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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面条“由中传意”递嬗意大利面条，是游历过中国并将其系统介绍给欧洲人的马可·波罗使然。这作为中意两国的丝路情缘，令人赞赏。可是，《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也引起学界种种质疑，其中核心问题就是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吗？有外国学者断定：中国史书中没有他来过中国的记载，他可能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有的认为他在中国十七年的历史是荒谬的捏造，是为游说而编排的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这都失于偏颇。
从马可·波罗是商人和行商的视角看，他来过中国是符合事理的。元朝以通商起国，商贸为前驱，重在互市之利，兵戎则为后盾，史迹中盖斑斑可考。元朝与欧士结络，肇中欧通商之先。忽必烈延揽外国人才的举措，导致欧风东渐，使元朝成为中欧商贸乃至文化、科技交流的少有发展时期。民国时期的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元代商人之种类”一节就记载：“当时欧人来中国者，多为经商而来，其中著名人物，如马可·波罗（Marco Plol）、鄂多利克（Friar Odoric）、裴哥罗梯（F.B.Pegolotti）等，均系意大利人，或做官，或经商，或传教。彼等回国以后，俱著有游记，记载当时中国实业、风俗颇详。欧洲人士始知中国为东亚大国。”这是史学名著所载，可信。
再说元朝面条“由中传意”。新华社前社长穆青说过：“同意大利朋友在一起吃面条，他们总爱说意大利面条来自中国，是当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到意大利的。”（《意大利散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连意大利朋友们也如是说，这就不是我们的“孤证”，而是中意两国人民的相互印证。
有学者认为，《游记》中记载了元朝的“线面”，即干制的掛面。挂面易于保存，可携带远行，又便于及时充饥，这应该是马可·波罗将中国面条带到意大利的可行性行为。可是，查阅新近出版的《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未见有“线面”，但有“面条”之记。这样译当然没错，可是，从探赜的角度讲，干制的挂面和湿制的面条是有区别的，马可·波罗不可能将湿制的面条带回遥远的意大利。
分析原因，差池是《游记》后来被转译成各种版本，说来既奇异又复杂。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一度在元朝做官，但非“仕元十七年”。他长期在旅行中寻找商机，进行“滚动式贸易”，主要是做宝石生意。他和父亲、叔父回国时，穿的蒙古绸面皮袍的里子夹缝中塞满了稀世宝石，故而人们后来称其住宅为“百万宅”。不久，马可·波罗为维护商港、商运权益，投入到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在亚德利亚海上的战争，后因战败而被俘。为了熬过狱中岁月，便凭回忆向结识的狱友鲁思悌口述了他在中国和东亚的见闻。这位写过小说的比萨战俘用当时流行的法意混合语将其记录在羊皮纸上，初名《东方见闻录》，出版后成为欧洲的畅销书，并被转译为几十种语言百余种版本，然而却没有两种版本是完全相同的。在马可·波罗晚年和他离世后的诸多版本中，有的被节略删除，有的删除多章，有的“为将一切障碍的注释和足以限制这种传记前进的资料，都予以删除”，武断地删除了三分之一（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版本说明》）。删除的不会是有关忽必烈、皇宫、元大都城、各地风情之类的大事，而是诸如面条之类不被人们关注、留意的“具小之事”。然而，当面条后来在意大利时兴，并影响和传播到整个欧洲时，研究者们才想起去考索是哪位“首开先河”。这样，他们就走进打开了神秘东方之门的各种版本的《游记》中，在未曾被删除的内容里寻到线索找出答案，所以元朝面条“由中传意”，先是来自意大利的反馈和那里人们的认同。
