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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27日至8月8日这13天时间内，河北张家口地区，发生了多达166起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事件。
一切异常皆源自于一个令人“蛋疼”的谣言。而这不仅仅是新中国发生的第一起引起大范围骚动的造谣事件，也是新中国“谣祸”的开始。
1950年代：“割蛋”引发的恐慌
这则被网友们戏称为“蛋疼”的谣言，实则是1950年在中国流传颇广的“割蛋”谣言。这起谣言的大致内容，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曾有如下记述：
“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需要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以及小孩子的肠子。中国答应供给苏联，于是派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者化身为和尚、老道、商人、农妇，都经过专门的训练，能够飞崖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
李若建调查，“割蛋”谣言最早出现于1950年4月的内蒙古省陶林县一带，后迅速传播开，波及整个华北北部地区，流传时间长达数月之久。
为遏制谣言，政府派出干部，深入基层宣传辟谣，但效果不佳。部分群众甚至连基层干部认为，政府是在放烟雾弹，为其派来的“割蛋”人做掩护，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也会被放了。所以民众捉到疑似“割蛋”者，选择将其活活打死。
“割蛋”事件，只是上世纪50年代早期流行的众多谣言中影响较大的一起。如华东地区有“毛人水怪”谣言，另外各地的投毒谣言，形形色色的“仙水”“神药”等谣言事件也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广为祸延，造成局部恐慌，对新生政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镇反“灭谣”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割蛋”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后来被政府锁定为北方最大的会道门組织“一贯道”。据公开资料，一贯道曾制造过“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等谣言。
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一贯道成员被大规模抓捕。1951年1月14日，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北京市公安局还举办了题为《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罪证展，参观者众多，一贯道也逐渐被铲除，而与一贯道有关的谣言得到一定的平息。
其实，在开展镇反运动之前，即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相关文件中提出，“报纸应当把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和读报组的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一张巨大的宣传网铺陈开来。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1年全国建立起6万个读报组，宣传员192万多人，党的报告员5万多人。宣传配合镇反，使得谣言所带来的阴影和祸患也逐渐消退。
1950年代早期谣言，大多利用部分群众的无知和迷信思想攻击新生政府。在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放卫星”现象：小麦亩产12万斤，白菜一棵500斤等。这些谣言，是被当时刮起的“浮夸风”刮出来的。到1959-1961年间，谣言也因三年经济自然灾害的发生而消停。
1960年代：苏联逼债“圈鸡蛋”
“中国运到苏联抵债的鸡蛋和苹果，苏联要用圈圈一个一个地套，套进去的小的，不合格，退回不要；黄豆要一粒一粒地挑选，一公斤保证不能超过多少粒，三次数粒过秤不合格，一车皮黄豆都退回去等各种版本。”
这是1960年代初流传的“苏联逼债”谣言，其影响之深广，好多人记忆犹新。
据2013年4月26日的《新华社每日电讯》披露，1960年，中国曾向苏联口头提出，在贸易方面所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遭到苏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的批评， 认为中国未与苏联协商， 片面地把还债时间确定为5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在民间引起议论。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国内又处“三年经济自然灾害”时期，在这种背景下，“苏联逼债”的谣言在民间传播开来。
这起“谣言”应该是对苏联官方态度的“误会”。据公开资料，当时的苏联对中国还是较为人道的，1961年2月赫鲁晓夫曾致函毛泽东， 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 帮中国渡过困难。后来中方接受了50万吨蔗糖。
事实上，当时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没提到过有“苏联逼债”一事。当年，即便在困难时期，中国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远高于向苏还债数额。“苏联逼债”言论不攻自破。
除“苏联逼债”外，当时还流传过“帝国主义放原子弹”的谣言。据河北省档案馆一份等级为“特急”的密电所记，1963年10月至1964年4月间，河北衡水深县王家井等50多个村庄，连续发生了27次程度不同的地震。很快，谣言出来了——
