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5日上午，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闻一多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下午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他与大儿子闻立鹤一同回家，当走到西南联大职员宿舍时，身后一声枪响，闻一多应声倒地。立鹤立刻扑在父亲身上大喊：“爸爸！”四个身穿蓝色中山装的大汉从前后扑来，向立鹤连开三枪后将其从父亲身上拉起摔在一旁。立鹤还想挣扎着起来，再中两枪后倒在血泊中。四个大汉集中火力射击闻一多头部，闻一多当场气厥身亡。

蓄谋已久

　　事发地距闻家很近，闻夫人高孝贞和孩子们听到枪声便往外跑，抱起躺在血泊中的父子俩连呼：“救命！”同院的邻居送来一张帆布床，又叫了洋车，闻一多父子被立刻送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外科主任刘崇智确定闻一多已经死亡，闻立鹤伤势很重，后被送入34号病房，由他的两个妹妹守护。闻夫人因心脏病复发昏厥三次，也住进该院16号病房。
　　五日内接连两名爱国人士被刺杀，一时震惊全国，舆论哗然。延安《解放日报》直指国民党政府是“杀人犯的政府”，而《中央日报》却极力转移视线。为了解惨案经过，各报记者纷纷到医院采访闻家人。
　　情绪稍有稳定的闻夫人回忆：
　　闻先生遇刺前，曾有一名40岁左右的女人到闻家来了三次。第一次她一进门，就问姓闻的在不在。因为费孝通先生前几日就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怪女人，我就说姓闻的不在这里。她不肯走，坐下来拿出一本《圣经》跟老大（指闻立鹤）说，上面有“易多”两字，多是两个夕字，夕是太阳快落山了。过了几天，她又来，老大说闻先生已经走了。她说，真可惜，给了老大一封信就走了。信上说，如果听她的话，世界三天就和平。过了三天，她第三次又来了。孩子们害怕，把门关起来，她在门外吵闹。此后，她又到潘光旦先生家里去了三次。14号那天，这女人在路上碰见老大，又给了他一封信，说知道你们明天接待记者，如不听话，你父亲就会在那时结束性命！

　　此外，李公朴先生被刺后，曾有一个人在联大宿舍附近问学校的一个小工：“闻先生住在哪里，他穿什么衣服，什么样子？”那小工说不知道。
　　闻一多15岁的女儿也回忆了父亲、大哥遇刺前的情形：
　　大哥接到这些信后，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15日招待记者时，大哥曾三次去看爸爸，都没有什么事。只是最后一次去时见有三个戴礼帽的大汉在《民主周刊》社门前走来走去。大哥瞪了他们一眼，他们就走开了。后来，大哥见楚图南先生出来了，紧跟着爸爸也出来了。大哥陪着爸爸回家，路上还买了两张晚报看着。快到家门口时，枪声响了。
　　闻一多二儿子闻立雕曾回忆了他与父亲的生活细节：
　　生活担子使你的脾气躁了，你曾因为大哥做了一篇不好的文章痛骂他，他三天没出屋子，没吃飯，一家人都不快活。我为大哥抱不平和你争辩，最后你对我们认错说：“这是我父亲从前所受的教育，而我也施之于你们身上，到今天我才发现这种教育法错了。我很了解你们，而且希望你们将来待你们的孩子们不要再用我这法子。”一家人都笑了。此时一家人正在吃饭，我的泪落在了碗里。我有胃病，你担心我，强迫我在学校吃药。有一次，我没吃，你就骂我，当着很多同学的面骂我。我哭了，我知道你是因为爱我。我在家里穿不着新袜子时，还是埋怨你，甚至背地里骂你不中用，不会挣钱。近来，不知是我懂事了，还是你给我新袜子穿了，总是觉得你很好，很苦，很值得佩服、尊敬。
　　你不愿别人说你老，是的，你的确是年青，一股青年人的热火在你身体里燃烧着，有时青年人和你站在一起，就很惭愧地自觉自己比你老了。你永远是年青，演讲也年青，走路也年青，思想也年青，精神更是永远的年青！看，你演讲像一团烧得正狂的火、一阵狂风，引起听众的海啸……游行时，你总走在最前头，口号你总是第一喊！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你说过：“为了人民，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们都很担心，每次你出门时，都要嘱咐你当心。你就扬一扬手中的拐杖说：“谁要来碰我，我就用这个给他一下！”说罢笑着走了。但我们都知道，一旦有事，一根还不到半斤重的藤拐杖怎能抵挡得住啊！