马可·波罗是为经商而不辞劳苦和勇于探索、勤于求知的旅行家。他能将元朝面条技术带回意大利是因为他有过这方面经验，也是出于经商的考虑。2005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米面条》，文中提到中国考古学家在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了一陶碗中有暗黄色的面条，经检测确认是4000年前用小米粉制成的，这可称为世界面条的“根”。秦汉时，扬雄《方言》里记小麦粉面条为“”（同“托”），“”指用手托搓面团，再成饼片状煮之，故又称“汤饼”。东汉刘熙《释名·释饮食》中见载“索饼”，“索”即是绳索的形状。刀切面条兴于唐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二：“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矣。”何为“不托”？有释：“古之汤饼皆手抟而擘置汤中，后世改用刀儿，乃名不托，言不以掌托也。”（程大昌：《演繁露》）“不托”是中国面条显豁繁衍的标识，制法先进又冷热皆宜，因条长而被寓喻“长寿”，唐朝兴起“为生日而汤饼”的新俗。《唐六典》载：“太官令夏供槐汁冷陶（注：用槐叶捣汁和以麦粉制作的过水凉面），凡朝会燕飨，九品以上并供其膳食。”民间趋附之，寿日或生子第三日，习尚“汤饼宴”酬客，汤饼是主馔，众馐是副品。宋代国富商隆，带动餐饮业空前发达，仅《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中两宋京都食肆上经营的面条就有五六十种。
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面条已成国食，并已传入日本、朝鲜乃至亚洲大部。欧洲则刚与元朝通商，面条尚未被欧人所识。马可·波罗吃过元朝十七年的饭，毋庸置疑也会啖尝、见闻过元大都城和北府南州的各式面条，感受到面条的食俗魅力和惠及普罗大众的情形。这时期，刀机生产又经干燥处理的挂面已经问世，元宫的膳官忽思慧（一作御医）编写的《饮膳正要》卷三就有挂面的制法。由此想到，意大利自古盛产硬小麦，其国人习嗜面食的历史垂诸久远，故而元朝面条便有了“入意开俗”的投缘性，就使得挂面在中欧通商的丝路上被马可·波罗顺情合理地传到意大利。
到了宋代，意大利面条用硬小麦粉制作，质地细白而韧，煮出来不粘不坨，飨饩时滑润筋爽。因是机械工艺生产，形态锦邈多姿，有标准规格的就达400余种，如蝴蝶形貌、菠萝形貌、海星形貌等。其产量、消费量之大，在欧洲首屈一指。而元朝面条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又有了抻面、拉面、刀削面、伊府面等诸多名品。尤其是近40年发展更快，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面条消费国。中国面条品种上百盈千，又有传统风俗、文化意蕴的徽识，与意大利面条在东、西方各领风骚。这是丝绸之路上中意商贸互动互惠的结果。
从马可·波罗是商人和行商的视角看，他来过中国是符合事理的。元朝以通商起国，商贸为前驱，重在互市之利，兵戎则为后盾，史迹中盖斑斑可考。元朝与欧士结络，肇中欧通商之先。忽必烈延揽外国人才的举措，导致欧风东渐，使元朝成为中欧商贸乃至文化、科技交流的少有发展时期。民国时期的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元代商人之种类”一节就记载：“当时欧人来中国者，多为经商而来，其中著名人物，如马可·波罗（Marco Plol）、鄂多利克（Friar Odoric）、裴哥罗梯（F.B.Pegolotti）等，均系意大利人，或做官，或经商，或传教。彼等回国以后，俱著有游记，记载当时中国实业、风俗颇详。欧洲人士始知中国为东亚大国。”这是史学名著所载，可信。
再说元朝面条“由中传意”。新华社前社长穆青说过：“同意大利朋友在一起吃面条，他们总爱说意大利面条来自中国，是当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到意大利的。”（《意大利散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连意大利朋友们也如是说，这就不是我们的“孤证”，而是中意两国人民的相互印证。
有学者认为，《游记》中记载了元朝的“线面”，即干制的掛面。挂面易于保存，可携带远行，又便于及时充饥，这应该是马可·波罗将中国面条带到意大利的可行性行为。可是，查阅新近出版的《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未见有“线面”，但有“面条”之记。这样译当然没错，可是，从探赜的角度讲，干制的挂面和湿制的面条是有区别的，马可·波罗不可能将湿制的面条带回遥远的意大利。
