之花是女性培植的,在几千年前那块带着原始的质朴狂野的土地上,是男性模仿女性,是女性创造了文学。
中国文学最初起源有“四音”之说,而四者皆出自女性。北音是简狄所作,《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还,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还。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于飞’。实始为北音。”南音是大禹的妃子涂山氏所作,《吴越春秋》:“禹年三十未娶,性涂山恐失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证也。’于是涂山之人歌之曰:‘绥绥白狐,九尾宠宠,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子家室,我都攸长。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于是禹就娶了涂山氏。
诗之发生,源于歌谣,这些原始的歌谣,可能不合章法,或许没有意义,但是它创造了一种氛围,表达了一种感情,听歌的人会受到感动,这就是诗的灵魂了,当感受代替理解的时候,所有解释都是多余的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三百零五篇。“三百篇”全部可以弦歌,可见这些诗实际上都是歌唱的歌词。《国风》中许多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的爱情诗歌就是出自女子之手。谢晋青《诗经之女性研究》称:“十五国风存诗一百六十篇,其中有关妇女问题者八十五篇。”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古之女子,矢口成章,女子之作,国风中盖其大半矣。”许多篇章的主题都成为后世文学的母题,例如《卫风·伯兮》里动人的思妇形象:“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伯”就是女作者所思念的人,他出征很久,作者陷入对他的深切思念中,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首如飞蓬”,发现自己蓬头散发后,不但不加修饰,反而听之任之,由此可见她在丈夫不在的日子里一直过得很凄清无聊。这对后世的闺怨诗影响很大,从此以后,历代的模仿之作层出不穷,懒的梳头或无心画眉几乎成了思妇的定格情景。这个母体被后世的诗人广泛采用,不断地花样翻新,主题都在强调“女为悦己者容”,“首如飞蓬”被视为守志不移的标志。
诗歌的艺术生命是吟唱,歌谣是真挚的抒情,所以女性最初的原创与后世文人的模仿创作有显著的区别。《诗经》里的一些民歌,表现了女诗人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的特定感情,例如结婚的喜悦、被弃的怨恨和离别时的刻骨相思。由于《诗经》是见物起兴、赋诗言志,没有明确的人物、情节等叙事因素,许多诗歌被别有用心的人附会在某一个历史人物身上,借此来褒贬、宣扬自己的伦理主张,使得《诗经》有了道德教化的性质。汉儒们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例如《王风·大车》:“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曒日。”写一个女子打算与一个男子私奔,在男子犹豫不决的时候,用誓言来打消男子的顾虑,但是在《列女传》里成了息君夫人的绝命词,成为女子守贞、为夫殉葬的赞歌!附会尚且不够,便开始模仿代言,以男子之心、之口写女人了,不过,男子所写的女人毕竟是“他人”,与女人的“为情而造文”不同,他们是“为文而造情”,文人语言表达出来的感情是改造过的矫揉造作,不似女性语言那样有真挚感。
盖自汉乐府古诗到晋后以吴声、西曲为代表的民间歌曲,这段时间文学的特点也是男人学女人。女性文学就内容而言,往往关注身边的现实,描写自己内心的感情生活;就表达方式而言,由于女性的感情比较细腻,往往委而多婉,迂回曲折,加上女性天生爱幻想,比兴等中国文学的传统表达方式在女性作品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古代女子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所以没有入世和归隐的矛盾和痛苦,也不用在儒释道的调和中达到自欺欺人的宁静淡泊;她们也没有厚重的历史感,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变迁,在他们心中都只留下淡淡的痕迹,所以她们没有“天地悠悠”的感叹,而是关注身边事,抒发内心的感受,“在心为言,发言为诗”,因真挚而可爱、因自然而美、因真切而感人。王国维曾说:“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
《古诗十九首》里有不少闺怨诗,也许这些诗原各有其,时至今日,已不可考,但只要细心阅读,我们显然能够看出它们出自女子之手。《玉台新咏》之中把八首列于枚乘名下,其它假托是傅毅、曹植、王璨等作,可是诗中女子感情的细腻、真挚、深情、自然、幽怨、委婉,如果是假托,如果是模仿,那感情就是假的!男作家的文论中明明说:“人廪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何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虚假的东西能如此真挚吗?古代人没有著作权的意识,更何况女人又没有“立德、立公、立言”以求不朽的意识,所以许多作品都散佚或湮灭。其中有些便被艳羡的文人加工整理、润色结集,这可能就是《古诗十九首》的来源。因为无论他们如何模仿,也不如女人写自己的心理传神。