“地下空了，再震这一块就要塌陷下去了”、“这是帝国主义在地下搞核试验，放原子弹哩！”地震加谣言，导致人们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有人还想到野外搭窝棚住。
发现这一情况后，当时的衡水地委一方面派干部下灾区，慰问群众，解决群众住房问题，另一方面及时求助河北省委派相关专家来宣传“辟谣”，通过相关地震知识，控制住了谣言的蔓延趋势。
1960年代早期的谣言多与灾害有关，幸运的是官方都能及时发现，并极好地控制了谣言的扩大化。
1970年代：“总理遗言”骗翻国人
1966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是新中国谣言盛行的时代。谣言甚至牵涉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1976年一则“总理遗言”传播最广——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
事后调查证实，这是民间伪造的“总理遗言”中的一段。袁敏的《重返1976：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一书中，对伪造的“总理谣言”有详细记录。而且“总理遗言”有两份：一份是周恩来写给“主席、中央并政治局诸同志”的，另一份是周恩来写给“小超（邓颖超）”的。 这两份“遗言”，最后酿成“文革”时期最大的一起“反革命谣言”案件，即所谓“总理遗言”案。
此“谣言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袁敏在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1976年2月的一天，离周恩来去世已有1个月。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蛐蛐儿”参加朋友聚会时，谈到周恩来逝世的问题，受到了“瓜子”等朋友的启发，回家没过几天，他就模仿周恩来口吻编造了上面两份“总理遗言”给他父亲李容看。
“蛐蛐儿”的父亲李容看完后，说很像真的，嘱咐儿子不要外传。但“蛐蛐儿”未听嘱咐，将两份手写的“总理遗言”传播出去。“文革”十年，人们已习惯了“小道消息”，“总理遗言”旋即被传抄开来。
在传抄过程中，有人将“蛐蛐儿”的手抄本变成油印件。到1976年4月份，全国各地除了新疆等少数几个边远省份，全都知道了这两份“遗言”。
“遗言”在全国快速地传播时，也触动了“四人帮”的神经。很快，事情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于是，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彻查。
1976年5月5日，“遗言”的制造者“蛐蛐儿”，被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洪文一手提拔到公安部的上海造反派祝家耀抓进公安局审查。之后，其朋友和亲人等相关人员也被抓紧公安局被轮番审查。给“蛐蛐儿”的审查言论是：他造的谣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
1977年11月，“蛐蛐儿”“瓜子”等造谣者被释放。
需要说明的是，文革中类似的“谣言案”还有很多，如“梅花党”谣言案，在当时也十分流行。
1980年代：“气功灭火”广为流传
进入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文革”的阴影刚散去，又有谣言来袭。这一时期的“大谣”，多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气功有紧密关系，层出不穷的“大师”把全国人民都“忽悠”了。
最轰动的是，“气功大师远程灭掉大兴安岭森林火”谣言，谣言的主角是当时闻名全国的“气功大师”严新。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大火。据传，严新收到了一份紧急“灭火邀请”。随后，严新在距离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洋楼上，开始发功。之后预测：3天后，火势开始缓解。几天后，大兴安岭火势确实减缓，不久被扑灭。事实上，这只是巧合，乃火场官兵全力奋力扑救的结果，而非气功的作用。
但在当时一些媒体的渲染下，“气功灭掉大兴安岭大火”的谣言不胫而走。严新因此牛气十足，还曾公开表示，他发功可以拦截原子弹。
据了解，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民间对于所谓“气功大师”的崇拜，形成了一股猛烈的气流，席卷全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练气功的人达到6000余万人，有关气功期刊就有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遍地开花。
那时像严新这样的有名“气功大师”，还有创办“中华养生益智功”的张宏堡、“香功”创始人田瑞生等。其中，田瑞生自称拥有多种特异功能，能治愈百病，发气时芳香飘飞，出现七彩光环。
这样的迷信谣言与科学精神相悖，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和警惕。1994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破除伪科学。之后轮番讨伐之下，修练气功狂潮以及与气功有关的谣言才有所消退。
1990年代：“打绝育针”恐慌背后
1990年代也有“谣言在飞”。这一时期的谣言与群众对政策的误解有关。如“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便为不少人不理解，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打绝育针”的谣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现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襄樊市作协主席的段明贵，对“打绝育针”谣言印象十分深刻，曾撰文回忆：“1991年10月， 我在看通讯员稿时， 发现有个县反映， 社会上正传言学校请外国人给中小学生打绝育针。闹得人心惶惶， 有的学校已被迫停课。”
