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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懂并讲清楚这篇文章，关键在要弄清其文体：这是一篇说理的散文，而不是描写、纪实的散文，更不是抒情的散文。
于是，就有了两个问题：说什么“理”?如何“说理”?
而要弄清楚“说什么‘理”’，又先要弄清“如何‘说理”’：在某种意义上，“如何说”比“说什么”重要，更准确地说，“说什么”体现在“如何说”里，“如何说”又受制于“说什么”，两者是融为一体的。而我们阅读、理解、把握，又必须从“如何说”入手。
一、如何“说理”
(一)观察与描写
说理要从观察与描写开始，而不是从概念、观念出发。
于是，就有了四个场景的描写。我们的阅读，也从这里开始。
场景一：“小虫在手指上爬”。这里有一系列的动作：“爬－走走停停－踩－拾起－望－还走－头－低－慢慢悠悠－爬去”观察十分细致，描写极为真切。
场景二：“蜣螂滚粪蛋”。这里又有不同的观察：先是“头抵着地，用两只后腿使劲往上滚，费了很大劲才滚动了一点点”，费力极了。后来，又是“滚一转一绕一推”，四个动作，麻利极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观察?且看下文。
场景三：“蚂蚁背干虫”。观察、描写的重心是蚂蚁如何背“比它大二十倍”的干虫，于是就有了“爬－咬－拉－钻－顶”的动作，以及姿势的变换：又是头“顶”，又是腿“举”，等等。观察依然细致，描写依然真切。
场景四：“两只蚂蚁的厮打”。先写过程：“扑－打－翻－逃”，再细写动作：“(身)牵－(口)咬－(爪)扇”，同样干净利索，写得活灵活现。
这四个场景都具有可观赏性，也是最接近学生生活的：谁在童年时没有过这样的观察经验呢?其实，单是这些描写，也自有意义，特别是动词的运用，是可以引导学生品味、学习的。
(二)心理分析
但作者的本意并不在场景描写本身。场景的背后有“人”，有人的“眼睛”在观察、分析。
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察、观感、联想、分析，因此，不同的作者会给这些场景以不同的意义。如孙绍振先生在其鉴赏文章里所介绍的，马克·吐温的《辛劳的蚂蚁》一文，就从蚂蚁“没有目的，没有成效，但是坚持搬运不止”的行动里，既看到了“愚蠢”，因而感到“可笑，可悲，可怜”，又看到了“执著”“顽强”与“天真”，因而感到“可叹，可爱，可欣赏”。马克·吐温也写到了“两只蚂蚁的厮打”，也用了“跳－踢－揪－拉－扯－推”这一连串的动词，但据孙绍振先生分析，“这显然是超越了蚂蚁，而对某些傻里傻气的人的调侃了”。(参看《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一书)
我们也不妨进行这样的试验：让学生对作者描述的这四个场景，作出他们的解读，他们也一定会有不同角度的各种分析。这会是很有趣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作者是”如何写”的。
他抓住了“我”在观看这些场景时的心理活动及其变化，进行“心理分析”。——这真是别开生面。
而且着重写的，是“我”的观察、分析、判断的一次次“错误”。
看“小虫在手指上爬”，“我”先是嘲笑“小虫”的“短视和盲目”，后来才发现真应该“羞愧”的是“我”：“我竟没有看见指头底下还有路”。
看“蜣螂滚粪蛋”，“我”先是“看得着急，真想帮它一把”，因此，“我”眼里的“滚粪蛋”是费力极了的。但后来“我”才发现，蜣螂滚粪蛋是麻利极了的，“我”没搞清楚，是在多管、瞎管“闲事”。
看“蚂蚁背干虫”，“我”先“猜想”：蚂蚁急于把干虫搬回洞去，是因为有不少孤老寡小在等着；后来才发现这都是作为“人”的“我”的想法，“孤老寡小”只是“人”的世界里的概念，蚂蚁不过是“为背而背”而已。“我”因此还自作主张地又抓来一只“闲转的蚂蚁”，并且这样设想：“先让两只蚂蚁见见面，商量商量，那只或许会求这只帮忙，这只先说忙，没时间。那只说，不白帮，过后给你一条虫腿。这只说不行，给两条。一条半。那只还价。”这是一个极有趣的“蚂蚁交易”的场景，写得生动、简练而传神。但这仍然是“我”的“人的想象”，“我”把人间的讨价还价强加给了蚂蚁世界。蚂蚁们却不理会这些，一见面就打起来了。
通篇文章就这样把“我”在观察过程中心里的种种“想法”和“虫子”们的“行动”相对照，结果是“我又想错了”，“我又搞错了”，错，错，错，“我”真是狼狈极了。