例如《冉冉孤生竹》写女子新婚后久别的幽怨:“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是说自己本无兄弟姐妹,犹如孤生之竹,嫁了人以为从此有了依靠,却又不如愿,就象柔弱的菟丝附着柔弱的女萝;“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表面上是说“我知道你守节不移,准会回来,我又何必自做多情”,但背后又有多少的怨恨、讽刺和无奈?也许只有女子才会把这样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儒教在艺术上的现实精神使中国文学形成文以载道,重教化、重实用的传统,缺乏想象力与浪漫的幻想,道家试图展开想象的翅膀,但也只是在庄生的梦里,蝴蝶的翅膀才舞得洒脱,现实中,它只是一只风筝,线握在带着狡黠的笑的儒生手中。而女子天生爱幻想、多情易感,不用在儒道释三者的矛盾中寻找自欺欺人的宁静淡泊。名缰利索、入世归隐,沧海桑田,犹如飞鸿踏雪泥,“鸿飞哪复记东西”,她们更容易保持童心也更容易出新,难怪有人把女性文学看作文学的正宗,“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与男子;若将宇宙文学之场,应属于妇人”(葛徽奇《读〈玉台文苑〉序》),文学上,女子率直创作、男子加工的现象反复上演。童心是诗歌的灵魂,女性先天的优势使之更容易写出真挚感人的诗歌。不但如此,五言诗这种诗歌的新形式便是女子创造的,班婕妤、卓文君、王昭君都有五言诗传世,例如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笥中,恩情中道绝。”表现了女子秋扇见弃的命运。
汉初,官方的正统文学形式是三言和四言 ,如郊庙歌辞多是四言。而《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楚汉春秋》虞姬答项王的《垓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汉初《戚夫人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距三千里,当使谁告汝”;武帝时李延年的《佳人歌》。这些早期的五言诗,都出自妇女之手或题材与妇女有关,我们可以说,五言诗歌起源于妇女自叹身世或其他有关妇女的题材。汉武帝时乐府机构更加完备,大量采集民间诗歌,历经章和,乐府诗更加发展,《古今乐律》记载,汉曲五篇:一曰《关东有贤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乐久长》,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树》。其中三首是以五言为题目的,说明三首都是五言诗歌,乐府诗歌基本如此。文人在加工整理之余还进行模仿创作,明章时期的班固有《咏诗》,被钟嵘批为“质木无文”。安顺时期的张衡作《同声歌》,其中有“思为莞弱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裘帱,在上卫风霜”,明显模仿民歌。也就是说,源于民间的五言诗,以乐府为媒介,在文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在旧文体中找不到出路的文人,开始加工整理、润色甚至自己创作五言诗,终于导致了被誉为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的出现,五言诗日臻成熟和发展。
女性文学是婉约文学的核心,胡文翼《中国妇女与文学》中说:“中国文学的变迁,总不外两种趋势,便是婉约和豪放,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讲,婉约文学又往往为文学的正宗,而豪放则被称为别派。”由于女性的感情细腻,温文柔弱,在诗歌中表现为委而多婉、压抑迂回又感情真挚、缠绵悱恻、凄戚多怨。如《行行重行行》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明陆时雍《古诗镜》中说:“前为废食,今夕加餐,无奈而自完云尔。此诗含情之妙,不见其情;蓄意之深,不知意。”“七出”之条早已有之,在西汉已成文,女人没有经济地位,一旦被出,生活便无保障,已遭到遗弃,还强把餐饭和泪来咽,“情何婉娈,语所凄其”。从总体上看,《古诗十九首》不是“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而是怨妇在月明之夜,拥帘独思,在秋风起时登楼远眺,对凄草露竹独悲、独吟、独叹、独思!其次,由于委婉曲折的表达,使中国文学讲究比兴的传统在女性的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客从远方来》:“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开。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故人寄来了半匹绸子,上面绣着鸳鸯,便裁为合欢被,装上丝(思)棉,四边还要用连环不解的结做装饰,把甜蜜的爱情修饰的无以附加。
女性文学有如此的美丽,为什么在文学史上却又“红颜薄命”?原因是多种的。女性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不独立是根本的原因,她们有才华无发挥之地,即使写了也无力结集流传。更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诲,不但女性对自己的创作没有信心和勇气,就是有勇气创作也会遭破坏,例如朱淑真的诗稿就被付之一炬。即使有一两个冲破重重险阻、独树异帜的,例如李清照,又立刻会遭到持双重标准的男性批评家明火执仗的批判,这些都对女性的创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由于女性得天独厚的禀赋,即使在贫瘠的土壤中依然开出美丽的花,并且,经历千年的时间和风雨从来没有凋零过。