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增长的决定》，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广以宫内节育器和绝育手术为代表的长效避孕等措施。“打绝育针”的谣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计划生育还是控制不了。所以国家要强制在青少年打一种‘绝育针’，其中男的打在太阳穴，女的打在肚脐。不适应的人就会马上死去。”
这是一位名叫“达摩流浪者的日記”的豆瓣网友有关“打绝育针”谣言的回忆。
这“打绝育针”谣言也是全国性的，当时从福建到广东到广西到海南，从安徽到湖北到湖南到江西，从河南到四川都有流传，而谣言所过之处，一片恐慌，没几所小学能正常开课。
当时学校要给小学生接种卡介苗疫苗，也被说成是要“打绝育针”。
后来，在官方媒体和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各大中小学的宣传和教育之下，“打绝育针”谣言才逐渐平息。
新世纪：谣言插上网络翅膀
纪元到了2000年代，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微博、电话、手机短信、QQ、论坛等多种传播平台成为谣言的主要载体。
其中特征是，谣言往往与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相伴——
2008年，一条通过短信发布的“蛆橘事件”，让全国柑橘严重滞销；2010年2月20日山西一些地区要发生大地震的谣言，通过短信、网络等渠道疯狂传播，使得山西数百万人街头“避难”；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海岸发生核泄漏事故后，有人在QQ群里发消息，称“食盐中的碘可以防核辐射”，引发全国“抢盐风波”等。
2013年的“秦火火”造谣传谣事件，更是将网络谣言推上高潮，从2011年动车事故至今，网名为“秦火火”的秦志晖造谣传谣多达3000余条，被媒体封为“谣王”。
类似的网络谣言不胜枚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就此称，“网络谣言已成社会‘毒瘤’。而我国的网络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网络谣言很容易成为引发社会震荡、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
网络谣言给政府、家庭和个人都带来严重的影响。2013年8月19日，北京警方率先开始网络“灭谣行动”。
但是，一场“灭谣行动”能保证以后没有谣言吗？这引起了全民思考。
从新中国的谣言事件形成来观察，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到如今的网络时代，谣言始终没有断过，虽然谣言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其产生都与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对称相关联。
“谣言止于智者，更重要的是增加信息透明度，尤其是密切关系公众安全方面的信息，让老百姓信任政府自觉抵制谣言，不信谣，不传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肖重斌对媒体如此表示。
一切异常皆源自于一个令人“蛋疼”的谣言。而这不仅仅是新中国发生的第一起引起大范围骚动的造谣事件，也是新中国“谣祸”的开始。
1950年代：“割蛋”引发的恐慌
这则被网友们戏称为“蛋疼”的谣言，实则是1950年在中国流传颇广的“割蛋”谣言。这起谣言的大致内容，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曾有如下记述：
“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需要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以及小孩子的肠子。中国答应供给苏联，于是派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者化身为和尚、老道、商人、农妇，都经过专门的训练，能够飞崖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
李若建调查，“割蛋”谣言最早出现于1950年4月的内蒙古省陶林县一带，后迅速传播开，波及整个华北北部地区，流传时间长达数月之久。
为遏制谣言，政府派出干部，深入基层宣传辟谣，但效果不佳。部分群众甚至连基层干部认为，政府是在放烟雾弹，为其派来的“割蛋”人做掩护，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也会被放了。所以民众捉到疑似“割蛋”者，选择将其活活打死。
“割蛋”事件，只是上世纪50年代早期流行的众多谣言中影响较大的一起。如华东地区有“毛人水怪”谣言，另外各地的投毒谣言，形形色色的“仙水”“神药”等谣言事件也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广为祸延，造成局部恐慌，对新生政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镇反“灭谣”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割蛋”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后来被政府锁定为北方最大的会道门組织“一贯道”。据公开资料，一贯道曾制造过“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等谣言。
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一贯道成员被大规模抓捕。1951年1月14日，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北京市公安局还举办了题为《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罪证展，参观者众多，一贯道也逐渐被铲除，而与一贯道有关的谣言得到一定的平息。