文章也就这么结束了。
但我们却分明感到，在这样的心理分析、这样的“我”的狼狈处境的背后，还隐含着作者的某种醒悟和思考，也就是作者写作此文所要说的“理”。
二、说什么“理”
(一)“人”的自嘲和反省
从文章充满调侃的描写和心理分析里，我们当然感觉到了“对人的自嘲和反省”的意味。而且文章中也有这样的点题之笔，是我们在读讲中应该特别注意的：
“这下该我为自己的眼光羞愧了”。
“人的自以为是使人只能走到人这一步”。
“我这颗大脑袋，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
“人”从来自称“万物之灵”，“我”在文章一开始对“小虫”的“短视和盲目”的嘲笑、那样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和自以为是的心态，正是这样的“人”的自傲的表现。但“小虫”一个“慢慢悠悠向手心爬去”的动作，就把这一切自是与自傲轻而易举地颠覆了——“我”还幸灾乐祸地预言“它若悬崖勒不住马，肯定一头栽下去”呢(这一句成语活用，调侃意味十足，可谓“神来之笔”)。“短视”而“盲目”“好笑”的，究竟是谁呢?但在作者看来，光是自嘲还不够，还该自愧，因此用了“羞愧”一词。作者为什么用如此严重的词语呢?这本身就值得琢磨。
紧接着的一句：“人的自以为是使人只能走到人这一步”，就把对“人”的反省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在通篇的调侃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严肃、严重的断语，而且着意单独成行，这给人以突兀之感，却也增加了其分量，成为一个警句，引发我们深思：人的自傲其实是人的自我束缚，自己把眼光、视野和发展局限在人自身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而失去了在宇宙生命(也包括这些“小虫”)的相生相长中获得更自由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可能，是真的“井底之蛙”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的“我”，尽管还有着“人”的自以为是的毛病，但对小虫们还是充满善意的。这已经不同于那些动不动就要消灭“害人虫”的大自然的“征服者”，可以称得上“人”中之善类、觉醒者。这一点，在第二、三、四个场景描写里，表现得特别突出：可以说“我”是一心一意、诚心诚意要帮蜣螂、蚂蚁一把。但每次都事与愿违，弄得“我”很是狼狈。这是另一种调侃。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反省：“我这颗大脑袋，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而在获得这样的新的觉醒之前的“我”，是缺乏自知之 明的：“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却要一厢情愿地干涉蚂蚁的事情，哪怕是出于想帮助它们的好心，也会适得其反，显出可笑的一面——当然，也有可爱的一面。如果如前文所说，马克·吐温在蚂蚁身上发现了“可笑”与“可爱”，多少还有“人”的优越感；那么，现在，我们的作者刘亮程却在“我”和蚂蚁的关系中，发现了“人”的可笑与可爱。这样的对人的反省，而且是对大自然有善意的人的反省，思考显然深入了一步。
(二)人和自然生命的相通与相隔
刘亮程的反省(“我这颗大脑袋，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还蕴涵着更深的意义。
这句话有三层意思。
首先，以“我”和“蚂蚁”相对举，这其实也是全文的一个基本特点，文章所要讨论的，就是“我”和“蚂蚁们”的关系，也就是“人”的生命和“小生物”的生命的关系。
其次，不但强调“我”(人)有“脑袋”，也承认“蚂蚁”(小生物)有“脑袋”，这里就有一个人的生命和大自然小生物的生命平等的理念：他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世界。
其三，“压根不知道”，则是强调，正因为这是各自独立的世界，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就必然存在着不相通的一面。