(颜婷婷,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音乐系;林存秀,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学最初起源有“四音”之说,而四者皆出自女性。北音是简狄所作,《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还,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还。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于飞’。实始为北音。”南音是大禹的妃子涂山氏所作,《吴越春秋》:“禹年三十未娶,性涂山恐失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证也。’于是涂山之人歌之曰:‘绥绥白狐,九尾宠宠,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子家室,我都攸长。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于是禹就娶了涂山氏。
诗之发生,源于歌谣,这些原始的歌谣,可能不合章法,或许没有意义,但是它创造了一种氛围,表达了一种感情,听歌的人会受到感动,这就是诗的灵魂了,当感受代替理解的时候,所有解释都是多余的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三百零五篇。“三百篇”全部可以弦歌,可见这些诗实际上都是歌唱的歌词。《国风》中许多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的爱情诗歌就是出自女子之手。谢晋青《诗经之女性研究》称:“十五国风存诗一百六十篇,其中有关妇女问题者八十五篇。”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古之女子,矢口成章,女子之作,国风中盖其大半矣。”许多篇章的主题都成为后世文学的母题,例如《卫风·伯兮》里动人的思妇形象:“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伯”就是女作者所思念的人,他出征很久,作者陷入对他的深切思念中,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首如飞蓬”,发现自己蓬头散发后,不但不加修饰,反而听之任之,由此可见她在丈夫不在的日子里一直过得很凄清无聊。这对后世的闺怨诗影响很大,从此以后,历代的模仿之作层出不穷,懒的梳头或无心画眉几乎成了思妇的定格情景。这个母体被后世的诗人广泛采用,不断地花样翻新,主题都在强调“女为悦己者容”,“首如飞蓬”被视为守志不移的标志。
诗歌的艺术生命是吟唱,歌谣是真挚的抒情,所以女性最初的原创与后世文人的模仿创作有显著的区别。《诗经》里的一些民歌,表现了女诗人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的特定感情,例如结婚的喜悦、被弃的怨恨和离别时的刻骨相思。由于《诗经》是见物起兴、赋诗言志,没有明确的人物、情节等叙事因素,许多诗歌被别有用心的人附会在某一个历史人物身上,借此来褒贬、宣扬自己的伦理主张,使得《诗经》有了道德教化的性质。汉儒们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例如《王风·大车》:“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曒日。”写一个女子打算与一个男子私奔,在男子犹豫不决的时候,用誓言来打消男子的顾虑,但是在《列女传》里成了息君夫人的绝命词,成为女子守贞、为夫殉葬的赞歌!附会尚且不够,便开始模仿代言,以男子之心、之口写女人了,不过,男子所写的女人毕竟是“他人”,与女人的“为情而造文”不同,他们是“为文而造情”,文人语言表达出来的感情是改造过的矫揉造作,不似女性语言那样有真挚感。
盖自汉乐府古诗到晋后以吴声、西曲为代表的民间歌曲,这段时间文学的特点也是男人学女人。女性文学就内容而言,往往关注身边的现实,描写自己内心的感情生活;就表达方式而言,由于女性的感情比较细腻,往往委而多婉,迂回曲折,加上女性天生爱幻想,比兴等中国文学的传统表达方式在女性作品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古代女子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所以没有入世和归隐的矛盾和痛苦,也不用在儒释道的调和中达到自欺欺人的宁静淡泊;她们也没有厚重的历史感,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变迁,在他们心中都只留下淡淡的痕迹,所以她们没有“天地悠悠”的感叹,而是关注身边事,抒发内心的感受,“在心为言,发言为诗”,因真挚而可爱、因自然而美、因真切而感人。王国维曾说:“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
《古诗十九首》里有不少闺怨诗,也许这些诗原各有其,时至今日,已不可考,但只要细心阅读,我们显然能够看出它们出自女子之手。《玉台新咏》之中把八首列于枚乘名下,其它假托是傅毅、曹植、王璨等作,可是诗中女子感情的细腻、真挚、深情、自然、幽怨、委婉,如果是假托,如果是模仿,那感情就是假的!男作家的文论中明明说:“人廪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何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虚假的东西能如此真挚吗?古代人没有著作权的意识,更何况女人又没有“立德、立公、立言”以求不朽的意识,所以许多作品都散佚或湮灭。其中有些便被艳羡的文人加工整理、润色结集,这可能就是《古诗十九首》的来源。因为无论他们如何模仿,也不如女人写自己的心理传神。例如《冉冉孤生竹》写女子新婚后久别的幽怨:“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是说自己本无兄弟姐妹,犹如孤生之竹,嫁了人以为从此有了依靠,却又不如愿,就象柔弱的菟丝附着柔弱的女萝;“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表面上是说“我知道你守节不移,准会回来,我又何必自做多情”,但背后又有多少的怨恨、讽刺和无奈?