刺杀原因

　　当时的《联合画报》《民主周刊》《读书与出版》《自由文丛》等报刊，从闻一多近三年的行动轨迹，解读其被刺原因。
　　西南联大校舍在滇缅公路旁边，1943年后，到缅甸去的军队都要从校门口过。一天，闻一多和一名学生回昆华中学宿舍时路过昆明西站，遇到一队士兵向前方开拔，一个瘦弱的士兵走不动了，长官便用鞭子抽他，但他跟了几步还是倒下了。于是，长官便叫人把他的衣服剥了，将他踢在路旁。闻一多见此情景，呆了几分钟说不出话来，最后像疯子一样咆哮起来：“我从来没想到世界上有这种事，怎么就没人管、没人喊？我一定要喊！”
　　1944年5月3日，西南联大五三晚会上，闻一多和吴晗、张奚若、周炳琳等向腐败残酷的统治者开了第一炮，像一声春雷，唤醒了被压抑许久的西南联大人，他们被唤醒的民主运动的激情像瀑布般倾泻奔流。闻一多说：“我们不怕幼稚，不怕过火，别人说，不要矫枉过正，我说非过正不足以矫枉，要矫枉就一定先过正！”
　　5月8日，联大草坪上8000多人静静地坐着，闻一多再次发出吼声：“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要打倒封建文化，我们现在还要里应外合，打倒封建文化！” 　　7月7日，在云南大学的至公堂，云南大学的熊庆来校长翻来覆去地说，（大学）应该站在学术的岗位，不要过问政治等等。闻一多立刻站起来说：“刚才熊校长说得很对，这几天，我们联大不也有人在说，学生们近来太浮动了。不错，浮动了！可是，为什么？刚才主席说，今天是学术性晚会，难道今天是谈学术的时候吗？研究，难道我不喜欢研究？我若能好好地看几天书，都是莫大的幸福！可是饭都吃不饱，研究什么？别人不叫我们闹，我们就是要闹，我们不怕幼稚。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我们不管，还有谁管？五四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的，一二·九也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现在我们还是要闹！”
　　8月初，在昆明北部北较场第五军军部，军长、参谋长、师长、政治部主任接连发言后，闻一多站起来了：“以前我们看到各方面没办法，还以为军事上有办法，刚才听了各位长官的话，方才知道军事上也毫无办法！现在只有一條路——革命！”从此以后，大家都称他“闻疯子”！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发表《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文，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烈士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
　　1946年7月11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在《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上写道：“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7月15日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他在《最后一次演讲》中，痛斥国民党特务：“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闻一多呐喊出的正是人民积压已久的心声，他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人民的火山口，至于是否会烧毁自己，他从不计较，正如他自己说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甚至伸着脖子说：“我早预备好了，要砍你就来吧！”

社会追悼

　　闻一多遇难后，清华大学马上成立了“闻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由黄子坚、雷海宗、李良钊、贺麟等教授组成，殓葬由昆明佛教会负责。入殓时，大家想给他换一身干净衣服，翻遍了衣箱，竟找不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只好由学校买了白布裤褂、蓝布大褂和布袜布鞋，闻一多穿上了他八年来的第一身新衣服。遗体原定7月18日正午12时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前空场火化，因昆明佛教会要求提前至上午10时举行，丧葬委员会又没有及时发布消息，致使大批学生、市民赶到时遗体已经火化完毕了，众人深感遗憾。
　　7月28日，在重庆青年馆内举行了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会场内外堆满了花圈，挂满了挽联，地上铺着挂不下的素绢，一万余人挤满馆内馆外。行政院长张群任主祭，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史良报告李公朴、闻一多的生平。张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两位学者遭暴徒狙击，万分痛心”，并担心社会风气会由此日趋败坏。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则声泪俱下地疾呼：“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求是和平，第二个要求仍是和平，第三个要求还是和平！”话音未落，先是雷鸣般的掌声，继而呼声四起，这是人们在悲痛后的爆发。中共代表吴玉章说：“书生论政，也遭杀害，不能默默无言。和平、民主、独立的要求，不会因二人之死而终止……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民盟代表邓初民激昂地控诉：“我们今天不是追悼一位诗人，因为汪精卫、周作人也会做诗;不是追悼教育家，教育家也会在敌伪政府里大谈其树人大计;更不是追悼逝者的社会地位，因为那些只是欺世盗名的头衔。今天，我们痛悼的是一位人民的朋友、人民的同志的死去！”说到这里，他哽咽着讲不下去了。重庆市长张笃伦用手帕拭着眼睛，在场的人也都抑制不住呜咽着哭出声来，张群在一片哭声中默默地低着头。邓初民顿足捶胸地呼吁：“从前的‘民牧’政治，是把人民当着牛马看，当作私产看，但他们要给牛以水喝，给马以草吃。假如今天有一位先生能够做到‘民牧’，我就愿跪在他的面前，不要希望什么民主了。”最后，他正告当权者：“杀鸡取卵的皇帝是做不久的，专制时尚且不能忽视人民的力量。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谁戕害了人民，谁也就杀了自己。人民是多数之多数，人民是最大的多数！”
　　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鹏哭诉着致谢词，这位年仅14岁的孩子的语言掷地有声：“爸爸给杀死了，他们却一定说是共产党杀的，一定又说是云南地方人杀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干脆说是我哥哥拿手枪打死我爸爸的呢？今年一二·一昆明惨案的追悼会上，也有今天这么多的花圈和挽联，记得当时爸爸对我说，好惨呀！孩子们要永远记住！想不到今天也在这里同样地追悼我的爸爸……”他最后喊道：“取消特务机关！”
　　闻夫人一向身体不好，惨案发生后，精神受刺激数次昏厥，联大学生去慰问她的时候，她说：“先生死了也没有办法了，但愿他的死和一二·一四烈士一样，能有同样的感召和影响。”她坚持要为闻先生立一个衣冠冢。虽然学校最初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她的请求，在昆明大学新校舍四烈士墓前增加了一个墓穴。闻一多的骨灰一半洒入滇池，一半由其家人带回北平，同年10月24日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1948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闻夫人偕子女奔赴冀鲁豫解放区。
　　（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