这才是作者的独立发现。因为这些年人们在讨论“人”的世界和“生物”的世界的关系时，总是在突显人和动物相通的一面，而忽略了相隔的一面。
说是独立发现，是因为这正是刘亮程的散文的一个基本母题。他一再诘问：“我们知道世上有如此多的虫子，给它们一一起名，分科分类。而虫子知道我们吗?”(《与虫共眠》)他如此自省：“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它们。”(《对一朵花微笑》)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孤独的声音”，说：“有一种鸟喜欢亲近人，对人说鸟语”，“它曾经找到了我，在我耳边说了那么多动听的乌语。可我，只是个种地的农民，没在天上飞过，没在高高的树枝上站过。我怎会听懂鸟说的事情呢”。
“我”是怎样地渴望“弄懂”这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可是，“我不懂”，“我怎会听懂”：这里充满了多少无奈和痛苦!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小生物的生命，是既相通，又相隔的啊。它们是独立的，却又是孤独的。这大概就是作者最想说给我们听的“理”。
明白此“理”，我们就懂得了，本文的调侃背后，其实是深藏着悲哀的。笼罩全篇的全是这样的无奈之语：“没看见…‘不知道…‘没弄懂”“不清楚”“没看出”“没搞清楚”“没想到”“压根不知道”——这些都是贯穿全文的关键词。
三、“走向虫子”：意味深长的标题
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在作者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该文的标题是“三只虫”，而教科书里的标题却是“走向虫子”。我们暂时无法考证标题是谁改动的，但至少引起了我们对它的注意。
“走向虫子”，就是说，“我”(“我们”)不仅视“虫子”为平等的生命，而且还要主动地接近它、了解它、理解它。
但，“我”(“我们”)能“走向虫子”，了解它、懂得它吗?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两个问题：说什么“理”?如何“说理”?
而要弄清楚“说什么‘理”’，又先要弄清“如何‘说理”’：在某种意义上，“如何说”比“说什么”重要，更准确地说，“说什么”体现在“如何说”里，“如何说”又受制于“说什么”，两者是融为一体的。而我们阅读、理解、把握，又必须从“如何说”入手。
一、如何“说理”
(一)观察与描写
说理要从观察与描写开始，而不是从概念、观念出发。
于是，就有了四个场景的描写。我们的阅读，也从这里开始。
场景一：“小虫在手指上爬”。这里有一系列的动作：“爬－走走停停－踩－拾起－望－还走－头－低－慢慢悠悠－爬去”观察十分细致，描写极为真切。
场景二：“蜣螂滚粪蛋”。这里又有不同的观察：先是“头抵着地，用两只后腿使劲往上滚，费了很大劲才滚动了一点点”，费力极了。后来，又是“滚一转一绕一推”，四个动作，麻利极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观察?且看下文。
场景三：“蚂蚁背干虫”。观察、描写的重心是蚂蚁如何背“比它大二十倍”的干虫，于是就有了“爬－咬－拉－钻－顶”的动作，以及姿势的变换：又是头“顶”，又是腿“举”，等等。观察依然细致，描写依然真切。
场景四：“两只蚂蚁的厮打”。先写过程：“扑－打－翻－逃”，再细写动作：“(身)牵－(口)咬－(爪)扇”，同样干净利索，写得活灵活现。
这四个场景都具有可观赏性，也是最接近学生生活的：谁在童年时没有过这样的观察经验呢?其实，单是这些描写，也自有意义，特别是动词的运用，是可以引导学生品味、学习的。
(二)心理分析
但作者的本意并不在场景描写本身。场景的背后有“人”，有人的“眼睛”在观察、分析。