分析原因，差池是《游记》后来被转译成各种版本，说来既奇异又复杂。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一度在元朝做官，但非“仕元十七年”。他长期在旅行中寻找商机，进行“滚动式贸易”，主要是做宝石生意。他和父亲、叔父回国时，穿的蒙古绸面皮袍的里子夹缝中塞满了稀世宝石，故而人们后来称其住宅为“百万宅”。不久，马可·波罗为维护商港、商运权益，投入到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在亚德利亚海上的战争，后因战败而被俘。为了熬过狱中岁月，便凭回忆向结识的狱友鲁思悌口述了他在中国和东亚的见闻。这位写过小说的比萨战俘用当时流行的法意混合语将其记录在羊皮纸上，初名《东方见闻录》，出版后成为欧洲的畅销书，并被转译为几十种语言百余种版本，然而却没有两种版本是完全相同的。在马可·波罗晚年和他离世后的诸多版本中，有的被节略删除，有的删除多章，有的“为将一切障碍的注释和足以限制这种传记前进的资料，都予以删除”，武断地删除了三分之一（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版本说明》）。删除的不会是有关忽必烈、皇宫、元大都城、各地风情之类的大事，而是诸如面条之类不被人们关注、留意的“具小之事”。然而，当面条后来在意大利时兴，并影响和传播到整个欧洲时，研究者们才想起去考索是哪位“首开先河”。这样，他们就走进打开了神秘东方之门的各种版本的《游记》中，在未曾被删除的内容里寻到线索找出答案，所以元朝面条“由中传意”，先是来自意大利的反馈和那里人们的认同。
马可·波罗是为经商而不辞劳苦和勇于探索、勤于求知的旅行家。他能将元朝面条技术带回意大利是因为他有过这方面经验，也是出于经商的考虑。2005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米面条》，文中提到中国考古学家在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了一陶碗中有暗黄色的面条，经检测确认是4000年前用小米粉制成的，这可称为世界面条的“根”。秦汉时，扬雄《方言》里记小麦粉面条为“”（同“托”），“”指用手托搓面团，再成饼片状煮之，故又称“汤饼”。东汉刘熙《释名·释饮食》中见载“索饼”，“索”即是绳索的形状。刀切面条兴于唐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二：“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矣。”何为“不托”？有释：“古之汤饼皆手抟而擘置汤中，后世改用刀儿，乃名不托，言不以掌托也。”（程大昌：《演繁露》）“不托”是中国面条显豁繁衍的标识，制法先进又冷热皆宜，因条长而被寓喻“长寿”，唐朝兴起“为生日而汤饼”的新俗。《唐六典》载：“太官令夏供槐汁冷陶（注：用槐叶捣汁和以麦粉制作的过水凉面），凡朝会燕飨，九品以上并供其膳食。”民间趋附之，寿日或生子第三日，习尚“汤饼宴”酬客，汤饼是主馔，众馐是副品。宋代国富商隆，带动餐饮业空前发达，仅《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中两宋京都食肆上经营的面条就有五六十种。
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面条已成国食，并已传入日本、朝鲜乃至亚洲大部。欧洲则刚与元朝通商，面条尚未被欧人所识。马可·波罗吃过元朝十七年的饭，毋庸置疑也会啖尝、见闻过元大都城和北府南州的各式面条，感受到面条的食俗魅力和惠及普罗大众的情形。这时期，刀机生产又经干燥处理的挂面已经问世，元宫的膳官忽思慧（一作御医）编写的《饮膳正要》卷三就有挂面的制法。由此想到，意大利自古盛产硬小麦，其国人习嗜面食的历史垂诸久远，故而元朝面条便有了“入意开俗”的投缘性，就使得挂面在中欧通商的丝路上被马可·波罗顺情合理地传到意大利。
到了宋代，意大利面条用硬小麦粉制作，质地细白而韧，煮出来不粘不坨，飨饩时滑润筋爽。因是机械工艺生产，形态锦邈多姿，有标准规格的就达400余种，如蝴蝶形貌、菠萝形貌、海星形貌等。其产量、消费量之大，在欧洲首屈一指。而元朝面条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又有了抻面、拉面、刀削面、伊府面等诸多名品。尤其是近40年发展更快，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面条消费国。中国面条品种上百盈千，又有传统风俗、文化意蕴的徽识，与意大利面条在东、西方各领风骚。这是丝绸之路上中意商贸互动互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