其实，在开展镇反运动之前，即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相关文件中提出，“报纸应当把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和读报组的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一张巨大的宣传网铺陈开来。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1年全国建立起6万个读报组，宣传员192万多人，党的报告员5万多人。宣传配合镇反，使得谣言所带来的阴影和祸患也逐渐消退。
1950年代早期谣言，大多利用部分群众的无知和迷信思想攻击新生政府。在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放卫星”现象：小麦亩产12万斤，白菜一棵500斤等。这些谣言，是被当时刮起的“浮夸风”刮出来的。到1959-1961年间，谣言也因三年经济自然灾害的发生而消停。
1960年代：苏联逼债“圈鸡蛋”
“中国运到苏联抵债的鸡蛋和苹果，苏联要用圈圈一个一个地套，套进去的小的，不合格，退回不要；黄豆要一粒一粒地挑选，一公斤保证不能超过多少粒，三次数粒过秤不合格，一车皮黄豆都退回去等各种版本。”
这是1960年代初流传的“苏联逼债”谣言，其影响之深广，好多人记忆犹新。
据2013年4月26日的《新华社每日电讯》披露，1960年，中国曾向苏联口头提出，在贸易方面所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遭到苏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的批评， 认为中国未与苏联协商， 片面地把还债时间确定为5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在民间引起议论。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国内又处“三年经济自然灾害”时期，在这种背景下，“苏联逼债”的谣言在民间传播开来。
这起“谣言”应该是对苏联官方态度的“误会”。据公开资料，当时的苏联对中国还是较为人道的，1961年2月赫鲁晓夫曾致函毛泽东， 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 帮中国渡过困难。后来中方接受了50万吨蔗糖。
事实上，当时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没提到过有“苏联逼债”一事。当年，即便在困难时期，中国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远高于向苏还债数额。“苏联逼债”言论不攻自破。
除“苏联逼债”外，当时还流传过“帝国主义放原子弹”的谣言。据河北省档案馆一份等级为“特急”的密电所记，1963年10月至1964年4月间，河北衡水深县王家井等50多个村庄，连续发生了27次程度不同的地震。很快，谣言出来了——
“地下空了，再震这一块就要塌陷下去了”、“这是帝国主义在地下搞核试验，放原子弹哩！”地震加谣言，导致人们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有人还想到野外搭窝棚住。
发现这一情况后，当时的衡水地委一方面派干部下灾区，慰问群众，解决群众住房问题，另一方面及时求助河北省委派相关专家来宣传“辟谣”，通过相关地震知识，控制住了谣言的蔓延趋势。
1960年代早期的谣言多与灾害有关，幸运的是官方都能及时发现，并极好地控制了谣言的扩大化。
1970年代：“总理遗言”骗翻国人
1966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是新中国谣言盛行的时代。谣言甚至牵涉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1976年一则“总理遗言”传播最广——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
事后调查证实，这是民间伪造的“总理遗言”中的一段。袁敏的《重返1976：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一书中，对伪造的“总理谣言”有详细记录。而且“总理遗言”有两份：一份是周恩来写给“主席、中央并政治局诸同志”的，另一份是周恩来写给“小超（邓颖超）”的。 这两份“遗言”，最后酿成“文革”时期最大的一起“反革命谣言”案件，即所谓“总理遗言”案。
此“谣言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袁敏在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1976年2月的一天，离周恩来去世已有1个月。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蛐蛐儿”参加朋友聚会时，谈到周恩来逝世的问题，受到了“瓜子”等朋友的启发，回家没过几天，他就模仿周恩来口吻编造了上面两份“总理遗言”给他父亲李容看。
“蛐蛐儿”的父亲李容看完后，说很像真的，嘱咐儿子不要外传。但“蛐蛐儿”未听嘱咐，将两份手写的“总理遗言”传播出去。“文革”十年，人们已习惯了“小道消息”，“总理遗言”旋即被传抄开来。
在传抄过程中，有人将“蛐蛐儿”的手抄本变成油印件。到1976年4月份，全国各地除了新疆等少数几个边远省份，全都知道了这两份“遗言”。
“遗言”在全国快速地传播时，也触动了“四人帮”的神经。很快，事情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于是，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彻查。
1976年5月5日，“遗言”的制造者“蛐蛐儿”，被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洪文一手提拔到公安部的上海造反派祝家耀抓进公安局审查。之后，其朋友和亲人等相关人员也被抓紧公安局被轮番审查。给“蛐蛐儿”的审查言论是：他造的谣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
1977年11月，“蛐蛐儿”“瓜子”等造谣者被释放。
需要说明的是，文革中类似的“谣言案”还有很多，如“梅花党”谣言案，在当时也十分流行。
1980年代：“气功灭火”广为流传