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察、观感、联想、分析，因此，不同的作者会给这些场景以不同的意义。如孙绍振先生在其鉴赏文章里所介绍的，马克·吐温的《辛劳的蚂蚁》一文，就从蚂蚁“没有目的，没有成效，但是坚持搬运不止”的行动里，既看到了“愚蠢”，因而感到“可笑，可悲，可怜”，又看到了“执著”“顽强”与“天真”，因而感到“可叹，可爱，可欣赏”。马克·吐温也写到了“两只蚂蚁的厮打”，也用了“跳－踢－揪－拉－扯－推”这一连串的动词，但据孙绍振先生分析，“这显然是超越了蚂蚁，而对某些傻里傻气的人的调侃了”。(参看《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一书)
我们也不妨进行这样的试验：让学生对作者描述的这四个场景，作出他们的解读，他们也一定会有不同角度的各种分析。这会是很有趣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作者是”如何写”的。
他抓住了“我”在观看这些场景时的心理活动及其变化，进行“心理分析”。——这真是别开生面。
而且着重写的，是“我”的观察、分析、判断的一次次“错误”。
看“小虫在手指上爬”，“我”先是嘲笑“小虫”的“短视和盲目”，后来才发现真应该“羞愧”的是“我”：“我竟没有看见指头底下还有路”。
看“蜣螂滚粪蛋”，“我”先是“看得着急，真想帮它一把”，因此，“我”眼里的“滚粪蛋”是费力极了的。但后来“我”才发现，蜣螂滚粪蛋是麻利极了的，“我”没搞清楚，是在多管、瞎管“闲事”。
看“蚂蚁背干虫”，“我”先“猜想”：蚂蚁急于把干虫搬回洞去，是因为有不少孤老寡小在等着；后来才发现这都是作为“人”的“我”的想法，“孤老寡小”只是“人”的世界里的概念，蚂蚁不过是“为背而背”而已。“我”因此还自作主张地又抓来一只“闲转的蚂蚁”，并且这样设想：“先让两只蚂蚁见见面，商量商量，那只或许会求这只帮忙，这只先说忙，没时间。那只说，不白帮，过后给你一条虫腿。这只说不行，给两条。一条半。那只还价。”这是一个极有趣的“蚂蚁交易”的场景，写得生动、简练而传神。但这仍然是“我”的“人的想象”，“我”把人间的讨价还价强加给了蚂蚁世界。蚂蚁们却不理会这些，一见面就打起来了。
通篇文章就这样把“我”在观察过程中心里的种种“想法”和“虫子”们的“行动”相对照，结果是“我又想错了”，“我又搞错了”，错，错，错，“我”真是狼狈极了。
文章也就这么结束了。
但我们却分明感到，在这样的心理分析、这样的“我”的狼狈处境的背后，还隐含着作者的某种醒悟和思考，也就是作者写作此文所要说的“理”。
二、说什么“理”
(一)“人”的自嘲和反省
从文章充满调侃的描写和心理分析里，我们当然感觉到了“对人的自嘲和反省”的意味。而且文章中也有这样的点题之笔，是我们在读讲中应该特别注意的：
“这下该我为自己的眼光羞愧了”。
“人的自以为是使人只能走到人这一步”。
“我这颗大脑袋，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
“人”从来自称“万物之灵”，“我”在文章一开始对“小虫”的“短视和盲目”的嘲笑、那样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和自以为是的心态，正是这样的“人”的自傲的表现。但“小虫”一个“慢慢悠悠向手心爬去”的动作，就把这一切自是与自傲轻而易举地颠覆了——“我”还幸灾乐祸地预言“它若悬崖勒不住马，肯定一头栽下去”呢(这一句成语活用，调侃意味十足，可谓“神来之笔”)。“短视”而“盲目”“好笑”的，究竟是谁呢?但在作者看来，光是自嘲还不够，还该自愧，因此用了“羞愧”一词。作者为什么用如此严重的词语呢?这本身就值得琢磨。
紧接着的一句：“人的自以为是使人只能走到人这一步”，就把对“人”的反省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在通篇的调侃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严肃、严重的断语，而且着意单独成行，这给人以突兀之感，却也增加了其分量，成为一个警句，引发我们深思：人的自傲其实是人的自我束缚，自己把眼光、视野和发展局限在人自身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而失去了在宇宙生命(也包括这些“小虫”)的相生相长中获得更自由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可能，是真的“井底之蛙”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的“我”，尽管还有着“人”的自以为是的毛病，但对小虫们还是充满善意的。