也许只有女子才会把这样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儒教在艺术上的现实精神使中国文学形成文以载道,重教化、重实用的传统,缺乏想象力与浪漫的幻想,道家试图展开想象的翅膀,但也只是在庄生的梦里,蝴蝶的翅膀才舞得洒脱,现实中,它只是一只风筝,线握在带着狡黠的笑的儒生手中。而女子天生爱幻想、多情易感,不用在儒道释三者的矛盾中寻找自欺欺人的宁静淡泊。名缰利索、入世归隐,沧海桑田,犹如飞鸿踏雪泥,“鸿飞哪复记东西”,她们更容易保持童心也更容易出新,难怪有人把女性文学看作文学的正宗,“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与男子;若将宇宙文学之场,应属于妇人”(葛徽奇《读〈玉台文苑〉序》),文学上,女子率直创作、男子加工的现象反复上演。童心是诗歌的灵魂,女性先天的优势使之更容易写出真挚感人的诗歌。不但如此,五言诗这种诗歌的新形式便是女子创造的,班婕妤、卓文君、王昭君都有五言诗传世,例如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笥中,恩情中道绝。”表现了女子秋扇见弃的命运。
汉初,官方的正统文学形式是三言和四言 ,如郊庙歌辞多是四言。而《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楚汉春秋》虞姬答项王的《垓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汉初《戚夫人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距三千里,当使谁告汝”;武帝时李延年的《佳人歌》。这些早期的五言诗,都出自妇女之手或题材与妇女有关,我们可以说,五言诗歌起源于妇女自叹身世或其他有关妇女的题材。汉武帝时乐府机构更加完备,大量采集民间诗歌,历经章和,乐府诗更加发展,《古今乐律》记载,汉曲五篇:一曰《关东有贤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乐久长》,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树》。其中三首是以五言为题目的,说明三首都是五言诗歌,乐府诗歌基本如此。文人在加工整理之余还进行模仿创作,明章时期的班固有《咏诗》,被钟嵘批为“质木无文”。安顺时期的张衡作《同声歌》,其中有“思为莞弱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裘帱,在上卫风霜”,明显模仿民歌。也就是说,源于民间的五言诗,以乐府为媒介,在文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在旧文体中找不到出路的文人,开始加工整理、润色甚至自己创作五言诗,终于导致了被誉为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的出现,五言诗日臻成熟和发展。
女性文学是婉约文学的核心,胡文翼《中国妇女与文学》中说:“中国文学的变迁,总不外两种趋势,便是婉约和豪放,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讲,婉约文学又往往为文学的正宗,而豪放则被称为别派。”由于女性的感情细腻,温文柔弱,在诗歌中表现为委而多婉、压抑迂回又感情真挚、缠绵悱恻、凄戚多怨。如《行行重行行》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明陆时雍《古诗镜》中说:“前为废食,今夕加餐,无奈而自完云尔。此诗含情之妙,不见其情;蓄意之深,不知意。”“七出”之条早已有之,在西汉已成文,女人没有经济地位,一旦被出,生活便无保障,已遭到遗弃,还强把餐饭和泪来咽,“情何婉娈,语所凄其”。从总体上看,《古诗十九首》不是“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而是怨妇在月明之夜,拥帘独思,在秋风起时登楼远眺,对凄草露竹独悲、独吟、独叹、独思!其次,由于委婉曲折的表达,使中国文学讲究比兴的传统在女性的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客从远方来》:“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开。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故人寄来了半匹绸子,上面绣着鸳鸯,便裁为合欢被,装上丝(思)棉,四边还要用连环不解的结做装饰,把甜蜜的爱情修饰的无以附加。
女性文学有如此的美丽,为什么在文学史上却又“红颜薄命”?原因是多种的。女性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不独立是根本的原因,她们有才华无发挥之地,即使写了也无力结集流传。更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诲,不但女性对自己的创作没有信心和勇气,就是有勇气创作也会遭破坏,例如朱淑真的诗稿就被付之一炬。即使有一两个冲破重重险阻、独树异帜的,例如李清照,又立刻会遭到持双重标准的男性批评家明火执仗的批判,这些都对女性的创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由于女性得天独厚的禀赋,即使在贫瘠的土壤中依然开出美丽的花,并且,经历千年的时间和风雨从来没有凋零过。
(颜婷婷,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音乐系;林存秀,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