进入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文革”的阴影刚散去，又有谣言来袭。这一时期的“大谣”，多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气功有紧密关系，层出不穷的“大师”把全国人民都“忽悠”了。
最轰动的是，“气功大师远程灭掉大兴安岭森林火”谣言，谣言的主角是当时闻名全国的“气功大师”严新。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大火。据传，严新收到了一份紧急“灭火邀请”。随后，严新在距离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洋楼上，开始发功。之后预测：3天后，火势开始缓解。几天后，大兴安岭火势确实减缓，不久被扑灭。事实上，这只是巧合，乃火场官兵全力奋力扑救的结果，而非气功的作用。
但在当时一些媒体的渲染下，“气功灭掉大兴安岭大火”的谣言不胫而走。严新因此牛气十足，还曾公开表示，他发功可以拦截原子弹。
据了解，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民间对于所谓“气功大师”的崇拜，形成了一股猛烈的气流，席卷全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练气功的人达到6000余万人，有关气功期刊就有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遍地开花。
那时像严新这样的有名“气功大师”，还有创办“中华养生益智功”的张宏堡、“香功”创始人田瑞生等。其中，田瑞生自称拥有多种特异功能，能治愈百病，发气时芳香飘飞，出现七彩光环。
这样的迷信谣言与科学精神相悖，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和警惕。1994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破除伪科学。之后轮番讨伐之下，修练气功狂潮以及与气功有关的谣言才有所消退。
1990年代：“打绝育针”恐慌背后
1990年代也有“谣言在飞”。这一时期的谣言与群众对政策的误解有关。如“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便为不少人不理解，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打绝育针”的谣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现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襄樊市作协主席的段明贵，对“打绝育针”谣言印象十分深刻，曾撰文回忆：“1991年10月， 我在看通讯员稿时， 发现有个县反映， 社会上正传言学校请外国人给中小学生打绝育针。闹得人心惶惶， 有的学校已被迫停课。”
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增长的决定》，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广以宫内节育器和绝育手术为代表的长效避孕等措施。“打绝育针”的谣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计划生育还是控制不了。所以国家要强制在青少年打一种‘绝育针’，其中男的打在太阳穴，女的打在肚脐。不适应的人就会马上死去。”
这是一位名叫“达摩流浪者的日記”的豆瓣网友有关“打绝育针”谣言的回忆。
这“打绝育针”谣言也是全国性的，当时从福建到广东到广西到海南，从安徽到湖北到湖南到江西，从河南到四川都有流传，而谣言所过之处，一片恐慌，没几所小学能正常开课。
当时学校要给小学生接种卡介苗疫苗，也被说成是要“打绝育针”。
后来，在官方媒体和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各大中小学的宣传和教育之下，“打绝育针”谣言才逐渐平息。
新世纪：谣言插上网络翅膀
纪元到了2000年代，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微博、电话、手机短信、QQ、论坛等多种传播平台成为谣言的主要载体。
其中特征是，谣言往往与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相伴——
2008年，一条通过短信发布的“蛆橘事件”，让全国柑橘严重滞销；2010年2月20日山西一些地区要发生大地震的谣言，通过短信、网络等渠道疯狂传播，使得山西数百万人街头“避难”；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海岸发生核泄漏事故后，有人在QQ群里发消息，称“食盐中的碘可以防核辐射”，引发全国“抢盐风波”等。
2013年的“秦火火”造谣传谣事件，更是将网络谣言推上高潮，从2011年动车事故至今，网名为“秦火火”的秦志晖造谣传谣多达3000余条，被媒体封为“谣王”。
类似的网络谣言不胜枚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就此称，“网络谣言已成社会‘毒瘤’。而我国的网络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网络谣言很容易成为引发社会震荡、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
网络谣言给政府、家庭和个人都带来严重的影响。2013年8月19日，北京警方率先开始网络“灭谣行动”。
但是，一场“灭谣行动”能保证以后没有谣言吗？这引起了全民思考。
从新中国的谣言事件形成来观察，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到如今的网络时代，谣言始终没有断过，虽然谣言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其产生都与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对称相关联。
“谣言止于智者，更重要的是增加信息透明度，尤其是密切关系公众安全方面的信息，让老百姓信任政府自觉抵制谣言，不信谣，不传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肖重斌对媒体如此表示。