这已经不同于那些动不动就要消灭“害人虫”的大自然的“征服者”，可以称得上“人”中之善类、觉醒者。这一点，在第二、三、四个场景描写里，表现得特别突出：可以说“我”是一心一意、诚心诚意要帮蜣螂、蚂蚁一把。但每次都事与愿违，弄得“我”很是狼狈。这是另一种调侃。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反省：“我这颗大脑袋，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而在获得这样的新的觉醒之前的“我”，是缺乏自知之 明的：“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却要一厢情愿地干涉蚂蚁的事情，哪怕是出于想帮助它们的好心，也会适得其反，显出可笑的一面——当然，也有可爱的一面。如果如前文所说，马克·吐温在蚂蚁身上发现了“可笑”与“可爱”，多少还有“人”的优越感；那么，现在，我们的作者刘亮程却在“我”和蚂蚁的关系中，发现了“人”的可笑与可爱。这样的对人的反省，而且是对大自然有善意的人的反省，思考显然深入了一步。
(二)人和自然生命的相通与相隔
刘亮程的反省(“我这颗大脑袋，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还蕴涵着更深的意义。
这句话有三层意思。
首先，以“我”和“蚂蚁”相对举，这其实也是全文的一个基本特点，文章所要讨论的，就是“我”和“蚂蚁们”的关系，也就是“人”的生命和“小生物”的生命的关系。
其次，不但强调“我”(人)有“脑袋”，也承认“蚂蚁”(小生物)有“脑袋”，这里就有一个人的生命和大自然小生物的生命平等的理念：他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世界。
其三，“压根不知道”，则是强调，正因为这是各自独立的世界，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就必然存在着不相通的一面。
这才是作者的独立发现。因为这些年人们在讨论“人”的世界和“生物”的世界的关系时，总是在突显人和动物相通的一面，而忽略了相隔的一面。
说是独立发现，是因为这正是刘亮程的散文的一个基本母题。他一再诘问：“我们知道世上有如此多的虫子，给它们一一起名，分科分类。而虫子知道我们吗?”(《与虫共眠》)他如此自省：“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它们。”(《对一朵花微笑》)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孤独的声音”，说：“有一种鸟喜欢亲近人，对人说鸟语”，“它曾经找到了我，在我耳边说了那么多动听的乌语。可我，只是个种地的农民，没在天上飞过，没在高高的树枝上站过。我怎会听懂鸟说的事情呢”。
“我”是怎样地渴望“弄懂”这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可是，“我不懂”，“我怎会听懂”：这里充满了多少无奈和痛苦!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小生物的生命，是既相通，又相隔的啊。它们是独立的，却又是孤独的。这大概就是作者最想说给我们听的“理”。
明白此“理”，我们就懂得了，本文的调侃背后，其实是深藏着悲哀的。笼罩全篇的全是这样的无奈之语：“没看见…‘不知道…‘没弄懂”“不清楚”“没看出”“没搞清楚”“没想到”“压根不知道”——这些都是贯穿全文的关键词。
三、“走向虫子”：意味深长的标题
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在作者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该文的标题是“三只虫”，而教科书里的标题却是“走向虫子”。我们暂时无法考证标题是谁改动的，但至少引起了我们对它的注意。
“走向虫子”，就是说，“我”(“我们”)不仅视“虫子”为平等的生命，而且还要主动地接近它、了解它、理解它。
但，“我”(“我们”)能“走向虫子”，了解它、懂得它吗?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